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制的含义和特点(禅让的主旨是推)
禅让制的含义和特点(禅让的主旨是推)《竹书纪年》有什么怎么说的呢?因此就有人怀疑,《尧典》中所谓的禅让,是儒家凭空想象出来的,甚至是有意捏造的。对此,有人还以《竹书纪年》为依据,来反驳《尧典》的 记载。以上《尧典》的记载,也被司马迁认同。《史记》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就采纳了《尧典》的说法。不过,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尧典》是成书于春秋或战国早期的书籍。成书年代不会比《论语》或《左传》更早。然而,《论语》和《左传》却并没有关于“尧禅舜,舜禅禹”的记载。这就出现问题了:《尧典》记载的依据来自于哪里呢?答案是:没有任何的来源与证据。
谈及夏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就很难回避“禅让”这件事。
所谓禅让,简单的说,就是“德才兼备者居之”,谁的品德高、能力强,谁是圣贤,谁就可以成为部族的首领。禅让与夏以后的父子或兄弟相传有本质的不同,更不是发动阴谋发动政变夺权。
《尧典》说,尧禅舜,舜禅禹。尧在位时,认为舜很优秀,后来就把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舜也效仿尧的行为,认为禹很优秀,后来把首领的位置让给了禹。
《尧典》的记载,是关于禅让最早的记载。
以上《尧典》的记载,也被司马迁认同。《史记》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就采纳了《尧典》的说法。不过,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尧典》是成书于春秋或战国早期的书籍。成书年代不会比《论语》或《左传》更早。然而,《论语》和《左传》却并没有关于“尧禅舜,舜禅禹”的记载。
这就出现问题了:《尧典》记载的依据来自于哪里呢?
答案是:没有任何的来源与证据。
因此就有人怀疑,《尧典》中所谓的禅让,是儒家凭空想象出来的,甚至是有意捏造的。对此,有人还以《竹书纪年》为依据,来反驳《尧典》的 记载。
《竹书纪年》有什么怎么说的呢?
《竹书纪年》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母见。”又云:“尧德衰,为舜所囚。”
真是毁三观: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舜是靠政变的方式夺得首领位置的,所谓的禅让,自然是假的了。
那么,我们是应该相信《尧典》呢?还是该相信《竹书纪年》呢?
俗话说,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得说什么样的话——有利于自己的话。
《尧典》中关于禅让的记载的确很美好,然而其与先秦时期儒家所宣扬的理想政体相一致,因此儒家在《尧典》中所宣扬的禅让制,难免被涂上一层深厚的粉饰,不免有夸大的成分。
那么,《竹书纪年》就可靠吗?《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记载的编年体史书,由于魏国的政权便是来自于“三家分晋”——夺权和政变。因此,站在魏国的角度,自然认为造反有理,魏国为了说明自己政权来源的合法性,自然很有可能编造出这样一段历史,来为自己辩解。
因此,《尧典》和《竹书纪年》的说法,其实都靠不住。那么,真实的禅让是什么呢?其实,从本质上看,真实的禅让制度,应该就是原始社会的部族推选制度。
夏朝以前,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当时散落在黄河流域的,是很多的部族或部落,这些部族、部落之间,经常会发生争端,有了争端,就得有人来调停。谁来调停呢?这个人选就得通过推选。
而尧舜禹的上位,都是“四岳”推选的。四岳就是部族的首领,这里的四,不是指四个首领,而是一个概念性的数字,意思是“来自于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大家推举一个部族首领出来,让这个人当周边部族联盟的盟主,这类似于《笑傲江湖》中的五岳剑派,左冷禅被推选为五岳剑派的盟主,但这个联盟是松散的,并不能直接领导其他四派。
有了各个部族的盟主,就有人召集各个部族,一起来商量划定势力范围、调停“国际争端”。有时候为了部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如说面对洪水等自然灾害等,盟主的职责就是统筹大家团结协作、克服困难,这相当于低配版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盟主,自然必须有一定的素质,他需要处事公平、有人格魅力,同时又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和能力,他所在的部族,还要是一个比较强大的部族,不然怎么会有话语权呢?在这些标准的框定之下,于是出现了尧、舜、禹。所谓的禅让,其实就是推选。
一个人被推选为部族盟主,或者被后来的盟主替代,谈不上被推举的人是什么圣贤,充其量不过是当时被认为有主持公共事务的能力的一些人而已。
后来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推选制度也随之解体,于是有了夏朝的建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