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独特之处（穿越千年的凝望）

云冈石窟的独特之处（穿越千年的凝望）由于此处为仿古建筑，我并未作过多停留。直接穿越回廊和石桥上岸，再通过一座汉白玉牌坊，拾级而上便来到了石窟的入口。我们眼前所见的寺庙建筑及周边景观均为2009年启动的云冈大景区保护与建设工程所复建，力求最大限度还原郦道元笔下“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灵秀盛景。云冈石窟是历史给予昙曜法师的最精彩记叙，而他又何尝不是云冈石窟最重要的注脚。穿过昙曜广场山门，便踏上了雄伟庄严的佛光大道，两侧分别矗立着13座“骑象四棱神柱”，为仿造云冈石窟第9、10窟雕刻而建，气势相当之恢弘。沿着佛光大道继续前行，穿过七孔石桥，便登上一座湖心岛。岛中央建有一组北魏仿古建筑群，“灵岩寺”牌匾赫然悬挂于山门之上。云冈石窟在最初开凿时本来就是一座皇家寺院，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灵岩寺石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所著的《水经注》中曾这样描述云冈石窟的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

‬云冈石窟，穿越千年的凝忘

武州山位于大同市西郊十六公里。公元五世纪，在佛教东传的进程中，北魏倾皇家之力营造了武州山大石窟寺，明代开始改称云冈石窟。自文成帝复法开凿，至孝明帝正光年间终结，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的时间，以石窟造像的方式将自己的雄心与梦想篆刻在武州山崖壁之上，并留下了这个剽悍民族、那个纷繁时代的鲜明烙印。

步入景区，首先走进视线的是一座身着广袖僧袍、矍铄清瘦的高大青铜人像，基座上刻着魏碑体“昙曜”二字。他便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发愿者——昙曜法师；而由他主持开凿的五座石窟，也被命名为“昙曜五窟”。

史书上对昙曜法师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他本为西域凉州人，北魏攻灭北凉后徙入魏都平城。公元445年，太武帝颁布诏书下令“杀沙门，毁佛寺，烧佛像”。文成帝即位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下诏复兴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澎湃的瞬间没于岁月无声，我们无从得知，当他接受文成帝委任主持开窟造像时，思绪究竟停留在何处？是故国灭亡的忧伤，还是“太武灭佛”的悲怆？是远走他乡的叹惋，抑或是“文成复法”的欣狂？

转眼，已是千年。岁月换了又换，将平淡的过往渲染成了生动的故事。

云冈石窟是历史给予昙曜法师的最精彩记叙，而他又何尝不是云冈石窟最重要的注脚。

穿过昙曜广场山门，便踏上了雄伟庄严的佛光大道，两侧分别矗立着13座“骑象四棱神柱”，为仿造云冈石窟第9、10窟雕刻而建，气势相当之恢弘。沿着佛光大道继续前行，穿过七孔石桥，便登上一座湖心岛。岛中央建有一组北魏仿古建筑群，“灵岩寺”牌匾赫然悬挂于山门之上。云冈石窟在最初开凿时本来就是一座皇家寺院，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灵岩寺石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所著的《水经注》中曾这样描述云冈石窟的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只可惜，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皇家凿窟活动宣告结束，云冈石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在佛光大道南侧的院史馆展出的一系列图片显示，二十世纪初这里已是一派荒凉景象：西部洞窟被民居、马房所占据，东部洞窟坍塌、颓败，木制结构的寺庙建筑更是荡然无存。千年云冈，早不复往昔的瑰丽辉煌。人们只能借助郦道元的妙笔，畅想北魏皇家园林当年的盛况。

我们眼前所见的寺庙建筑及周边景观均为2009年启动的云冈大景区保护与建设工程所复建，力求最大限度还原郦道元笔下“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灵秀盛景。

