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crush（拒绝痛苦拒绝被活着）
拒绝crush（拒绝痛苦拒绝被活着）大学教授：如果“被活着”，这种长寿是种折磨《我的五个愿望》“等天气凉快点，我准备去医院一趟，问问医生。”刘勇想尽快签署自己的生前预嘱。12年前，刘勇已经和死亡较量过一场。在经历十余次放疗的漫长痛苦后，他一度打败了在肾脏和膀胱蔓延的癌细胞。他为此牺牲了一个肾，而身体仍每况愈下。“那时，没有给我选择。”刘勇说，现在，他要为死亡做好准备，让自己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蓉 文/摄
过去一个多月，93岁的刘勇（化名）反复打量《我的五个愿望》。这份资料上排满六页明细，以此，他一边设想自己的临终时刻，一边认真地用铅笔勾选出自己的选择。
有些问题，他几乎不假思索，比如：我不要任何增加痛苦的治疗和检查；当我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或持续植物状态时，我不要生命支持治疗。
也有些问题难倒了他。他还没想清楚，自己该放弃哪些生命支持治疗：呼吸机？喂食管？还是心肺复苏术？
“等天气凉快点，我准备去医院一趟，问问医生。”刘勇想尽快签署自己的生前预嘱。
12年前，刘勇已经和死亡较量过一场。在经历十余次放疗的漫长痛苦后，他一度打败了在肾脏和膀胱蔓延的癌细胞。他为此牺牲了一个肾，而身体仍每况愈下。
“那时，没有给我选择。”刘勇说，现在，他要为死亡做好准备，让自己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我的五个愿望》
大学教授：如果“被活着”，这种长寿是种折磨
退休前，刘勇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2016年，他和老伴抱着旅游的心态来杭州，从此在这座陌生的江南城市安顿下来。
他举家从北京搬到杭州良渚随园嘉树小区。这是一座养老社区，住在这里的，几乎都是像他一样的中老年人。
也是在这里，刘勇接连参加了两场关于生前预嘱的讲座。第一次听，他似懂非懂，特意向主讲人要来生前预嘱的文本进行研究，还在小区的老年朋友间扩散了一圈；第二次听，他再次确信，自己需要它——“社会进步了，这一次听医生说，深圳已经立法了。”
刘勇感叹，“以前，我只知道要走法律程序签署遗嘱，处理自己的身后事；没想到，还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临终选择。”
刘勇有个亲戚和自己同龄，在ICU高干病房已经躺了四五年。“他也得了癌症，只是身体比我更差。这些年，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浑身插满管子。”刘勇叹了一口气，说身边所有亲戚都替他难受，“家属们都很痛苦。但出于亲情、出于道德、出于各种原因，谁也不愿意开口去说一句，‘算了吧’。”顿了顿，他又补充道，“他的老伴还是一位医护人员，她都下不了这个决心，选择放弃、拔管。而他本人已经没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愿了。”
刘勇说，“我的亲戚朋友里不止一个人，最后走的时候受尽痛苦。”亲眼目睹他们的遭遇，刘勇不希望自己的“那一天”到来时，也将自己和家人置于相似的为难处境，“自己和身边人都跟着遭罪，花很多钱，把国家的医疗资源浪费在这个上头。”刘勇说，“那是‘被活着’，这种长寿是种折磨。”
死亡有一万扇门，没有人能预判自己会在哪扇门前谢幕。刘勇提起自己的另一位老同事——“一直是欢蹦乱跳地到处去讲学，结果有一天，一头就栽在讲台上了。马上送去急救，还是没抢救过来。”
这件事后，刘勇就在反复琢磨，“死亡不会跟着自己的心理预期走，但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此前，刘勇和女儿女婿聊过几次自己的打算，“等到了那天，我不要插管。”直到生前预嘱闯入他的生活，刘勇开始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为临终做更多选择，比如，拒绝疼痛。
关于生前预嘱的介绍，老人们都听得很认真
熬过手术和放疗，捡回一命却痛苦万分
痛不欲生的治疗，刘勇在12年前已经体会过。
彼时，81岁的他身体还可以，还能当顾问，在全国出差。但忽然有一天，“撒了一泡尿，尿里有血”。从此，这场尿血就把刘勇拖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刘勇在女儿的陪同下辗转三家三甲医院，才最终查出自己的肾脏下端长了肿瘤，“当时已是癌症晚期，但全程都是女儿女婿和医生沟通，他们含含糊糊，没敢告诉我实情。”
在刘勇的记忆中，自己糊里糊涂被推进手术室，做了一场大手术，“一个肾和一条输尿管都切掉了”。
痛苦的放疗和灌注紧随其后。回想起那段时光，刘勇反复念叨着，“非常痛苦”，“一周一次放疗。做完之后，浑身无力，也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什么，喝水也吐。”刘勇更害怕的是伴随放疗而来的灌注——一根粗管子插进尿道灌注药物，打完药后还要不停地翻身，持续一小时，“有时，管子碰破尿道，还会便血。即使打麻药，还是会痛。”
刘勇一度无法坚持，中途停了几次，才最终完成十余次的漫长放疗。对于痛苦的忍受，最终带他闯过鬼门关，在此后持续五年的CT检查中，癌细胞消失匿迹。
