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4大土司(从土司制度的破坏开始)
明代的4大土司(从土司制度的破坏开始)各土司必须按时向明朝中央政府纳贡和缴纳差发银(金)。这些制度的制定,保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土司区的控制,明朝政府还制定了金牌、勘合、底薄制度,明确规定了明朝中央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土司只听命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无权命令土司,中央政府用信符做凭证给土司下达命令。土司制度最早施行于元代。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首领的驾驭和控制,元朝统治者在西、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设置的土司职官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总得来说,土司制度在元代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十分完善。到了元末明初之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百夷地区)开始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南边疆,巩固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朱元璋沿袭了元代开始的土司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得明朝对百夷地区
明缅宗藩关系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嘉靖年间以后,西南边境地区的土司制度遭到了破坏。“土司制度”起源于秦代的“羁縻政策”。
土司制度的破坏与明缅宗藩关系的衰落当时中原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就去笼络少数民族的首领,封授他们一个官职,但并不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仍然由少数民族的首领去管理自己的部落,只要表示愿意臣服中原王朝就行。
这种政策在秦汉时期实施时还是比较宽松的,只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稍加管束,加以笼络,让他们不生异心即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原封建王朝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日益重视,到唐宋时期,“羁縻政策”开始逐渐严格。
元明清时期,“羁縻政策”进一步发展,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并最终演变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最早施行于元代。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首领的驾驭和控制,元朝统治者在西、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设置的土司职官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
总得来说,土司制度在元代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十分完善。到了元末明初之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百夷地区)开始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南边疆,巩固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朱元璋沿袭了元代开始的土司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得明朝对百夷地区的统治比元朝更加深入。
明朝政府先后在百夷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近30个土司区,其中在缅人区域就设立了缅中宣慰使司和缅甸宣慰使司两个土司区。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土司区的控制,明朝政府还制定了金牌、勘合、底薄制度,明确规定了明朝中央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土司只听命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无权命令土司,中央政府用信符做凭证给土司下达命令。
各土司必须按时向明朝中央政府纳贡和缴纳差发银(金)。这些制度的制定,保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
百夷地区的土司制度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遭到破坏,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是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朝廷派往云南的矿监、税监,镇守云南的将领等随意剥削百夷人民,激起了百夷人民的反抗。
其次是缅甸扩张领土,严重破坏了明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土司制度。缅甸利用土司制度被破坏的机会,肆无忌惮地在云南边境地区侵略扩张,当地一些土司在缅甸的威逼利诱下,与缅甸结成同盟对抗朝廷。
最后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汉族官员叛国投缅,在边境地区发动叛乱。可以说,土司制度遭到破坏,也间接促成了明缅宗藩关系的衰落。
中缅两国在边境地区爆发的这场冲突,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虽然这场冲突的规模不算特别大,但由于持续的时间较长,对中缅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对明缅宗藩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明缅宗藩关系走向衰落。
首先,这场战争严重破坏了中缅边境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而中缅边境经济贸易又是维系明缅宗藩关系的经济基础。
中缅两国的边境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存在着一条从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北部到印度的陆上贸易通道。也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条陆路贸易通道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在我国西南地区存在,被称之为“蜀身毒道”。
有的史书上也将它称之为“贝币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其中云南、缅甸境内的这段通道被称之为“滇缅商道”。
通过这条商道,中国商人将丝绸、茶叶等商品销往缅甸、印度等地区,同时将缅甸的象牙、犀牛角、翡翠、孔雀等输入中国。
