梁晓声人世间十句话（梁晓声告诉我们）

梁晓声人世间十句话（梁晓声告诉我们）但是，有实现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有实践好的能力。对于像周秉昆那样的平民来说，好人是他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更高意义上的好则是他所不能的。就像他在心里对吕川的回应那样——“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在梁晓声看来，好是应该分出不同层次的。一个人应该学习成为好人，恪守民间意义上的好。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知识视野、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追求好政治，各“好”其“好”，“好”“好”与共。梁晓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周秉昆等追求成为一个好人时，上了大学的吕川却来信给他的朋友们提

迎来《人世间》，是我们这一代读者的幸运。这部公认的极具史诗气质的作品重建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生活，从工人、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到官员，在平民的土壤上诞生的不同阶层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历史图景。读《人世间》，我们得以沉浸到生活的河流之中，在富有共鸣的场景中重温我们的来路；更重要的是，在变动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在人物命运展开的诸多可能性中，我们得以了解一个平民中国如何展开道德想象，并经由这一想象重申关于善的信念。

《人世间》有时下小说并不多见的道德气质。当现代小说家出于对人的境况的复杂性的洞察而明智地保持沉默时，梁晓声不避陈旧，极力重申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人，也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永恒问题的又一回答者。梁晓声对于“善”的想象集中落实在“好人”身上，即他要回答在当下中国，做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做一个“好人”。这也是当下小说家集中探索的问题。

在一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关于伦理与道德的许多定见正在发生松动。这一探索，某种意义上也是重建当代世界的价值伦理。“好人”是梁晓声塑造小说人物的主旨性基调，也是他对自己，对人何以为人的期许。那么，梁晓声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好人”呢？

在当下中国，“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的朴素教化。在民间的评价体系中，仁义、善良、讲义气等传统人格修养，构成了民间道德的核心。正如小说中周志刚告诫老伴的一席话，“咱们老百姓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就随她吧”。好人，基本上是民间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比如周家长子周秉义，很早就形成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他要求自己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在这里，好人的标准甚至高于出类拔萃。他也是这么实践的。当他遇到可以改变人生的重要契机时，他没有出卖爱情，而是坦然放弃了这一机会。他经受住了人品的考验。当周志刚与作为“摘帽右派”的女婿冯化成第一次见面时，冯化成诚恳地向他表白，“我不是一个卑鄙下贱的坏知识分子，恰恰相反，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好人的意思，您懂的……”周志刚也的确根据他之前在陌生人群中的表现确认了他是一个好人。作为读者的我们都清楚，是不是好人，直接决定了周志刚是否认可周蓉的婚姻。周家的第三代周楠为救他人牺牲，周蓉也将之归因于民间教育的结果——“我见到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故事的情形。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时，楠楠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世间》中的所有人，几乎都被“好人”这一价值牵引着，跌跌撞撞地学习成为好人。

应该说，民间关于好人的价值持守，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小说发生的主要地点在共乐区光字片街道。小说用周秉义的口特地指出，“可咱们光字片的街名，却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街名，咱爸那一辈中国人起的。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连起来是孔子的话——仁义礼智信！”可见，儒家思想深远地影响了民间道德的形成，并实实在在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参照系。此外，书籍，特别是文学书籍的影响也是“好人”构成的精神要素。作为被文学影响，乃至改变命运的一代人，梁晓声对此深有感触。在小说中，他特地写到了青年们拉着窗帘，关上门，阅读与讨论经典文学作品的情形。这是属于1970年代的经典时刻。读《人世间》，被带回一个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所蕴含的对知识的热望，对于人的激情以及对整个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切，让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反躬自省。他们从文学中获得精神养分，这些养分保证了他们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成为坚定不移的善的践行者。

