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尊敬孔子（为什么司马迁给孔子立）

司马迁为什么尊敬孔子（为什么司马迁给孔子立）而道家的杰出人物老子、庄周、列子、杨朱、文子、田骈、慎到等，堪称群星璀璨，不说一直活跃于世间的方士，就是西汉初期黄老之术成为治国主政的主导思想，老子就算不能能获得黄帝一样的本纪待遇，获得一个世家待遇不过分吧？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儒家出了三大宗师孔子、孟子、荀子，荀子有点不幸，似乎还被诋毁咒骂、要被开革出儒门，剩下的几乎都是活跃在底层的儒生，整天挂在嘴边嚷着“孔老师曾经说过”，金字塔顶端的那人形象就出来了，倒是跟前些年活跃于西南省份的某些不法组织有点像；两人存在的年代差不多，学术成就姑且算是不相伯仲吧；官途上，孔子追求一生，也只在晚年才有机会干了三年，很快就干不下去自行辞职了；而老子安心地做了很多年的周王室图书管理员，后来直接离职而去，这一点上，两人的差别也不大，不足以让孔子获得世家的待遇，要知道，无论是他所谓的祖地宋国还是长期生活的鲁国，也才是世家而已。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另一个能获得

老子

司马迁号称“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但他的笔下，为什么孔子能得“世家”，而老子才得“列传”的待遇？

作为后世的中国人，即使以最朴素的观念来看，都能轻易判断出，老子的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根本不弱于孔子，可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从我们这一世的尺度评判，那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时代往前看，老、孔二人，谁的成就更有资格呢？

两人存在的年代差不多，学术成就姑且算是不相伯仲吧；

官途上，孔子追求一生，也只在晚年才有机会干了三年，很快就干不下去自行辞职了；而老子安心地做了很多年的周王室图书管理员，后来直接离职而去，这一点上，两人的差别也不大，不足以让孔子获得世家的待遇，要知道，无论是他所谓的祖地宋国还是长期生活的鲁国，也才是世家而已。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另一个能获得跟自己国家同一层待遇的只有秦国和秦始皇。

孔子

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儒家出了三大宗师孔子、孟子、荀子，荀子有点不幸，似乎还被诋毁咒骂、要被开革出儒门，剩下的几乎都是活跃在底层的儒生，整天挂在嘴边嚷着“孔老师曾经说过”，金字塔顶端的那人形象就出来了，倒是跟前些年活跃于西南省份的某些不法组织有点像；

而道家的杰出人物老子、庄周、列子、杨朱、文子、田骈、慎到等，堪称群星璀璨，不说一直活跃于世间的方士，就是西汉初期黄老之术成为治国主政的主导思想，老子就算不能能获得黄帝一样的本纪待遇，获得一个世家待遇不过分吧？

可世事就是那么让人大跌眼镜，在司马迁笔下，老子的待遇就是不如孔子。老子只被记载在《老子韩非列传》里面，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一篇里面不但记载了老子、庄子、申子、韩非足足四人，居然有一半的篇幅被司马迁拿韩非的《说难》内容填充；而从四人在诸子百家中的区分来说，老、庄属于道家、申子和韩非属于法家，完全就是囫囵打包在一起，司马迁根本就没有给老子应有的尊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是当时的政治形式不对。在司马迁还年少的时候，汉武帝就一直在以崇儒为手段和崇尚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别苗头，窦太后去世之后，儒家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成了真正的巨无霸，而道家只能被边缘化。这就像西汉的两位韩信，还有卢绾，虽然是曾经当过王的人，但毕竟后来被撸掉了爵位，所以只能挂着列传的头衔。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原因，无论是陈胜吴广起义，还是后来的群雄逐鹿，他们并不是覆灭秦朝的最大功臣，出了大力的是不为大众熟悉的某个方士，后来西汉初年推行黄老学说治国，很大的可能因素也是来源于他，即使在此人和他所代表的势力风流云散之后，刘家还是继续推行了一段时间无为而治，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刚好随着儒道之争也做了切割和交代（汉武帝设置卢敖县，可以参考我另外两篇文章的分析），这也意味着道家退出主流意识领域成为铁案。

而司马迁虽然总是想突出自己的独立立场和标新立异，在史书中表达自己的观念，但在整个社会特别是皇帝都崇儒抑道的情况下，如果他还要唱反调，那就不光是个人受刑一遭，还有可能被抄家灭族连累家人。

第二，虽然司马迁的父亲推崇道家思想，但毕竟两代人生存的年代背景不一样，司马迁是在整个社会开始崇尚儒学的氛围中长大的，并且曾经在孔安国和董仲舒门下求学过，已经在深心之中认同儒家学说。作为个人来讲，他自然知道天平往哪边倾斜，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史记》中，不但有很多孔子曾经编辑过的资料被他照单全收，连儒家的观点在著作里也运用的炉火纯青，先射箭、再画靶，一气呵成。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第三点。

在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挨了饱含羞辱的一刀之后，他除了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洗刷”清白，还要找一个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不敢将这一切清楚指向汉武帝，皇帝表面尊儒，实际却是行的法家的恶法，这就成了司马迁怨恨的对象。

司马迁对于法家的厌恶不仅在于这件事。司马迁有一位先祖司马靳曾经和白起一起参与了坑杀四十万赵军的决策和执行，如此恶名，必须洗脱，何况两人还一起被赐死，于是我们在《史记》中就看到了“睚眦必报”的范雎和“昏聩妒贤”的秦昭襄王；而这一切又是来源于暴秦和它的恶法，处于新朝代的他，于公于私对秦国都没有好感，对主导秦国大政方针的法家学说恶感更甚。

俗话说，爱屋及乌，有时候恨一个人、一件事也会无端扩大范围。在司马迁的观念中，无论是申不害、商鞅还是韩非、李斯，他们这些法家人物的刑名之说的源头在道家，大概是认为两家学说属于一丘之貉吧。

综上所述，在司马迁的叙事逻辑里，自然不可能给道家学派应有的地位；虽然他不敢诽谤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但耍点小手段，抑制一下道家另一领军人物——老子，还是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