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火种交接仪式顺利完成(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参考了谁)
北京冬奥会火种交接仪式顺利完成(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参考了谁)不过,除了这类专有名称的尊外,仍有一类盛酒器被统称“尊”,这就是形似鸟兽的“鸟兽形尊”。鸟兽形尊主要有鸱鸮、禽、虎、象、犀、牛、羊、马、兔、神兽等十种,比如著名的妇好鸮尊,外形就是一只猫头鹰的形状。何尊其实,青铜器中的“尊”与“彝”类似,本来是酒器、食器等各种礼器的通名。《周礼·春官·司尊彝》中说有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这“六尊”。献尊大概就是今天所见体形像犀或牛的尊,象尊是体形像大象的尊,著尊是着地无足之尊,壶尊是以壶为尊,大尊是古代的陶尊,山尊是器上刻画有山云之形的尊。其中献、象尊在春祠祭、夏禴(yuè)祭使用,著、壶尊在秋尝祭、冬烝祭使用,大、山尊则在四季之间的追享祭、朝享祭使用。不过,“尊”在甲骨文、金文均是从“酉”从“廾”,像是双手捧酒尊之形。故从北宋《考古图》《博古图录》开始,把“尊”限制为酒器名称,但当时区分也不太严格。直到1941年容庚先生作《商周彝器通考》,才
尊是人们熟悉的中国传统青铜器,代表着泱泱中华数千年文明脉络。“中国”二字最早就见于青铜尊铭文,而近日亮相的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的造型,也参考了青铜尊中的“无肩尊”。
尊为何能成为重要礼器?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
尊本是青铜礼器通称
其实,青铜器中的“尊”与“彝”类似,本来是酒器、食器等各种礼器的通名。《周礼·春官·司尊彝》中说有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这“六尊”。献尊大概就是今天所见体形像犀或牛的尊,象尊是体形像大象的尊,著尊是着地无足之尊,壶尊是以壶为尊,大尊是古代的陶尊,山尊是器上刻画有山云之形的尊。其中献、象尊在春祠祭、夏禴(yuè)祭使用,著、壶尊在秋尝祭、冬烝祭使用,大、山尊则在四季之间的追享祭、朝享祭使用。
不过,“尊”在甲骨文、金文均是从“酉”从“廾”,像是双手捧酒尊之形。故从北宋《考古图》《博古图录》开始,把“尊”限制为酒器名称,但当时区分也不太严格。直到1941年容庚先生作《商周彝器通考》,才把觚、觯、壶、罍等一类酒器排除在尊外,使尊成为单一器类名称。
这种尊的共同特征是:大口,腹部粗而鼓胀,高圈足,形体较宽。以器身是否有肩部,被分为“有肩尊”和“无肩尊”。有肩尊既有圆尊,也有方尊,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就是有肩尊;无肩尊一般是圆尊,比如著名的何尊就是无肩尊。
何尊
不过,除了这类专有名称的尊外,仍有一类盛酒器被统称“尊”,这就是形似鸟兽的“鸟兽形尊”。鸟兽形尊主要有鸱鸮、禽、虎、象、犀、牛、羊、马、兔、神兽等十种,比如著名的妇好鸮尊,外形就是一只猫头鹰的形状。
在二里头文化中尚未见到青铜尊。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尊于1955年在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属于二里岗早商文化。这一时期的青铜尊数量不多,纹饰也比较简单,个别出现兽首装饰,无铭文。
因为商代重酒之风的盛行,所以青铜尊在商代晚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但出土的青铜尊多,而且出土范围也非常广,除了河南安阳殷墟之外,南方地区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湖南宁乡炭里河遗址等都发现了青铜尊。方尊也在此时出现,也开始有了少量铭文。
西周前期仍然延续了商文化,而且出现了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尊,比如何尊就有119字(一说122字)之多。但西周中期开始,因为周人禁酒的影响,食器、水器比酒器受到更多重视。青铜尊不但数量大为减少,而且装饰也趋向简化。春秋时期,青铜尊在北方基本已经消失。
目前所见最晚的青铜尊,是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滇人墓葬出土的双牛尊。此后,青铜尊作为一种文化遗存,消亡在了历史长河中。不过,“尊”在战国时期就引申出了“尊敬”“敬重”的含义,此后一直为今日所使用。
青铜尊铭文里的故事
青铜尊铭文有一些有趣的史料,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这里主要介绍何尊与琱(diāo)生尊。
火种台的原型就是无肩尊,而何尊就是无肩尊中最著名的一件,它也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其系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于1965年在龙泉巷金台人民公社征集。该铜尊为方形圆角,状如喇叭,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围61.6厘米、底纵19.8厘米、底横20.2厘米、重14.6公斤。
何尊上的铭文大概说的是,周成王谋划在成周(今河南洛阳)营建都城,对武王举行丰福之祭。四月丙戌日这一天,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各族宗子进行训诫,说:“从前你们的父辈为文王效忠,文王得以承受天命;之后武王又战胜了商朝,在朝廷向上天祈祷,说:‘我要以天下四方之中为都城,来统治人民(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看到父辈有功于天,务必敬重地进行祭祀。”
大臣何听了这番话,认为大王有恭顺的德行,能够顺应上天,教育了迟钝的自己。成王告诫后,还赏赐给何三十朋。当时流行贝币,一朋就是十贝。何用它来制作了这件宝尊,时间是在周成王五年。所以,这件铜尊就被称为“何尊”。
关于周武王计划营建东都洛邑,周成王派周公主持营建的史实,在《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中都有提到。何尊的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的正确性。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何尊第一次使用了“中国”这个词。尽管当时的“中国”更多是地理概念,但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国家概念的基础。
琱生尊于2006年11月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出土,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当时发现了一座青铜器窖藏,其中有两件青铜无肩尊,其形制、纹饰、大小、铭文基本相同,通高31厘米、口径31.8厘米、底径13.6厘米,有铭文113字,被称为“五年琱生尊”。有趣的是,它与过去发现的“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有关联。
五年琱生簋现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琱生是周厉王时人,祖先是周初功臣召公奭,当时召氏族长是西周晚期名臣召伯虎,琱生是召伯虎的堂弟,属于召氏小宗。厉王五年正月己丑日,琱生祭祀父亲宫仲,召伯虎前来参加。召伯虎夫人传达了召伯虎、琱生祖母君氏的忧虑。原来召氏疏于对附庸土地管理,产权归属不定,经常导致诉讼。君氏要求琱生跟随召伯虎去诉讼,分割方案则是由琱生占五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分成。
六年琱生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说的是六年四月甲子日,召伯虎和琱生对于附庸土地的诉讼工作已经结束。可见,六年琱生簋与五年琱生簋是有关系的。
那么,召氏最终采取了哪种方案呢?五年琱生尊破解了谜团。原来在五年九月初吉日,召伯虎夫人召姜就去见过琱生,召姜提出确定按五分之二的方案,这显然对琱生更加有利的。另外一件青铜器还表明,琱生在厉王十一年时还担任过周王室的“宰”。
《诗经·小雅》有一篇《棠棣》,讲的是周人宴会兄弟时,歌颂兄弟感情,其中有一句名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而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召伯虎。“琱生三器”的发现,正好可以为这首诗作上一个完美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