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带桥夏完淳赏析（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
宝带桥夏完淳赏析（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东晋面对北方强敌，卓然自立，桓温的功劳不可忽视。显然，想谢安这样的名士仍未意识到清谈的危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一句“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可谓是他最真实的心声。桓温渴慕的是司马昭、司马师兄弟那样的人物。他曾感叹“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其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多次战争，正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东晋朝野尚清谈、废事功的大风气下，桓温不仅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丝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当时的清谈做派。《轻诋》记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临川王刘义庆作为刘宋宗室代表人物之一，自幼才华出众，雅好文学，沈约《宋书》称其文采词章“足为宗室之表”。他主持编纂的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历来为人称道，小说往往通过人物的言行就展现出人物的独特风貌，令人印象深刻，桓温就是其中一例。在刘义庆的笔下，桓温的角色无形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悄然转变，正史中那个戎马倥偬、望实俱损，野望未遂的军事强人、反叛枭雄，渐渐得淡化了，他既是洛阳街头游迹赌城的轻狂少年，也是临风抚柳、泫然泣下的暮年烈士，他既是常坐清谈场，倾心听闻的半个名士，也是虎视何雄哉而发雷霆之怒的一代豪雄。
一、清谈风尚下特立独行的边缘人
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但是有一个“由儒入玄”的嬗变过程，在后来，清谈的原理是玄学的内容。在经过曹魏、西晋两代后，虽有陶侃、王羲之等人极力反对清谈，然而由来已久的清谈之风仍盛行于偏安一隅的东晋朝野。如《世说新语 言语篇》（以下省略《世说新语》仅仅称呼篇名）中记载：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条，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从自救。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显然，想谢安这样的名士仍未意识到清谈的危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一句“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可谓是他最真实的心声。桓温渴慕的是司马昭、司马师兄弟那样的人物。他曾感叹“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其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多次战争，正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在东晋朝野尚清谈、废事功的大风气下，桓温不仅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丝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当时的清谈做派。《轻诋》记载：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东晋面对北方强敌，卓然自立，桓温的功劳不可忽视。
桓温以沉痛的语气抒发对国土沦丧、满目疮痍的伤痛，更对所谓的风流名士表示鄙夷与厌恶，至少要求对其历史罪责进行问责。桓温是那个时代重实务的人，他渴望建功立业，这种强烈的功名意识在《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间接的描写，如《豪爽》载：桓公读高士传，至於凌仲子（陈仲子，生活简朴清廉的齐国隐士），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直接否定了於凌仲子的隐士行为，他向往的是管仲一类的人物，曾言“仁称不异，宁为管仲”。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克定西蜀，北伐前秦、前燕，一度收复旧京洛阳，用实际行动表达其一匡天下的决心。
《世说新语》中的桓温不再只是刻板印象中一心谋篡、探求九锡、心机深沉的朝臣，他也具有风采卓然、气度爽朗的一面。《容止》记载：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刘孝标注引《三国志·吴志》曰：孙仲谋“形貌魁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注引晋阳秋曰：“宣王天资杰迈，有英雄之略。”以桓温比孙权司马懿，身为永和名士风流之宗的刘惔，能给出桓温如此高的评价，其言语间的赞赏、钦佩表露无疑。再如《排调》载：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哪得坐谈？”桓温爽朗豪迈的气度展露无遗，也可见他并没有因与东晋总体社会风尚相悖而自惭形秽。
二、惜才而知人善任的乱世伯乐
在东晋这个尚玄的时代里，桓温虽然特立独行却也为时代所熏染，他善于品鉴，珍惜人才，他是乱世中的伯乐。
《雅量》记载：
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再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
对作为政敌的司马昱大加赞赏，不吝言辞，丝毫不见正史中咄咄逼人之象。不仅如此，他还以卓然的眼光，赏识人才，培养了自己的政治集团，据研究者统计，《渚宫旧事》卷五所列成员就包括：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徽之、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这19人中来自一流大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和高平郗氏者占7人，另有7人来自官宦家庭，1人来自富盛乡豪，剩余4人中，伏滔，郝隆、韩康出身不详，来自寒族者应只有罗友1人。《世说新语》中这些人的故事大多都有收集。如《文学》载：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袁宏文采非常，桓温赞赏“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等等。