梁晓声这一代作家确实感受到了民间价值系统的包容性与修复性力量，于是，在小说中，他以民间的道德为精神内核，构筑了一个洋溢着美和善的民间世界。尽管他也批判民间的某些无意识心理，比如对于权势的依附等，但是，他仍然相信民间的善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在他的笔下，这一民间道德是自在自为与低调运行的，因而足以应付政治力量的冲击与侵扰。由此，梁晓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将德性与政治分开。

这一命题，首先是通过周蓉与周秉义的辩论提出来的。周秉义出于政治的敏感，嘱咐初到北大的周蓉做一个好学生，并提出做好人和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却遭到了周蓉的反击。梁晓声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辩论的具体内容。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予以想象性填充。或许，在周秉义看来，好人，是民间性的要求，其核心要素是恒定的。好学生（好青年）则是政治化的要求，与一个时代对人的身份的塑造有很大关系。 但是，对于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周蓉来说，民间的价值标准似乎是可以覆盖或者超越政治性标准的。哪一种看法更符合现实，作家似乎并未就此表态。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小说人物中见出端倪。曾经一度担任酱油厂三把手的曲老太太就是证明这一点的典型人物。对于周秉昆和他在酱油厂的朋友来说，曲老太太是他们的“贵人”。在恰巧听到年轻的工人们咒她的话之后，曲老太太并未挟私报复，反而带他们去了她家，感谢周秉昆关键时刻救助了她的丈夫，给他们提供了一顿匮乏年代少见的大餐，并给予他们有益的人生指点。此后，在他们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时，都想到请曲老太太帮忙。曲老太太也尽她所能地帮助了他们。周秉昆和他的朋友们彻底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并认定“她基本上是个好人”。这个“好”是从对待他人，特别是最底层的工人的善意中体现出来的。可是，对于周秉昆的师傅白笑川而言，曲老太太却完全够不上“好人”的标准，而是“坏透了”，原因是她在1957年以不太合理的理由将白笑川和他追求的京剧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这固然可以看出“好”的相对性，也深刻地说明了德性与政治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分离。

梁晓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周秉昆等追求成为一个好人时，上了大学的吕川却来信给他的朋友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我承认你们都很义气，但那义气，从来仅仅局限在我们之间，凡与我们无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如果遭遇了不公平，我们何曾表现过正义和同情？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我将视你们为同仁，同仁就是好人加同志……”“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换句话说，如果民间意义的“好”是在认识的有着共同命运的人之间分享善意，那么，更高意义上的“好”则意味着将自己与不认识的他人联系起来，与国家联系起来。这是政治意义上的好，也是周秉义所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是好政治的追求者。他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乃至亲人之上，为此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但是，有实现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有实践好的能力。对于像周秉昆那样的平民来说，好人是他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更高意义上的好则是他所不能的。就像他在心里对吕川的回应那样——“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在梁晓声看来，好是应该分出不同层次的。一个人应该学习成为好人，恪守民间意义上的好。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知识视野、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追求好政治，各“好”其“好”，“好”“好”与共。

接下来的问题是，成为好人就意味着获得好的生活，好的命运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然而，这恰恰是善好的魅力所在。它并不向信奉它的人们允诺同等的回报，但是，它仍然可以因其自身的缘故而闪闪发亮。梁晓声终究还是不忍心让这人世间显得过分的艰辛与充满磨难，他给他笔下的人物都安排了完美的情感生活，让情感成为好人的心灵滋养与酬报。这大约也是一个好人对于世界的善意吧。

为什么要谈论“好人”？为什么要为“好人”赋予意义？这关乎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在梁晓声那里，“好人”是他一直以来书写的核心内容。他曾经写过一篇标题为“好人书卷”的散文，一度甚至想创办一本杂志，就叫《好人书卷》，在《忐忑的中国人》里他专门用一个章节书写“好人文化”。在他看来，对好人的强调，意味着文学不仅要表现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更要表现人应该怎样。当表现了人应该是怎样的时候，文学就不再只是镜子了，而是具有了能动性与召唤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文学才成其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