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但这条贸易通道却一直商贾不断,有力地促进着中缅双方贸易的发展。元代中央政府开始在云南建立行省,并同缅甸之间爆发了战争,元朝派遣军队数次征缅。
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军事与政治的目的,滇缅商道得以拓宽,各地驿站相比之前更加齐全。明代的中缅边境贸易也得益于道路通畅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缅甸统治者每年都能从中缅边境贸易中获取巨额的财政税收,对稳定缅甸国内的经济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缅甸国内上层贵族所需的奢侈品,如丝绸、瓷器等,也都来自于中缅边境贸易,这也是缅甸统治者向明朝遣使朝贡,建立宗藩关系所追求的经济利益。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这场战争,使得中缅边境贸易几乎完全停滞,而维系明缅宗藩关系的这根经济纽带一旦断裂,明缅宗藩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其次,明缅战争使得缅甸向明朝遣使朝贡的次数锐减,从而动摇了明缅宗藩关系的政治基础。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主要体现在朝贡制度上。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通过朝贡活动强化了与周边朝贡国的宗藩关系,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国际秩序”开始逐渐形成。
不论是有汉人建立的明王朝,还是由满人建立的清王朝,都将朝贡制度视为怀柔和羁縻“远人”的重要手段,朝贡制度成为了宗藩关系的政治基础,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频率成为了两国宗藩关系好与坏的晴雨表。
明缅战争以前,明朝与缅甸阿瓦等国互相遣使频繁。据余定邦先生统计,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六十三年间,明朝先后15次遣使访问缅甸阿瓦、白古等地;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到宣德八年的四十一年间,缅甸阿瓦、白古等地先后27次向明朝遣使朝贡。
明缅战争以后,中国的史书上就极少出现缅甸向明朝遣使朝贡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缅甸东吁王朝已经基本上不向明朝遣使朝贡了,明缅宗藩关系名存实亡。
第三,明缅战争给中缅边境两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苦难,摧毁了明缅宗藩关系的社会基础。这场战争给中缅边境两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西南夷风土记》曾记载缅甸江头城曾经极其繁华,“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缅王莽应里听说明朝军队将要进攻,怕城中的中国人做明军的内应,竟然把他们赶到江边集体屠杀,鲜血染红了江面,尸体一度把江水给堵住了。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躏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人至今切齿云”。
同时,明朝政府为了对缅作战,在中缅边境地区驻扎了上万军队,这些军队的粮草辎重主要靠云南内地供应,大大加重了云南人民的负担,以至于“大理、鹤庆、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无遗村遣户,不死而徙耳”。
明朝人沈德符在谈到万历年间缅甸入侵造成的危害时也说:“云南自此虚耗矣”。中缅两国边境人民对这场战争深恶痛绝,明缅两国自建立宗藩关系以来所形成的“胞波”友谊也遭到了严重损害,给本已摇摇欲坠的明缅宗藩关系致命一击。
明王朝与缅甸东吁王朝在云南边境爆发冲突以后,明缅宗藩关系就彻底衰落下来了。往日双方互派使者访问的友好局面已不再重现。
但即使是这样,从隆庆到天启年间,我们还是能从《明实录》里看到缅甸向明朝遣使朝贡的记载,虽然次数很少,情况也相当复杂,但至少可以看出,明缅宗藩关系虽然因为边境摩擦与战争衰落了,但并未完全断绝,余波还在。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此时明缅双方还在云南边境处于战争状态,但《明实录》记载,在这一年,缅甸东吁王朝曾遣使朝贡:六月,“云南巡抚吴定表进莽应里贡象,金盒、金缎”。十一月,“缅酋莽应里等进贡方物”。
根据《明实录》记载,这是云南当地官员听信了差官黎京桂的传说而造成的。莽应里此次进贡,是经过明朝的差官黎京桂的劝说,后来托孟连土司送来的。“求赏赉,求差使颁谕封号”。明朝官员对莽应里的这次进贡行为反应不一。
礼部官员认为要“从长计议,或先颁已行之赏,以行我信,即复责其背盟之故,以察彼情。果真有乞贡之意,亦必申明约束,以后毋得肆毒夷属,借口未犯天朝为解”。
这一提议得到明神宗的赞同,派黎京桂携带礼物赴白古颁赏,但缅王莽应里却“托词不受”。万历年间的进士王士性在其所著《广志绎》一书中对此事也有记载:“缅人于壬辰岁(万历二十年)以贡物入,余时在澜沧……当事者必驳之,谓邦桂私物,误矣”。
从王士性的记载来看,莽应里的此次进贡是可信的。很明显,莽应里在中缅交战之际向明王朝进贡,是希望改善日益恶化的中缅关系的。
因为此时莽应里正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尤其是与暹罗、明朝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沉重的战争负担被转移到缅甸人民头上,弄得人民怨声载道。国内各地的诸侯也纷纷独立,反对莽应里的统治。
缅甸的宿敌暹罗也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入侵缅甸。明王朝为了抵御缅军对云南边境的侵扰,准备派使者联络暹罗,约请暹罗前后夹击缅甸。为了摆脱自身面临的困境,莽应里不得不缓和与明王朝的关系,以便自己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和暹罗的进攻。
莽应里的这一次进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缅宗藩关系。《明史》还记载,在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阿瓦王良渊向明朝遣使朝贡。莽应里的统治被推翻以后,缅甸又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莽应龙之子,阿瓦王良渊为了重振东吁王朝,花了五年的时间(公元1600-1605年),重新统一了上缅甸。
这一次朝贡就是良渊在统一上缅甸的过程中发生的。至于良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派使者前来朝贡,《明史》里面也作了说明:良渊因为“缅势顿衰,暹罗、得楞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剌残破”,所以“不敢内犯”。
良渊的这次遣使朝贡,虽然主观上是因为缅甸国内衰退,为了稳定后方,给统一缅甸和抵御暹罗入侵创造条件而不得已为之,但客观上对于修复明缅宗藩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也是缅甸最后一次向明朝遣使朝贡,这次朝贡以后直到明朝灭亡,史书上再也没有两国使者往来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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