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年代背景（寻找真实的杜甫）
杜甫的年代背景（寻找真实的杜甫）孔子曾告诫皇帝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文人他就“知之”了。这对统治者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孔子对皇帝需求欠考虑，他那个愚民之策不周全。当然，出身不可选择。依其后来忧国忧民的诗作来论，杜甫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了。他应该算是一个批判型爱国者——仕途坎坷促进了他思想感情的转变。杜甫出生在巩县，其性格接代他的祖父，他的诗歌艺术在他爷爷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对后世诗歌发展影响很大，宋代以后被推上“诗圣”高位。杜甫的父亲杜闲先后任过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等官职。细算起来，杜甫是地地道道的“官N代”。年少时期家庭富足生活无忧，这才使得杜甫有优越条件专心学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吴越齐赵），奠定了诗圣厚实的知识与阅历基础。诗圣杜甫天资聪慧，作诗的天赋小时候已经表现出来。据说他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然而，福兮祸所伏。优渥的生活条件也消磨了杜甫进取精神，延宕了他考取功名的人生。二十
作者：语哲
诗圣杜甫在当代备受推崇的名作是《三吏》《三别》，其次还有《春望》《北征》《丽人行》《兵车行》等诗作，这些诗是以思想性、人民性而著称于近代的。杜甫因此在近百年来被誉为心系苍生、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是当代国人对杜甫的主流印象。
其实，杜甫在唐朝仅在诗人精英圈子中享有一定地位，与李白、高适都是诗友；在朝廷他的声名与李白比那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历经玄肃代三任唐皇都不被认可。杜甫名盛是在宋代、清代之后，被追授“诗圣”；但是，宋、清时期备受推崇的杜诗并不是《三吏》《三别》。
（1）家世显赫杜甫出身宦官世家，家学渊博。论起来他是晋代名将杜预第十三代孙，远祖杜周是汉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曾祖父杜依艺做巩县县令时，举家从襄阳迁至巩县（今巩义市）；祖父杜审言做过洛阳丞、修文馆直学士、著作佐郞、膳部员外郎等官职，一般认为，七律、五言诗为杜审言首倡，杜甫也引之为傲:“吾祖诗冠古。”
杜甫出生在巩县，其性格接代他的祖父，他的诗歌艺术在他爷爷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对后世诗歌发展影响很大，宋代以后被推上“诗圣”高位。杜甫的父亲杜闲先后任过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等官职。细算起来，杜甫是地地道道的“官N代”。年少时期家庭富足生活无忧，这才使得杜甫有优越条件专心学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吴越齐赵），奠定了诗圣厚实的知识与阅历基础。
诗圣杜甫天资聪慧，作诗的天赋小时候已经表现出来。据说他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然而，福兮祸所伏。优渥的生活条件也消磨了杜甫进取精神，延宕了他考取功名的人生。
二十三岁之前杜甫很有些纨绔子弟之相，到处游山玩水，不过这也拓展了他的视野。青年时期的杜甫不说是锦衣玉食，那也是不缺钱的主，学习生活阅历是黎民百姓的子弟无可比拟的。
当然，出身不可选择。依其后来忧国忧民的诗作来论，杜甫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了。他应该算是一个批判型爱国者——仕途坎坷促进了他思想感情的转变。
孔子曾告诫皇帝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文人他就“知之”了。这对统治者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孔子对皇帝需求欠考虑，他那个愚民之策不周全。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管理事务增多，皇帝夺取了江山社稷，开始当起了董事长，他就需要聘请一帮子代为“牧羊”者，自己坐在那里动动嘴就好了。
皇帝总不能找一帮愚民吧？所以，历代皇帝并不全听孔子的。隋朝之后，历朝历代皇帝开始选拔文化精英们并利用（养）起来：我管你吃肉，你得帮我做事说我好。故而，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的文官都能来两句赞美诗词，好赖另说。