由于此处为仿古建筑，我并未作过多停留。直接穿越回廊和石桥上岸，再通过一座汉白玉牌坊，拾级而上便来到了石窟的入口。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60—524年，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最大的高17米，最小的只有2厘米。按照开凿时间，可分为早（16—20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中（1—3窟、5—13窟）晚（4、14、15窟以及西部诸窟）三期。其中1、2窟，5、6窟，7、8窟，9、10窟为一组双窟，11、12、13窟为一组三窟。按照从东至西的游览顺序，依次参观中期石窟、早期石窟和晚期石窟。

第3窟“灵岩寺洞”为云冈开凿空间最大的洞窟，但终北魏一代仍未能完成。

第2窟西侧的岩石地面上留有几道清晰可见且深浅不一的车辙。早在云冈石窟开凿前，这里就已是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武州山前的驿道沟通着北魏旧都盛乐和新都平城，往来车辆络绎不绝。北魏皇室选择在此处开窟造像，一方面是为了彰显皇家气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教化众人的目的。

第4窟是一座民间窟，规模较小，未开凿完就已废弃。窟内四壁风化严重，南壁有孝明帝正光年间“为亡夫侍中造像记”的题铭，是云冈石窟目前所知年代最晚的北魏造像铭记。

从第4窟向前走，穿过一座石桥就进入了石窟的中段，从第5窟到第13窟大都属于云冈石窟的中期作品，即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几十年开凿的。

这一段的石窟内均禁止拍照，很遗憾不能留下那些精美绝伦并极富想象力的影像。这两座四层楼高的木构建筑背后就是第5窟和第6窟，为一组双窟，这两座建筑修建于清初顺治年间。第5窟内北壁高17.4米的坐佛为云冈石窟中最高、最大的佛像；第6窟为中心柱窟，窟内现存反映佛传故事的精美浮雕图35幅，十分珍贵。

第7、8窟为云冈最早的双窟。第7窟最具代表性的造像为半跪的“云冈六美人”，这是云冈石窟中少有的为供养天设置的壁龛；第8窟中的供养菩萨，嘴角上翘，露出几颗洁白的牙齿，两个酒窝显得十分可爱生动，也是云冈石窟中惟一露齿微笑的菩萨像。

第9到13窟因为后世特别是清代施泥彩绘而显得鲜艳华丽，合称“五华洞”。其中第9、10窟为一组双窟，第11、12、13窟为一组三窟，第12窟的前室雕满了弹奏乐器和翩翩起舞的佛像，因此被称为“音乐窟”。

第9、10窟均为前后室结构，当时孝文帝和冯太后共同执政，有猜测双窟并列象征着二人共同统治。这是我用长焦镜头在窟外拍摄到的：前后室之间的窟门雕成一座庑殿式门楼，庑殿顶是中国传统屋顶的最高形制，与故宫太和殿相同；下部的卷曲植物纹饰起源于古希腊，随亚历山大东征带到中亚，再跟着佛教传入中国。说来也巧，在出发之前我正在阅读一本有关古希腊文明的书籍，正好读到古希腊建筑这一章节。这种植物我们译为“毛莨叶”，象征着复活与希望，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为古希腊三大建筑柱式之一科林斯柱式柱头的装饰，著名的雅典宙斯神庙采用的正是科林斯柱式。门楣上的护法神手持三叉戟，为古希腊传说中海神波塞冬的武器。

这尊菩萨左右两侧的柱头是一对向下弯曲的涡轮装饰，像是绵羊的犄角，是古希腊爱奥尼亚柱式的柱头。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元素，充分显示了云冈石窟的“国际范儿”。平城地处中原与塞外的交界，自北魏道武帝建都以来，吸引着不少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工匠、伎乐等各色人物。不同文明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经能工巧匠之手化成了云冈石窟中带有印度、波斯乃至古希腊元素的各式雕刻，古老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美得别具一格。

