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儿子说（他是胡适最宠爱的儿子）
胡适的儿子说（他是胡适最宠爱的儿子）他不仅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的财物，上缴给组织，说“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作为胡适的儿子，思想进步的胡思杜急切想要融入新的社会，当然要表现十分积极。于是父子两岸相隔，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并不如他本人所预想的那般，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早于父亲离开这个世界，这件事情一直到胡适死都不知道。1950年，报上发表了胡思杜的一篇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批判父亲：“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斥骂父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胡思杜已经不在了，很难了解他的初衷，更多人更喜欢把那篇文章当做胡杜思对新政府的“投名状”。那时候国内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编者按：1951年11月《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了一篇《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以此为契机，国内宣起了了第一轮对胡适的批判高潮。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即使是递交了与父亲决裂的投名状，最终没有改变他作为胡适子女被迫害的命运，最终精神崩溃自杀身亡。终年只有36岁。
（后排右一为胡思杜）
1948年年底，北平即将解放的时刻，蒋介石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胡适就在抢救的范围，自知难容于新政权的他欲携带家眷离开。
作为胡适二儿子的胡思杜则拒绝离开北平，那时候的他并不了解国内情况，但已经在北平学生运动中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对新中国充满热情，并委婉拒绝父亲：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于是父子两岸相隔，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并不如他本人所预想的那般，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早于父亲离开这个世界，这件事情一直到胡适死都不知道。
1950年，报上发表了胡思杜的一篇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批判父亲：“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斥骂父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胡思杜已经不在了，很难了解他的初衷，更多人更喜欢把那篇文章当做胡杜思对新政府的“投名状”。那时候国内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许多知名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表明“批胡”立场。
作为胡适的儿子，思想进步的胡思杜急切想要融入新的社会，当然要表现十分积极。
他不仅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的财物，上缴给组织，说“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
北京解放后，留在大陆的胡杜思做为胡适的后代，来到了华北革命大学（今人民大学）进行思想学习，或者说思想改造更好。因为对新时代的狂热，胡思杜的思想改造相当成功。
胡思杜急切的想要融入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事实上，这一篇文章只是胡杜思的一个思想报告。只是交给领导看的一篇作业，因为政治，它也不再只是一篇简单的报告。
在当局对胡适一边“批”，一边“拉”的姿势下，很多狂热知识分子对胡适进行了批判。包括杜思凡的这一片文章。于是胡适写了《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中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当局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于是1951年11月《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了胡思杜的这篇《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胡思杜的文章被公开发表，以此为契机，国内宣起了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一篇每个人都会写的思想报告怎么会成为两次政治的斗争武器，其中内涵不言自明。
即使是递交了这样的思想报告，还得到当局的赞赏，但是胡杜思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场批判风潮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到1955年了，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志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
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
“祸不及妻儿”原本是对暴力复仇的道德自律，在缺乏自律精神的狂潮中，胡思杜摆脱不了血缘带来的关系。他必须承受这些压力，一篇文章以及表忠心的那些举动改变不了在别人眼里仍然是“阶级敌人”的身份。
回过头看，更像是胡杜思的暂时自保的手段罢了。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胡适的影响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决心。新政府认为他是有罪的，那么这个罪至死方休。
（五十年代胡思杜工作的唐山铁道学院校区）
对胡杜思来说，父亲一辈子的名气只是他背负的枷锁，名气越高，批得越多，枷锁更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从1951年当局和胡适的彻底决裂之后，胡思杜的日子一直是沉默的、低调的、谦卑的。或者说他是看不到前路的，对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未来的迷茫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时候的他成分不好，二等公民，没有女友，不敢和亲戚联系，身边没有朋友，低调、恐慌的活着。看到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人生的春天和希望终于来了。
他积极主动地给单位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学院领导却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将他定为右派分子，并把他与父亲胡适一齐批判。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阶级异己分子。
他不知道，1957年刚刚拉开反右运动的序幕。
不停地批判和斗争让他彻底的对人生失望了，他有无限的委屈和不解，但是对于时代里的人来说很难跳出来看清，加上近7年来对父亲的批判，他每天要活在别人的眼神里，对他避之不及。生活中必须抛弃近三十多年的父子之情，事业得不到善意和理解，这一切最终让他精神崩溃。
他给在大陆仅有往来的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遗书：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7年9月21日，年仅36岁的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上吊自杀。这个承受了多年苦难的安徽宣城青年得到了永久的解脱。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只见大院墙上贴满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幸亏胡思孟是个工人，才敢收殓他的遗体，在郊外的空地上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掩埋，总算入土为安了。而胡思杜一直到23年之后的1980年才最终得到平反。
如今掩埋之地已经找不到了。
一直到胡适临死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二儿子在大陆遭受折磨死去，仍要留部分遗产于他。
这么一段沉痛的历史，即使有千言万语，都会不知道该向谁说。对于一个36岁的生命来说，人生的时光太短了。
再次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人的一生，其实更像是翻看一段历史，不是要用怀念的言语去批判，而是我们能不能从陨落的年轻生命悲剧里得到经验和教训。
胡思杜的人生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随着制度的民主、言论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我们却不该忘记，一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永远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