然而，杜甫是一个偏才，不适应科举考试。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常人十三岁就参考的乡试，游兴未尽的杜甫二十三岁上才参加。乡试杜甫估计是过了，不然也不能进入进士考试。次年到洛阳参加进士考却名落孙山。表面看来，二十四岁的杜甫显得并不十分在意，照样游乐山水间。
他是官N代、富N代，有这个经济条件，中不中举好像在他并不十分紧迫。直至十一年后的天宝六年（公元947年），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就是专招偏才奇才，杜甫闻讯即结束“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与李白辞别，只身赶往长安一搏功名。这说明杜甫心里始终存在中举之念。此时，杜甫一定认为朝廷招“通一艺者”或是自己一次鲤鱼翻身的机会。
天宝六年，唐玄宗特例选拔专才的大考我们无法判断杜甫会试成绩，因为恰遇独揽朝政、排斥贤才的宰相李林甫主考，他以“野无遗贤”判下所有应试专才士子，无一人考中。“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杜甫兴冲冲而来，志在必得；如此结局，可能让他觉得无颜见家乡父老，故滞留京兆（长安）杜陵，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京漂”。
屋漏偏逢连阴雨。不久，杜甫父亲死在兖州司马任上，后母带着三个弟妹生活，无力顾及杜甫了。
经济来源中断，寄居长安的杜甫生活立时窘迫起来。从此杜甫开始有了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体验，尝尽人间冷暖。他不得不为斗米折腰，游走于权贵之间，“奔走献赋，投赠干谒”；先后赠诗给汝阳王、尚书左丞韦济、京兆尹鲜于仲通等人，然而始终没有遇到贵人赏识提携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诗句写尽十年“长漂”屡屡遭人白眼的生活窘态。太伤自尊了。可以肯定，这些挫折对杜甫思想情感逐渐靠近社会底层民众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实，杜甫曾经为唐玄宗写过赞美诗，并接受了皇帝恩典，有杜工部的《三大礼赋》为证，哪位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杜甫家族有这个传统的。杜甫爷爷杜审言在朝言朝，就曾给武则天作过《欢喜诗》，并因此深得女皇赏识，当下就奖励他为著作郎，后又任修文馆直学士。
话说杜甫科考未中，在京城穷困潦倒，天宝九年冬天忽闻玄宗开年正月将举行庆典，立刻想起了他爷爷的路子，琢磨着拿赞美诗作敲门砖，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可见杜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神情。
于是，年届奔四的杜甫向唐玄宗先呈上《进〈三大礼赋〉表》，后又辗转献上潜心创作的《三大礼赋》，孤注一掷。果然，玄宗李隆基看了《三大礼赋》觉得写得奇妙，遂将杜甫收进集贤院待任。然而，嫉贤妒能的权相李林甫是最不希望朝中有贤者智者的，不断从中作梗，杜甫长时间并没有得到任用。
据实说，杜甫是有当官的愿望的。
“学而优则仕”被古代读书人当作座右铭奉行不渝，无可厚非。在朝做了官可以入家谱，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仅仅会写诗文一般上不了家谱。尤其是隋朝大业元年开创科考之后，“学而优则仕”与科举制度进一步融合起来，强化了文人读书做官的思想，逐梦仕途成为很多读书人的一生追求。古时文人又不能出书吃版税，拿不起刀枪，种不得豆菽，只有做官一条路，这叫“以官入世”。
因此，古代文人多有权力欲望、权利荣耀，当官是文人的终极梦想。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入仕”被美化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能具体体现文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襟。所以，入朝为官成为古代“士”的普遍追求。如此说来，读书做官也不能算是大缺点。
“京漂”十余年，希冀求得一官半职一直是杜甫潜藏内心的强烈愿望，也是他在长安苦苦坚持的精神支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诗句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杜甫想为皇帝做事的夙愿，也饱含着他企望通过做官的平台实现此生有一番改变社会作为的梦想。这期间，河南尹韦济喜爱杜甫诗作，曾到杜甫家中寻访。
天宝七年，韦济升任尚书左丞，杜甫立即奉上《赠韦左丞丈济》诗，赞颂韦家门第，委婉提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表达希望获得韦济帮助，获得一官半职的诉求。或许正是这一诗句，使杜甫顿失文人气节，让韦济看不起他；也或许韦济经过仅有的几次与杜甫的交往，认为他作诗是高手，做官不一定适合。总之，韦济始终没有回应杜甫。这无疑对杜甫的自尊心又是一个小伤害。
