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吃香蕉150字的优美语句（白蕉字求神情逸趣）

描写吃香蕉150字的优美语句（白蕉字求神情逸趣）诸位看古今社会上所讲的“精工四体”者，究竟有哪一体有他的独到之处?《书谱》云：“元常专工于隶书(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见有一专长，已是很不容易了。右军书圣，流传下来的也仅见真、行、草呢。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浓厚的兴趣，欲求旁通复贯，当然去研究。如果因为要表示做一个书家，必须精通四体，好像摆百货摊，要样样货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劝诸位不必贪多。一个人成为书家，能精正、行二体已是了不得，若是贪多，便易患俗语所说的“猪头肉块块不精”的毛病了。种种病态的由来，不外笔不正、锋不聚、锋不能逆入，用力不均、顿太重、过太滑、提太速、收太缓，自然有时也因受了用墨的影响。即使是一个大书家写的字，也未必个个是好的。譬如颜字，宝盖横折点势太重，好像一个人后脑勺上生了一个瘤;一捺的顿后提笔抽笔太快，好像从前老太太的金莲，加上现代摩登

书法应具备的条件，不外乎神气、筋骨、血肉六个大字。

集王羲之《兴福寺碑》（局部）

书病滋生：关乎神气、筋骨、血肉

书法应具备的条件，不外乎神气、筋骨、血肉六个大字。三者之中，如果有一方面出现缺陷，作字便有毛病了。

神气二字，是有迹象可说的。譬如有病的人，他的精神气色，自然不会和健康者一样。书法上的神采气脉，亦一望而知。《书谱》上所说的“五乖”和“五合”，便是有病无病的根源。伪造古人墨迹，为何经法眼一看，便立辨真伪呢?原来，当他一心作伪的时候，心中有人，眼前有物，战战兢兢，惟恐失真。落墨动笔，气脉已经不贯，笔墨也不能像自运的随便，因此神采便没有了。

至于筋骨、血肉，那是有形质可指的，因为筋骨出于笔力，血肉出于水墨。一般毛病的发生，当然是由于不知执、使、转、用。

种种病态的由来，不外笔不正、锋不聚、锋不能逆入，用力不均、顿太重、过太滑、提太速、收太缓，自然有时也因受了用墨的影响。

即使是一个大书家写的字，也未必个个是好的。譬如颜字，宝盖横折点势太重，好像一个人后脑勺上生了一个瘤;一捺的顿后提笔抽笔太快，好像从前老太太的金莲，加上现代摩登女子高跟鞋的后跟;一划的收笔顿笔也太重;一竖钩的回驻势太足。柳字三点水的三点，点势过分拉长，好像世俗所传明太祖画像的下巴。

讲到一般俗眼——当然是指未闻书道者，或者是一知半解者，他们有时倒未必是以丑为美，实在是因为功力未到，艺术方面缺乏修养，于是指纤弱为秀美，粗犷为气魄，浮滑为活泼，轻佻为潇散，草率为流丽，装缀为功夫，板滞为规矩，歪斜为姿态，枯蹇为老结。殊不知秀美非纤弱，气魄非粗犷，活泼非浮滑，潇散非轻佻，流丽非草率，功夫非装缀，规矩非板滞，姿态非歪斜，老结非枯蹇。若请我临床处方，那么，我将取筋骨医纤弱，取稳秀医粗犷，取沉着医浮滑，取端厚医轻佻，取谨严医草率，取闲雅洒脱医装缀，取生动勇决医板滞，取平实安详医歪斜，取遒润清洁医枯蹇。

释文：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终须求己莫求人。庚辰，云间白蕉。

书体取法：切忌贪多求全

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浓厚的兴趣，欲求旁通复贯，当然去研究。如果因为要表示做一个书家，必须精通四体，好像摆百货摊，要样样货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劝诸位不必贪多。一个人成为书家，能精正、行二体已是了不得，若是贪多，便易患俗语所说的“猪头肉块块不精”的毛病了。

诸位看古今社会上所讲的“精工四体”者，究竟有哪一体有他的独到之处?《书谱》云：“元常专工于隶书(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见有一专长，已是很不容易了。右军书圣，流传下来的也仅见真、行、草呢。