事后，刘勇才知道，自己熬过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手术。医生和家人都赌赢了，刘勇捡回一条命，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从此垮了，“精神状态变得很差，体重也掉得厉害，瘦了20多斤。”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还在蜷缩，越来越矮，“以前，穿上两厘米厚的皮鞋，我的个头毛充一米八，现在，只有一米七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刘勇说，其实自己从70岁那年起，就已经对死亡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前，做的是五年计划，多活一个五年就够本儿；现在，活一年算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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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科女医生：46岁立下生前预嘱，加入安宁疗护团队
对于生前预嘱，刘勇难以做抉择的一些问题，即便摆在医护工作者面前，也会同样陷入纠结。
两年前，疼痛科女医生夏天（化名）46岁时，用了二十来分钟就填好了自己的生前预嘱。她不要疼痛和任何形式的痛苦，但对于要不要放弃一些生命支持治疗，夏天至今仍在犹豫。
夏天是杭州一家三甲医院的疼痛科医生，设想那些临终问题时，她的脑海里总是反复浮现出种种场景。“我参与抢救过很多病人，有些拉回来的，有些没拉回来，有些哪怕你用很极端的手段也有意义，有些就是徒增痛苦。”夏天说，正是因为经历的各种情况太多，自己反而很犹豫，“因为不知道未来自己将遭遇什么样的场景。”
夏天的选择和一位曾经的病人息息相关。2016年，夏天帮助了一位癌症中晚期的七旬奶奶。那位奶奶拥有一定的资源，能请到国内最好的专家治疗，使用最好的药物，但老人都拒绝了。“癌细胞已经在她全身转移，对抗性治疗也许只能延缓生命，无法使她康复，在此过程中痛苦肯定增加。”夏天记得，老人说不想刻意延长生命，只希望医生帮助她在生存期减轻痛苦，“她接受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一部分。”
老人的这份豁达与睿智，令夏天感到震惊，“当时，我接触的病人中，几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选择。”此后，夏天每天去看望老人，帮助她缓解躯体疼痛，“她其实控制得挺好，更多时候，我只是拉着她的手，陪她聊几句。”
一个多月后，老人安然离世。夏天感慨说，这个过程中，老人和家属向她流露出的信任和感激，令她深受触动。“最后时刻，老人告诉我，我给了她心理支撑，让她知道当自己痛苦的时候，是有退路的。”夏天从此开始思索，一位疼痛科医生要做的不止于药物或技术层面，而是“身、心、灵。”
在这样的思考中，2018年，夏天报名加入医院内的安宁疗护团队。经过系统培训，她才意识到，老人当时选择的就是安宁疗护，也从此接触到生前预嘱。
疼痛科医生的日常 视觉中国 供图
人生最后一公里，患者的意愿往往消失了
填好生前预嘱的当天，夏天就把这份预嘱发给丈夫。考虑到丈夫缺乏医疗知识，且可能出于爱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夏天又找到第二位委托人——自己的同事。只是，他们都没当回事。夏天记得，两人的第一反应几乎相似，“你有病吧，这么早说这种事。”
“我们的文化就是天然地对谈论死亡很忌讳，他们可能觉得现在去深入探讨这件事，对我是一种不尊重。”夏天说，自己并非心血来潮，而是认真地希望自己没有能力做决定的时候，丈夫和同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执行，“他们内心应该是理解的。”
从医多年，在很多人生的最后一公里，夏天见过太多违背本人意愿的家属抉择。
三个月前，夏天刚在门诊收到一位儿子的求助。对方的母亲年过七十，确诊胰腺癌晚期，痛得厉害。经过评估，夏天建议对方可以将母亲送去接受安宁疗护，缓解疼痛。“他母亲的预期寿命是半年，当时的身体条件接受靶向治疗已经很勉强。”夏天说，对方也多次向自己提起，母亲觉得太痛苦，想早点走，“这种情况下，只有躯体疼痛得到缓解，病人才会消除这种念头，而靶向治疗会让她更痛苦。”
但最终，求助者仍坚持给母亲进行靶向治疗。“他希望母亲多陪陪自己，说如果她走了，感觉家就不在了。”夏天深感无力，“其实这是冒风险的选择，未必会带来好的影响。”
夏天经常遇到类似的病人家属。“有些家属很尽责，他把癌症从发病机制到治疗诊断、治疗手段，再到治疗新进展，包括临床在做哪些实验、可以尝试哪些新药物，都研究得很透彻。”夏天说，面对疾病，大家已经自然地形成这种理念，第一反应就是要去对抗它、战胜它，在这条路上成为一名斗士。“但很多人不知道还有另一种选择，即使知道，也对安宁疗护充满偏见，把它和等死划等号。”
还有一对兄弟也让夏天记忆犹新，他们的父亲80岁了。“在父亲的医疗决策上，两个儿子的想法不一致，一个想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对抗疾病，延长生命；另一个关注点在父亲的疼痛上，想让他接受安宁疗护，减轻痛苦地走完余生。”后来，父亲被送进ICU，气管切开，依靠呼吸机、血透器等科技手段，将生命延长了两个月。看到父亲在ICU的场面，两个儿子最后都后悔了——“早知道不让父亲受这些苦”。因为送进ICU，他们也失去了本来可以陪伴父亲走到终点的机会。
“关于如何走完人生最后一公里的选择，没有对错，但前提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的选择。”夏天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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