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汀阳漩涡理论（我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哲学上的注解）

评论赵汀阳漩涡理论（我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哲学上的注解）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解上，中国的形而上学却有不同的假定。普遍性不被认为是事物的性质，而被认为是方法的性质，即属于道的性质，于是，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等价于通用性，即在多种时间或多处空间中都管用，而最高明的道经常被描述为“无法之法”或“法无定法”。这里隐含一个思想策略，关于何种事物是普遍的断言并无证明，只不过把某种知识或某种伦理事先假定为普遍的。如果按照合理的程序，就需要先给出证明，然后才能断言。证明需要客观标准，但是对于价值，并无客观标准，于是就以“普遍化”来代替客观标准，意味着，普遍的就是成功实现普遍化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张旭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形而上的性质很难在经验上来定义，因此主要通过互相注解来形成解释或定义。一般来说，真正的或完全的存在意味着：（1）存在=永在，而永在等于历遍或占有全部时间，或者说充满全部时间，所以，存在的概念与时间的概念是等价的，虽然含义并不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赵汀阳

赵汀阳：我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哲学上的注解

历十余年而不衰，其中必有切中要害的问题意识。张旭东教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著作，其中的要害问题就是普遍主义对世界的文化殖民，同时也是世界各地对普遍主义的不适感和抵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问题。我很同意张旭东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分析，张教授还对这个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来由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对此，我想不出有什么需要争辩的想法。在这里，我只想对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做一个哲学上的注解，算是一个侧面的衍生品。

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组常见的哲学概念，有趣的是，这组概念似乎在其他学科的应用率高过哲学本身，这似乎暗示这对概念有着广泛的用途，很能说明多种问题。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概念在哲学上也广泛用于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其根源在于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发明出来的概念。因此，要理解这对概念，就需要理解西方哲学对“存在”概念的形而上设定。

一个存在如果不是普遍的存在，就会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是偶然的、暂时的和不完全的存在，就是说，特殊的存在没有触及存在本身或存在的本质，只是存在的不稳定表现，属于过眼烟云或表面浮云的现象。普遍性是属于存在本身的一个本质，也就与存在本身的其他本质密切相关甚至互相注解，包括必然性、永恒性、确定性乃至完美性。严格地说，存在本身的概括性本质是完美性，而完美性蕴含了普遍性、必然性、永恒性和确定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张旭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些形而上的性质很难在经验上来定义，因此主要通过互相注解来形成解释或定义。一般来说，真正的或完全的存在意味着：（1）存在=永在，而永在等于历遍或占有全部时间，或者说充满全部时间，所以，存在的概念与时间的概念是等价的，虽然含义并不全等，但“取值”全等。这是在时间意义上的普遍性。（2）存在=遍在，而遍在等于占有或充满全部空间，于是，存在的概念又与空间的概念是等价的，同样，在含义上并不全等，但在“取值”上全等。这是空间意义上的普遍性。不难看出，要达到这样的双重普遍性，普遍性就同时意味着必然性、确定性和永恒性，而当这些性质形成互相注解时，可以想象，那就是完美了。显然，特殊性的存在不能满足以上标准，所以是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而且是终将消失的事情。

这些形而上的性质的互相注解表面上是合乎理性的甚至是逻辑的纯粹思想关系，但其实已经暗含了一种价值性的存在论等级制，即普遍性高于特殊性。这种存在论的等级制直接反映在知识论和伦理学中，比如说，具有普遍性的就是真理，至少也是普遍知识，而“地方知识”就是次等的；同样，地方性的伦理只是习俗，而不是“规范性”的普遍标准。

这里隐含一个思想策略，关于何种事物是普遍的断言并无证明，只不过把某种知识或某种伦理事先假定为普遍的。如果按照合理的程序，就需要先给出证明，然后才能断言。证明需要客观标准，但是对于价值，并无客观标准，于是就以“普遍化”来代替客观标准，意味着，普遍的就是成功实现普遍化的。

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解上，中国的形而上学却有不同的假定。普遍性不被认为是事物的性质，而被认为是方法的性质，即属于道的性质，于是，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等价于通用性，即在多种时间或多处空间中都管用，而最高明的道经常被描述为“无法之法”或“法无定法”。

按照这个标准，甚至逻辑也不是充分普遍的道，比如说，逻辑处理不了价值观或情感冲突。更有趣的是，特殊性并非比普遍性低级，只是不同，特殊性是属于事物的性质，特殊性总是与物、性、情和体用联系在一起来理解，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有其独特的性质、独特的体用、独特的情势，无法一概而论。

按照这种理论，任何一种存在都是特殊的，没有一种存在是普遍的，唯有方法才可能是普遍的，但绝大多数的方法也是有限普遍的，真正达到完全通用性的方法只能是无法之法，即能够顺应一切可能性的应变之道。

在此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形而上学假设是非常不同的，粗略地说，西方形而上学假定，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事物的性质，普遍性是存在的结构性本质，而特殊性是存在的偶然现象；中国形而上学假定，特殊性是事物的性质，而普遍性是方法的性质，因此，普遍性和特殊性并无高下之分，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同级别的性质，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对于任何一个事实而言，两者都不可或缺。

当然，中国形而上学里也有存在论的等级制，天地人三者被认为是最高的，但这种存在论等级制不会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形成歧视链。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形而上学比西方的形而上学更高明，只是解释了两者不同的思想格式。

这种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深刻差异显然影响了对事物的预期，于是，在西方与中国之间难免出现深刻的互相误解，因此互相失望。互相失望的一个例子是，在西方思想里，普遍性意味着结构性，而结构是不能拆散的，必须保持结构的一体性，西方相信“市场化-民主化”是一个必然结构，于是对中国的实践感到不理解和失望；反过来，中国思想相信普遍性在于方法，而把市场、民主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理解为方法，方法可以灵活运用，可以活学活用，可以按照具体需要和条件来运用，所谓法无定法，因此对西方的刻板反应也感到不理解和失望。总之，许多互相误解都可以追溯到形而上学的不同设定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