有些文人当官不成做了隐士，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清高，觉悟也并不比杜甫高哪去，更多的则是他们自己屡考不中而失去信心。与隐士相比，杜甫还心存生活信心。
还有些考中进了朝廷的又不尊重领导，恃才傲物，觉得自己比皇帝还高明；同僚就更不在话下了，处不好关系，等等个性因素吧，往往不被重视和重用，心中难免生怨生恨。有气节的文人在官场不能挺直脊梁，他难受，如李白。
端谁的碗属谁管，端自己的饭碗才能挺直腰杆。虽脑满肠肥，富贵却难达高贵。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于是朝皇宫挥一挥手：“爷走了！”芸芸众生过得苦，他认命，没有额外想法；文人不这样想，他因为多认几个字，生活不如人，他就觉得怀才不遇，是皇帝不能识人善任，朝中官员多是草包奸佞；再进一步，他就会指责皇帝治理社会问题，一门心思揭露社会问题（民不聊生），表明自己是正确的；也有不被皇帝认可，寻求草民百姓认可之意。
文学天赋高的，因为个性因素做不了官或做不上大官的，往往精力单集中在文学创作上，且愤世嫉俗，他们看世相就比做了官的文人深刻一层，反而因此留下传世杰作，是自尊心强的文人“求其次”的最佳结果，这叫“以文传世”。求取功名不逮成就了不少这样的文学大家。杜甫、李白、陶渊明、苏轼都是最好的佐证。
科举高中，做官顺风顺水的文人，肚子肥了脑袋空了，变成了政客；也有的文学天赋高，但治国理政谋略不如那些政客，又荒废了作文，政治上也没有建树，文学上只有当时朝廷喜欢的舔菊诗文。
跪着写出来的文章，无论语言多么华丽，词藻多么优美，讨了帝王高兴，民众看了作呕。身处高位，当朝可能有人吹捧，但人死诗灭，不可能传世。
文学天赋不高，个性又强的落魄文人一事无成，穷困潦倒，整天为生计奔命，怨天尤人，哪还有闲情逸致写诗文；而那些做官的文人则混个肚儿圆，死后和那些官僚政客一样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之中，化作粪土也算值得。
隐士也好，写出愤世嫉俗的传世名著的大文豪也罢，其实他们大多是求功名而不得的人。不要听他们落魄后说的酸话大话，不想做官，不愿做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写诗作文就好了嘛，都过了不惑之年，还跋山涉水去参加院试殿试图什么呢？
毫无疑问，杜甫文学天赋高，但无奈命运不宠，一生仕途坎坷。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一个河西尉，级别正九品下，日常职责就是捕盗、征收赋税这些杂事，他嫌官职太小不愿去赴任。
杜甫有诗为证：“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这诗还算有骨气。当代有人认为杜甫是因为这个小官负责催收税租，公干免不了逼迫百姓而不愿去干。这是以己度人，以今说古了。这个时期，杜甫对底层黎民百姓还没有那么深厚的悲悯情怀。同年十一月，朝廷重给杜甫安排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就是看守军中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的小官，级别八品下，比前授稍高，杜甫免为上任。至此，官职大小不论，杜甫总算“入仕”了。这年，杜甫已经四十三岁了。
要不咋说杜甫官运多桀呢，杜甫刚赴任胄曹参军，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他奉命前往奉先，途中顺道拐回家探望妻儿，沿途所见，到处是逃难的百姓，饥殍遍野；未进家门先闻哭声，原来他的小儿子饿死了。灾难落在自己头上感受很不一样，这对杜甫的情感进一步贴近百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史叛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洛阳，安禄山称帝。天宝十五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李隆基带着杨玉环仓惶西逃蜀地，长安沦陷。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带着家小避难于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
七月，杜甫听传太子李亨即位于灵州（今灵武）称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此时杜甫做出平生重大政治选择，把入朝做官的宝押在新君身上，八月只身北上灵州投奔新君唐肃宗李亨。
这表明杜甫此时仍然秉持忠君思想，寄希望于新主重整河山，能跟随肃宗李亨某得更高官职。
倒霉的是，杜甫投奔新主途中被安史叛军俘虏，直接押至长安囚禁起来，错失成为新君“元从功臣”的机会。这就是命运！
尽管如此，在叛军狱中杜甫还在为李唐王朝操心，写下《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和《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为皇帝剿灭叛军出谋划策。
一年后的四月，郭子仪兵临长安城下，杜甫趁战乱冒险从狱中逃出，一路打探向西乞讨追踪唐肃宗到凤翔（今宝鸡）。肃宗见他衣衫褴褛而来，感佩他的忠心，房琯也站出来为他美言，肃宗李亨即授杜甫左拾遗一职，职级为从八品上。不仅提一级，而且岗位体面。这岗位蛮适合杜甫秉性的。
