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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吃香蕉150字的优美语句(白蕉字求神情逸趣)

描写吃香蕉150字的优美语句(白蕉字求神情逸趣)诸位看古今社会上所讲的“精工四体”者,究竟有哪一体有他的独到之处?《书谱》云:“元常专工于隶书(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见有一专长,已是很不容易了。右军书圣,流传下来的也仅见真、行、草呢。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浓厚的兴趣,欲求旁通复贯,当然去研究。如果因为要表示做一个书家,必须精通四体,好像摆百货摊,要样样货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劝诸位不必贪多。一个人成为书家,能精正、行二体已是了不得,若是贪多,便易患俗语所说的“猪头肉块块不精”的毛病了。种种病态的由来,不外笔不正、锋不聚、锋不能逆入,用力不均、顿太重、过太滑、提太速、收太缓,自然有时也因受了用墨的影响。即使是一个大书家写的字,也未必个个是好的。譬如颜字,宝盖横折点势太重,好像一个人后脑勺上生了一个瘤;一捺的顿后提笔抽笔太快,好像从前老太太的金莲,加上现代摩登

书法应具备的条件,不外乎神气、筋骨、血肉六个大字。

描写吃香蕉150字的优美语句(白蕉字求神情逸趣)(1)

集王羲之《兴福寺碑》(局部)

书病滋生:关乎神气、筋骨、血肉

书法应具备的条件,不外乎神气、筋骨、血肉六个大字。三者之中,如果有一方面出现缺陷,作字便有毛病了。

神气二字,是有迹象可说的。譬如有病的人,他的精神气色,自然不会和健康者一样。书法上的神采气脉,亦一望而知。《书谱》上所说的“五乖”和“五合”,便是有病无病的根源。伪造古人墨迹,为何经法眼一看,便立辨真伪呢?原来,当他一心作伪的时候,心中有人,眼前有物,战战兢兢,惟恐失真。落墨动笔,气脉已经不贯,笔墨也不能像自运的随便,因此神采便没有了。

至于筋骨、血肉,那是有形质可指的,因为筋骨出于笔力,血肉出于水墨。一般毛病的发生,当然是由于不知执、使、转、用。

种种病态的由来,不外笔不正、锋不聚、锋不能逆入,用力不均、顿太重、过太滑、提太速、收太缓,自然有时也因受了用墨的影响。

即使是一个大书家写的字,也未必个个是好的。譬如颜字,宝盖横折点势太重,好像一个人后脑勺上生了一个瘤;一捺的顿后提笔抽笔太快,好像从前老太太的金莲,加上现代摩登女子高跟鞋的后跟;一划的收笔顿笔也太重;一竖钩的回驻势太足。柳字三点水的三点,点势过分拉长,好像世俗所传明太祖画像的下巴。

讲到一般俗眼——当然是指未闻书道者,或者是一知半解者,他们有时倒未必是以丑为美,实在是因为功力未到,艺术方面缺乏修养,于是指纤弱为秀美,粗犷为气魄,浮滑为活泼,轻佻为潇散,草率为流丽,装缀为功夫,板滞为规矩,歪斜为姿态,枯蹇为老结。殊不知秀美非纤弱,气魄非粗犷,活泼非浮滑,潇散非轻佻,流丽非草率,功夫非装缀,规矩非板滞,姿态非歪斜,老结非枯蹇。若请我临床处方,那么,我将取筋骨医纤弱,取稳秀医粗犷,取沉着医浮滑,取端厚医轻佻,取谨严医草率,取闲雅洒脱医装缀,取生动勇决医板滞,取平实安详医歪斜,取遒润清洁医枯蹇。

描写吃香蕉150字的优美语句(白蕉字求神情逸趣)(2)

释文: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终须求己莫求人。庚辰,云间白蕉。

书体取法:切忌贪多求全

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浓厚的兴趣,欲求旁通复贯,当然去研究。如果因为要表示做一个书家,必须精通四体,好像摆百货摊,要样样货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劝诸位不必贪多。一个人成为书家,能精正、行二体已是了不得,若是贪多,便易患俗语所说的“猪头肉块块不精”的毛病了。

诸位看古今社会上所讲的“精工四体”者,究竟有哪一体有他的独到之处?《书谱》云:“元常专工于隶书(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见有一专长,已是很不容易了。右军书圣,流传下来的也仅见真、行、草呢。