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书学上对于学书，向来有二个不同的主张，像学诗、古文辞一样。一是主张顺下，便是依照书体的变迁入手，先学篆而隶而分而正;一是主张先学正楷，由此再上溯分、隶、篆。二者之外，也有圆通先生发表折衷的见解说：学正楷从隶书入手。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好呢?我的看法是：学诗、古文辞，顺流而下的主张是不错的、科学的;但书学方面的三种主张，似乎都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实际上却都是无须的。因为这几种书体，除了历史关系之外，在用笔和结体上就很不相同。学书既因实用，而以楷正为主，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

行书作者，自须首推王右军、谢安石，大令为次。作品除前列举者外，表章尺牍都见于诸阁帖中。实在说来，晋朝一代作者都是极好的。王氏门中，如操之、焕之、凝之，其他如王珣、王珉都不凡。晋以来，宋、齐、梁、陈、隋各朝，气息也很好。直到唐朝，便感到与前不同了。唐人行书，唐太宗要算特出的书家了。其余一般来讲，都很精熟，但缺乏逸韵，这当然也是受到尚法的影响。但是比起楷正来，已比较能脱离拘束。颜鲁公的尺牍如：《蔡明远》《马病》《鹿脯》诸帖，比较他的正楷有味得多。柳诚悬也是如此。

其他如欧阳询、李北海所写的帖，都是妙迹。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秀丽非凡。褚河南的《枯树赋》，为有名的剧迹。然此二帖，大有米颠作伪可能。写尺牍与其他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板那样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行书要稳秀清洁，风神潇散，决不可草率。宋、元、明人尺牍少可观者，原因有几种：一是作行书过于草率从事;二是务为侧媚，赵子昂、文徵明、祝枝山、董思白等为甚;三是不讲行间章法。到清代人，尤无足观。

“书髓”要则：心境、性情、神韵、气味

书法到了“炉火纯青”，称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味四项条件。那么，四项条件的成因是什么呢？

心境：心境要闲静。如何会闲静呢?由于胸无凝滞，无名利心。换句话说，便是没有与世争衡、传之不朽的存心——不单单是没有杂事、杂念打扰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境界。心缘静而得坚，心坚而后得劲健。

性情：性情要灵和。缘何得灵和呢?讲到“灵”字，便联想到一个“空”字。譬如钟鼓，因为它是空的，所以才能响;如果是实心的话，敲起来便不灵了。和字的解释是顺、是谐、是不坚不柔，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性情的空灵，是以心境的闲静为前提的。心境能够闲静，犹如钟鼓，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

神韵：神韵由于胸襟。胸襟须恬淡、高旷。恬淡高旷的人，独往独来，能够不把得失毁誉扰其心曲，自舒机轴，从容不迫，肆应裕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所以能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也就是因为胸中不着功名两字。

气味：气味由于人品。人品是什么?如忠、孝、节、义、高洁、隐逸、清廉、耿介、仁慈、朴厚之类都是。古人说：“书者，如也”，又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这个“如”字，正是说如其为人。一个人的人品，无论忠义、隐逸、耿介等等，莫不反映到他的书法上去。读书人首务立品，写字也先要人品，有了人品，书法的气味便好，也越为世人珍贵。

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碑与帖：取长补短

书学上碑与帖的争论，是远自乾嘉以来的事。提倡碑的攻击帖;喜欢帖的攻击碑。从大势上说，所谓“碑学”，从包慎伯到李梅庵、曾农髯的锯边蚓粪为止，曾经风靡一时，占过所谓“帖学”的上风，但到了现在，似乎风水又在转了。

从主张学碑与主张学帖的，两方面互相攻击的情况来说，在我看来，似乎都毫无意义。我对于碑、帖的本身的长处和短处，大体上很同意阮氏的见解。因为我们学帖应该知道帖的短处;学碑也应该明白碑的短处。应该取碑的长处，补帖的短处;取帖的长处，补碑的短处。这正是学者应有的精神，也是我认为提倡学帖的和提倡学碑的，互相攻击是毫无意义的理由。对于如何比较两者的看法，我认为：(一)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二)碑刻书丹于石，经过石工大刀阔斧的锥凿，全不失真于原书毫厘，也难以相信。(三)翻刻的帖，佳者尚存典型。六朝碑的原刻，书法很多不出书家之手，或者竟多出于不甚识字的石工之手。(四)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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