杜拾遗之谓即由此而来。
此后不久，杜甫又因卷入新老皇帝的宫廷权斗再次走上背运。唐肃宗李亨为削弱父皇的势力，抓住由玄宗任命的房琯的小辫子决意罢免他的宰相职务。房琯与杜甫是朋友，在杜甫任左拾遗上曾向肃宗进过言的，也算是杜甫在朝中的一个靠山。此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三条路：与房琯切割，落井下石或明哲保身。
思考再三，杜甫决定积极参与营救宰相房琯。
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疏为房琯辩护：“罪细，不宜免大臣”，甚至不自量力地劝肃宗收回成命。当然，杜甫此举体现了重义亲友的高尚品德，但却惹怒肃宗，最终因言获罪。在肃宗李亨拿下房琯之后，即将杜甫贬到华州（今华县）作司空参军。
仕途再度遇挫，令杜甫心情异常苦闷，感叹世态炎凉，奸佞当道，忠良难以在父子二帝之间做人做官。此时杜甫心中怨气很重，自然会满腹牢骚。贬出朝廷的挫折加速了杜甫的思想转变。
不久，杜甫即告假回洛阳、偃师探亲。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二度之战爆发，杜甫返回华州途中，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事给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悲观厌仕的杜甫才写下了《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揭露了当朝很多阴暗面，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皇帝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即使听了也一定会不高兴。《丽人行》更是直接揭露、鞭挞皇亲国戚。
亏得当时没有即时出版物，也没有微信微博，杜甫这些诗没能马上就流传于当朝市面；所幸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忠君“爱国者”举报，不然，“出入无完裙”“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这么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诗，不是一首，一气写了六首，篇篇都是对时局乱象的鞭挞，对民不聊生惨象的血泪控诉。
这诗要是举报到皇帝那里杜甫必是死罪，不死也要流放或充军，纵有密友帮他，也是无论如何救不了他的。当然还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诗句，被认为是心系天下的反映。我觉得这也是爱杜甫心太切，无限拔高了。
杜甫的“寒士”是指穷秀才，解释为天下黎民百姓一定是错的。唐代的杜甫最多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还不能是共产主义者吧？彼时，杜甫触景生情，想到的是很多像他一样未能入仕的文人，为他们屋不避风雨，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窘迫处境而发出这样的呼声。
命舛运蹇的杜甫回到华州，又遇到关中大旱，他亲自“负薪采梠”，一家老小仍不能果腹，以至于又有儿女饿死了。可想平民百姓日子是怎么样的处境了。立秋之后，杜甫因对官府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以致官不聊生，愤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
应该说，这一选择，标志着杜甫与封建王朝的决裂，也即与仕途的挥别。至此以后，杜甫彻底站到了芸芸众生的队列，日常除了种菜种豆谋生就是专意写诗，俨然一副农民诗人形象。
杜甫辞官之后，遭皇帝贬谪的人谁还敢任用他呢？于是，杜甫辗转到了成都，或许是有意投奔好友严武。
在成度，幸得严武、高适等人帮助，众友人出资让杜甫在浣花溪畔搭建一座草屋，全家暂且安身于此，靠友人接济度日。生活中贫困线上，心情依旧不顺。一次大风刮毁了草屋，杜甫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充满悲情。
再说严武。他虽为武将，却爱作诗，可谓文武全才。《全唐诗》就收有严武的六首诗，其《军城早秋》一首：“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此诗足见严武善武能文，能在唐朝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严武敬重杜甫的诗歌才华，一而再，再而三地关照杜甫，可见两人交往足够深厚。
“安史之乱”时，很多老臣护佑玄宗逃往蜀地，而严武则选择护卫新主李亨西奔。由于他参与灵武起兵有功，李亨继位后即授给事中，第二年调任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杜甫到成都不久，严武却奉调回京，任侍御史、京兆尹，监修玄肃二帝陵墓。临行前严武带着酒肉登门与杜甫辞行，可见二人交情深厚。