从第16窟开始，一直到第20窟都属于云冈石窟的早期工程。因为是由昙曜法师主持营造的，也被称为“昙曜五窟”。与前面参观过的洞窟相比，昙曜五窟的窟龛更大，里面的佛像也更加恢弘。据说，这五尊佛像有可能象征着北魏前期的五位皇帝。

第17窟的主像是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头戴宝冠，下穿羊肠长裙，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

这根柱子一头连接着胳膊，一头连接着腿部，起到了力学上的支撑作用；柱身表面有许多凹槽，呈现出古希腊多立克柱式的特点，著名的古希腊帕特农神庙采用的正是这种柱式。

第18窟是云冈早期洞窟中雕刻内容最丰富、最有特色的一座。佛像为立佛，左手抚胸，右手下垂，身着半袒露袈裟，身材壮硕伟岸，脸型饱满，鼻梁高挺，带有明显的外国和少数民族的外貌特征，是典型的北魏早期造像风格，称为“胡貌梵相”。

这一窟的明窗开凿较大，在远处就能看到佛像和身上的“千佛袈裟”，衣纹上雕刻着上千尊的小佛像，排列整齐却又富有变化，新颖奇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为云冈石窟中所特有。

东壁菩萨保存较好，头戴由莲花、忍冬、连珠纹组合而成的花冠；表情恬淡温柔，人物表情刻画细致入微，大有呼之欲出之感。

十大弟子平均分布在主佛的左右两端，东侧的五尊弟子像保存非常完好。他们皆为西域人相貌，神态各异，表情丰富，或提瓶静立，或拈花微笑，或闭目倾听，人物形象跃然而出，栩栩如生，令人不得不惊叹工匠的高超技艺。

第19窟是昙曜五窟中开凿时间最早、形制最大的洞窟。除主窟外，两边还有耳洞形制的东西窟，这种独特的形制也是云冈石窟中的一个特例。主窟佛像高达16.8米，身着半偏袒式袈裟，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佛像，也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

第19窟西边洞窟门和窗之间的横梁断裂，使得佛像完全暴露出来。这尊佛像脸庞和身体清瘦，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显然与”胡貌梵相”的主尊佛像风格不同。云冈早期造像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佛像多是袒右式和通肩式袈裟，这种“双领下垂式”袈裟更类似于汉魏士大夫的着衣风格，应完工于北魏中期，其在相貌、体态及佛衣样式等方面的本土化特征是非常鲜明的。

终于来到第20窟了！这个20窟可谓是云冈石窟的标志，与昙曜五窟前四窟的题材相同，但由于岩石坍塌，左边的佛像已不复存在。窟前立壁与窟顶的意外坍塌，却造就了云冈石窟最为经典的瞬间：露天大佛始终面带淡然的微笑，温柔仁慈地俯视着前来朝拜的众生，千年不息。

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家开凿工程告一段落，民间开窟造像之风继起，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晚期洞窟以中小型洞窟居多，造像小而简单，但变化丰富，创意十足。“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成为这一时期云冈石窟造像的特点。至此，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全面走向本土化，并成为龙门石窟开凿的样本。

从我走进云冈景区一直到参观完露天大佛，总共花费了5个小时的时间。即使我并无参佛、礼佛的信仰，也不得不为云冈石窟驻足停留，这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建筑以及艺术细节，值得人慢慢回味。云冈石窟的开凿发端于太武灭佛和文成复法事件，太和改制使得云冈石窟中的造像逐渐中国化、世俗化，中外交流的频繁带来了印度、波斯甚至古希腊古罗马的的文化因子……历史书中的平实文字借由石窟艺术，向1500年后的我们再现了北魏王朝的宫廷政治以及民间生活风貌，这样立体生动的呈现效果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

1500多年前，拓跋鲜卑，这个刚毅果敢的草原民族将他们“国祚永康，十方归伏”的勃勃雄心篆刻在山川之上。江山无法永固，民族业已消亡，历史的车轮从不曾为谁停留；但他们的精神和血脉却早已融入这片令其心驰神往的土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