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的四个重要会议（遵义会议的序曲）
遵义会议后的四个重要会议（遵义会议的序曲）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短暂的会议。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命运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参加通道会议的有李德、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7位重要领导人，还有列席的几位军团领导人。待与会的人到齐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在中央红军向通道县进军的路上，周恩来了解到毛泽东的意见是反对红军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认为应转向贵州进军。张闻天和王稼祥二人也附和毛泽东的建议，要求在中央红军到达通道县后，召开会议加以研究。周恩来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县县城后，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问题，开会进行讨论。▲遵义会议油画通道会议在克服了万般险阻后，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老山界主峰，进入湖南通道县。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兵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部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下一步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等地区集结重兵、构筑碉堡线，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而此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计划进行。如果遵照此命令执行，中央红军将一步一步地走入敌人的包围圈中，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十分危急的时刻，一直被“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压制的毛泽东，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决心与错误的军事指挥思想作斗争。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就行军方向问题一直跟“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展开激烈的争论。
争论最为集中的是在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上，这三次会议最终扭转了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成为遵义会议的序曲。
▲遵义会议油画
通道会议
在克服了万般险阻后，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老山界主峰，进入湖南通道县。
在中央红军向通道县进军的路上，周恩来了解到毛泽东的意见是反对红军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认为应转向贵州进军。张闻天和王稼祥二人也附和毛泽东的建议，要求在中央红军到达通道县后，召开会议加以研究。周恩来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县县城后，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问题，开会进行讨论。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短暂的会议。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命运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参加通道会议的有李德、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7位重要领导人，还有列席的几位军团领导人。待与会的人到齐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毛泽东一向喜欢后发制人，在充分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他从容地作了发言：“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资格的哟，今天获准发言深感荣幸。不过今天即使不让我说，我也积言良久，非说不可了。对于刚才顾问讲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话，涨红了脸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那还能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当然，能够与二、六军团会师是最好不过，但是红军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元气尚未恢复，又怎么能与30万敌军打仗？蒋介石在湘江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已在湘西地区集结重兵，挡住我们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去路，而且这一次是集湘军、黔军、桂军三个方向进行夹击，敌情十分严重……”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他的‘瓮’，岂不是傻瓜？”李德瞪圆眼睛听翻译讲完毛泽东的话，好比头上挨了一棍子，再也坐不住了，愤然退席。
毛泽东继续发言说，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发言让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
毛泽东果断地重申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贵州防御力量薄弱，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不堪一击，红军可乘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觉得时机已到，便站起来高声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路上也听到了他的意见，对敌我双方的态势进行了比较，觉得只有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能摆脱困境。”
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博古虽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但他从地图上看到，绕道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所以也同意了向贵州进军的意见。
只进行了一天的通道会议虽然被李德讽刺为“飞行会议”，但却意义重大：
红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中央领导人开始反思长征以来屡次失利的原因，毛泽东也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中央领导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
特別是对毛泽东来讲，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甚至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中央高层军事会议，而且有了发言权。他的发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甚至包括博古的赞同。这个“第一次”至关重要，它使中央的战略决策层开始发生转变。
▲黎平古城翘街上的黎平会议会址。图片来源：黔东南融媒体中心
黎平会议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繁华的边界小城。1934年12月14日，红一军团的第三团和第六团一举攻占了贵州黎平，15日和16日，红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先后到达黎平。这里给养比较充足，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自长征以来难得的休整机会。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黎平会议”，开始初步清算“左”倾错误。这是中央红军自突围以来第一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简称《决定》）。《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避免红军陷入敌军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三人团”的专断，否定了博古、李德所顽固坚持的将使红军再次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的战略方针，明确规定：
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并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给予确定，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
黎平会议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作出的，说明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毛泽东开始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支持，他们纷纷向毛泽东靠拢，这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猴场会议会址。孙利 摄(图片来源：央广军事）
猴场会议
中央红军在黎平地区休整了6天后，便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从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并于1934年12月31日占领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在强渡乌江之前，中共中央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于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老调重弹，竟然置中央黎平会议的决定不顾，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红军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是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还补充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话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应无条件地予以执行。
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最重要的一句话“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成功地渡过了乌江，把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广大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1934年12月中旬起，毛泽东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上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成果，并从组织上限制了李德和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应有的权力和作用。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序曲 ，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摘自 | 《领导文萃》2021年8月上
稿件来源 | 《党史纵横》
本文作者 | 孟昭庚
责任编辑 | 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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