严武走后，高适为官谨慎，杜甫小日子就差多了。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到广德元年结束；这时，吐蕃、回纥又乘虚而入。由于吐蕃进犯陇右，蜀郡西北部三州相继陷落敌手。成都尹高适应敌无方，于是朝廷复命严武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再度入川。老天也算眷顾杜甫。
严武再度赴任成都忙于备战，未见杜甫细说；待七月出师御敌大获全胜，回师成都即邀杜甫归来。严武劝说杜甫出来做官，给他举荐实职被杜甫拒绝了。于是求其次，经过深入细致的劝进工作，让他做节度府参谋，朝廷任命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职。
当时朝廷允许节度使幕府自己选聘幕僚（秘书参谋，唐之前叫门客），然后报备朝廷，朝廷授一个中央官衔。
这时候，对杜甫有成见的肃宗归天了，朝中换了代宗李豫，节度使严武表荐杜甫得以奏准。工部员外郎本来就是虚职闲差，前面再加个“检校”，实际就是严武为杜甫量身定做的一个领饷岗位。
但是不管怎样，杜甫每月收入就稳定了，因而在成都生活就安定下来，过了一段好日子，诗作颇丰。杜甫这一时期的诗作都很阳光。
“杜工部”是杜甫一生最高的官职，因而成为后人对他最常见的尊称。被尊“诗圣”之冠是宋代以后了。
古时候还没有文学家、著名诗人的称呼，更没有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之类的职称，崇尚官本位，有官职称官衔是对文人的尊敬。这种现象被视为中国的正统。古时士的地位，体现于入仕与否，入仕的文人在士这个群体是排第一位的；其次，隐士也会受到尊崇，因为它体现了士的高贵气节。如陶渊明。除此之外，那必须得像李白那样的，文章诗词写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南京到北京，高贵是官称。
这风气，到现在还延续着，而且比历史上更甚一筹。一个写诗作文的人在党政机关、文联或什么协会有个一官半职，局长、副局长、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之类的官衔必放在“家”之前；在官场，所有副职称呼时必得省略那个“副”字。
“会做人”与“不会做人”在官场实际是说你“会做官”与“不会做官”。会，就是“惟上是从”，入圈子（近百年以来叫山头、队伍）、投靠山。一个圈子的同僚，错的也是对的；对其他同僚会耍两面派，官场倾轧中往往是圆滑者胜，精于此道者被誉为“识时务”的俊杰。
老实说，官场特别适合只讲当时活得好，不管死后背骂名的人去干。一般来说，文人智商都不低，只要被官场潜规则浸染透彻，大都能够游刃官场，官运亨通。接济杜甫的严武就是很好的例子。严武两次镇蜀，最后以军功封郑国公。古往今来大抵如此。但是，官场那一套，品德高尚又恃才傲物的杜甫都做不来。
关于杜甫在官场的行为举止，新旧唐书都写道：“性偏躁，无器度，恃恩放恣。”“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因为有文化，文人的思想就更复杂（想法多），看问题也更透彻。他当别人都是傻子看不透，其实别人是看透不说透。酸腐与圆滑的区别在这里，做人的技巧也全在这里。
在很长时间里，杜甫的愤世，他对等级观念的不屑，而真实的思想会在醉酒之后从心底跳将出来。
有一次在严武家里吃酒，杜甫喝多了，酒壮怂人胆，就有点暴露本性，他竟然跑到严武床上躺着，瞪着严武大叫道：“严挺之乃有此儿！”严武虽比杜甫小十几岁，但官级正二品上，杜甫的从六品下还是严武为他讨来的。杜甫酒后狂言，直呼严武父名，就有点忘乎所以了。
两人中间差着十来级呢，还有一点君君臣臣吗？
虽说严武宽宥了他，但其他官员未必看得惯。交往中，严武也适时批评过杜甫，不要以文才自恃；李白也曾劝导过他，官场容不得慢倨傲诞。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相比严武，杜甫为官的确是很失败的。但是，文人与官宦自检者不多。往往是文人骂当政者是贪庸的“狗官”，当政者就回骂文人是不知好歹的“腐儒”。苏轼一生挫折更多，就没有像杜甫那样怨天尤人。你看苏轼的文章词赋有写社会阴暗面的吗？杜甫是一落不起，苏轼则能几落几起。
今有论者就质疑，杜甫如果真在朝廷做了官，未必能做到像魏征那样直言不讳。河阳战事紧急，假如杜甫是当地父母官，上峰派下壮丁，杜甫会不会派手下去强抓呢？这些疑问是没机会验证的了。
唐永泰元年(765年)，四十岁的严武英年早逝，杜甫一下子又失去了仕途和生活的靠山，生活再度沦落饥荒。心存自知之明的杜甫自知挂职领饷的自在日子一去不返了。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自觉地向新官辞行，带着一家人乘舟顺江东下出川，打算去郴州投靠舅舅崔湋，希望在舅舅羽下苟活余生。
三四月间，船行至夔州，杜甫一家上岸，吃的是槐叶汁冷面，杜甫觉得味道极美，当场作诗一首。诗中写道：“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衣食无着的杜甫尝到一碗地方小吃，尚且念念不忘皇帝，可见杜甫忠君思想是发自内心的。后朝苏东坡解读此诗，曾这样评价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赞其忠君境界可鉴。