桓温分别于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二年(356)及太和四年(369)发动北伐北方十六国的战役。
桓温的所开幕府之中可谓群贤毕至、人才济济，谢安、王珣、郗超等士族子弟都曾担任过他的下属，而他们本身又极具风采——这当中实际上不乏作为质子的功效作用。《雅量》载：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扑，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桓温也曾感慨“吾门中久不见此人”对谢安的赏识与钦慕溢于言表。王珣、郗超一为主簿。一为记室参军，此二人“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作者将此则故事列入《宠礼》，恰如其分，表示对人才的表彰和奖掖。又如《赏誉》：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至民誉”曾为罗含称赞的谢镇西亦为桓温所重，桓温上表时也对谢尚称赞有加，谢尚后来果然屡立战功，并在北伐中为晋庭寻回遗失已久的传国玉玺。《赏誉》：桓公语嘉宾：“阿源有德有言，向使做令仆，足以仪行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从后来殷浩北伐的结果来看，桓温的识见的确精到，殷浩一介清谈名士，谈玄固然胜人一筹，与军事方面实无任何建树，北伐屡战屡败，终被朝廷废黜。于繁芜杂丛、良莠不齐的士族中选拔优异之士，确需要超乎寻常的品鉴才能，而桓温做到了。
真正伯乐不仅能相马之体格，更能察知其毫末。能于生活点滴见人之品格。《黜免》：“桓公坐有参军椅，烝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说桓温是伯乐，不仅因为他能赏识有才之士，品鉴当世名士，更因为他能体察人情，洞悉人物品性之高低。从这则记载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对人事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标准，即使这套标准并不迎合世风，但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可能的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人之长短高低。
三、狂放、直率、大度的性情中人
观桓温少时行迹，便足以看出其不同于士族子弟之处，《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故事，桓温少时家贫，游迹赌场，结果输的很惨，无力还债，无奈之下便去求当时以赌术闻名的袁耽，最后袁耽替其赢回百万的故事。寥寥几笔，一个鲜活生动的少年形象便跃然纸上，在《世说新语》中桓温是一位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性情中人，相较正史，少了几分戾气，多了些许温情——这或许与桓温实际上出于高平陵之变遇难的桓范家族，刑家漏网之鱼，特殊的原因造成了他与东晋主流观念（无论朝野）的区别。
桓温的夫人是晋明帝的女儿南康公主司马兴男。
此外，《豪爽》记载桓温读《高士传》，读到於凌仲子时，便扔掉手中的书，并言“谁能作此溪刻自处！”在那样一个推崇隐逸的时代，桓温敢于对当时名士奉为楷模的高士大加贬斥，足见其骨子里的狂放不羁。再如《方正》载：王、刘与桓公共至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刘孝标注引温别传曰：“温有豪迈风气也”。酒是清谈名士的外在象征，魏晋时期不乏疏狂之士醉酒的逸闻，此则故事中，刘惔醉酒后的行为更为放诞，直接提起腿架在桓温脖子上，面对如此不礼貌的行为，桓温也只是举手拨去，举手投足之间无不体现其不拘一格的豪迈风姿。
《世说新语》当中还记载了一则后世颇有争议的故事，《赏誉》中记载：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后人分析此条，往往将其作为桓温欲效仿王敦故事而急吼吼想行谋逆之事的直接证据，却忽视作者将其归入《赏誉》门的用意，“赏誉”指对人物的鉴赏赞誉，和《识鉴》门不同的是，它不包括对事态发展的预见，完全是从不同的侧面对人物品格、才华、风度进行评论和赞赏。桓温行经王大将军墓边，看见斯人已逝，更多的是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和斯人往昔风华的惋惜，“可儿”之称见刘孝标注引孙绰《与庾亮笺》曰：“王敦可人之目，数十年间也。”余嘉锡认为，生前已有“可人”之目，桓温“从而称之”，翻译成杜先生（杜月笙）口气的上海话就是：
道虽不同，侬是模子，王大将军手面是有的，就怕他太聪明了一点。
因此这里无论从文本本身还是桓温的心态（包括对）不能直接推演出桓温对王敦叛乱之事的赞赏之意。
《世说新语》记载的另外两则故事，令我们对桓温性格的另一面有更深的理解。《黜免》载：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嚎，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作为征战沙场、见惯生死的沙场统帅，人只道他有铁腕，有铮骨，却不知他也有一颗对万物饱含深厚的同情之心。《言语》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桓温北伐示意地图。
作为东晋重臣，桓温一生三次北伐，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克复神州的打算，完全是借北伐来树立权威、增加权势，恐怕不完全公正，在他的内心里无疑有真诚的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桓温第三次北伐，看到第一次北伐时手植柳树已经十围，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而北伐之业却尚未竟其全功，不由触发了名将桓温内心的悲凉，竟至于“泫然流泪”，综上，至少在东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的政治环境下，论迹追心，桓温不失为一个忠臣，桓玄篡晋建楚的罪责也不能倒算到他5岁时候已经去世的桓温头上。
大亨元年（403），桓温幼子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建立桓楚， 不久， 被北府军打败，在逃亡中丧命。
说到底，桓温最后郁郁而终，是因为“枋头之败”导致“望实俱损”，而不是东晋君臣识别了埋伏在身边的野心家（具体阻碍杯葛是有的），从这点来看，桓温也并没有要借助自身军阀势力夺权的企图。
宗白华先生说的好:
枕戈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温，勇于自新的周处、戴渊，都是千载下懔懔有生气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