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书学上对于学书,向来有二个不同的主张,像学诗、古文辞一样。一是主张顺下,便是依照书体的变迁入手,先学篆而隶而分而正;一是主张先学正楷,由此再上溯分、隶、篆。二者之外,也有圆通先生发表折衷的见解说:学正楷从隶书入手。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好呢?我的看法是:学诗、古文辞,顺流而下的主张是不错的、科学的;但书学方面的三种主张,似乎都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实际上却都是无须的。因为这几种书体,除了历史关系之外,在用笔和结体上就很不相同。学书既因实用,而以楷正为主,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

行书作者,自须首推王右军、谢安石,大令为次。作品除前列举者外,表章尺牍都见于诸阁帖中。实在说来,晋朝一代作者都是极好的。王氏门中,如操之、焕之、凝之,其他如王珣、王珉都不凡。晋以来,宋、齐、梁、陈、隋各朝,气息也很好。直到唐朝,便感到与前不同了。唐人行书,唐太宗要算特出的书家了。其余一般来讲,都很精熟,但缺乏逸韵,这当然也是受到尚法的影响。但是比起楷正来,已比较能脱离拘束。颜鲁公的尺牍如:《蔡明远》《马病》《鹿脯》诸帖,比较他的正楷有味得多。柳诚悬也是如此。

其他如欧阳询、李北海所写的帖,都是妙迹。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秀丽非凡。褚河南的《枯树赋》,为有名的剧迹。然此二帖,大有米颠作伪可能。写尺牍与其他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板那样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行书要稳秀清洁,风神潇散,决不可草率。宋、元、明人尺牍少可观者,原因有几种:一是作行书过于草率从事;二是务为侧媚,赵子昂、文徵明、祝枝山、董思白等为甚;三是不讲行间章法。到清代人,尤无足观。

“书髓”要则:心境、性情、神韵、气味

书法到了“炉火纯青”,称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味四项条件。那么,四项条件的成因是什么呢?

心境:心境要闲静。如何会闲静呢?由于胸无凝滞,无名利心。换句话说,便是没有与世争衡、传之不朽的存心——不单单是没有杂事、杂念打扰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境界。心缘静而得坚,心坚而后得劲健。

性情:性情要灵和。缘何得灵和呢?讲到“灵”字,便联想到一个“空”字。譬如钟鼓,因为它是空的,所以才能响;如果是实心的话,敲起来便不灵了。和字的解释是顺、是谐、是不坚不柔,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性情的空灵,是以心境的闲静为前提的。心境能够闲静,犹如钟鼓,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

神韵:神韵由于胸襟。胸襟须恬淡、高旷。恬淡高旷的人,独往独来,能够不把得失毁誉扰其心曲,自舒机轴,从容不迫,肆应裕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所以能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也就是因为胸中不着功名两字。

气味:气味由于人品。人品是什么?如忠、孝、节、义、高洁、隐逸、清廉、耿介、仁慈、朴厚之类都是。古人说:“书者,如也”,又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这个“如”字,正是说如其为人。一个人的人品,无论忠义、隐逸、耿介等等,莫不反映到他的书法上去。读书人首务立品,写字也先要人品,有了人品,书法的气味便好,也越为世人珍贵。

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碑与帖:取长补短

书学上碑与帖的争论,是远自乾嘉以来的事。提倡碑的攻击帖;喜欢帖的攻击碑。从大势上说,所谓“碑学”,从包慎伯到李梅庵、曾农髯的锯边蚓粪为止,曾经风靡一时,占过所谓“帖学”的上风,但到了现在,似乎风水又在转了。

从主张学碑与主张学帖的,两方面互相攻击的情况来说,在我看来,似乎都毫无意义。我对于碑、帖的本身的长处和短处,大体上很同意阮氏的见解。因为我们学帖应该知道帖的短处;学碑也应该明白碑的短处。应该取碑的长处,补帖的短处;取帖的长处,补碑的短处。这正是学者应有的精神,也是我认为提倡学帖的和提倡学碑的,互相攻击是毫无意义的理由。对于如何比较两者的看法,我认为:(一)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二)碑刻书丹于石,经过石工大刀阔斧的锥凿,全不失真于原书毫厘,也难以相信。(三)翻刻的帖,佳者尚存典型。六朝碑的原刻,书法很多不出书家之手,或者竟多出于不甚识字的石工之手。(四)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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