由于战乱和洪水，杜甫一家像渔民一样以船为家，在湘鄂江河上漂泊经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病逝于潭州去往岳阳的湘水扁舟之中，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终其一生未能跻身士大夫阶层。
悲愤出诗人，挫折出诗人，贫穷出诗人。
纵览过往，文学大家，诗圣，词圣，大都会把悲愤、挫折、落魄化作砚中之墨，从笔端汩汩流出。按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评价，杜甫则把颠沛流离的生活，人生失败的情感转化为对朝廷政治腐朽没落、帝王昏庸无道的深刻揭露。云泥之别在于，诗圣杜甫心系芸芸众生，而多数落魄文人发泄的是个人恩怨。
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杜甫更多地接触到贫民百姓，也深切体会了芸芸众生苦难生活的无比艰辛，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转变，对底层百姓充满了同情心，成就了他的许多传世诗篇，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也不能依今证古，把杜甫描绘得像近代革命诗人一样。
客观地看，杜甫写那些贴近底层的诗歌初衷，更多的还是希望朝廷关注民生，根除时弊，以保江山社稷万年存续。说他是一个批判型忠君文人可能比较贴切。或许，这样的杜甫更真实可信，也更贴近历史。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该庆幸杜甫做不好官。朝廷不少这么一个心直口快不断惹皇帝烦恼的官，中国文学史上却多了一位伟大诗人。百姓心中有秤，百姓口口是碑，皇帝轻慢的杜甫却受到百姓爱戴。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杜甫官运亨通，不见得有多大建树，而中国文学史上必定会少一位诗圣。粪土当年万户侯，诗圣杜甫代代传。有人曾经发问：如果鲁迅生活在当代将会怎样？同样的疑问也适合杜甫，他的那些针砭时政腐败与揭露人民疾苦的诗篇，明显是端着皇帝的碗砸皇帝的锅，搁在今天，还不被“爱国分子”喷死啊？！
其实，宋清以来，传扬的杜甫诗作还是侧重艺术的。他的诗歌并不是专揭社会阴暗面的，百年前传习的艺术水平最高的也不是《三吏》《三别》。
从艺术上论，杜甫的《登高》《两个黄鹂鸣翠柳》《秋兴八首》《月夜》《望岳》等诗作皆为上乘之作；后世传颂的杜诗名句，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等，都不是出于现代推崇的几首杜诗，但却都是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现实主义高峰的名篇佳句，被后世奉为诗艺典范，并对白居易、元慎、李商隐、苏轼、陆游等产生很大影响，成就了一批文学大家。
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杜甫诗中的思想性代表作，体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后者是他的诗艺代表作，体现的是作者诗歌创作上的艺术高度，更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可惜的是，“五四”之后，撇开了杜甫诗作中的艺术经典，出于某种需要，仅将他揭露时弊的诗推上高位。不读《全唐诗》，不读《杜甫诗全集》，人们会觉得杜甫好像是一位近代左翼诗人。其实不然。杜甫就是杜甫，后人不能按需而取。
中国五千年未曾改变，改变的只是社会管理者（统治者）。杜甫像一滴水珠，折射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历史现象，文学的名著、名家大都是后世追认的，至今未见根本改变。今天的文学大家不见得会是文学史上的大家，当今不被看好的作品后世可能被尊为传世名著。作为一代诗圣，我们更多的应该是继承和发扬他的诗歌艺术。
不以一眚掩大德。世上没有完人，爱一个人，不必神化他（她）；爱一个人，必然会接纳他的某些缺陷与不足。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正确的态度，不是按需选择，更不是按需编写。
历史人物和历史一样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再则，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的意识形态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你能从中看到一个全息的鲜活的杜甫，从而理解杜甫是怎样走向亲民之路的，去研习他那些艺术成就高的诗篇。
【作者简介】语哲，本名余道金，河南信阳人。已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杂谈、时事财金评论200多篇，代表作《老人与荷》《长淮春色秀》入选多省区中学试卷，和《烟雨车云山》等二十余篇作品收入多种文学作品集。文论《散文贵有“文眼”》选入中学《语文》（浙教版）第六册第5课。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