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与柳传志分歧的原因（倪光南写了一份公开信）
倪光南与柳传志分歧的原因（倪光南写了一份公开信）当时，有一些人看了倪光南的信，感觉到总工程师多少有些借题发挥，甚至会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如此容易动怒感到迷惑不解。但了解倪光南之后，就觉得这可能就是科学家严谨，不善于也不愿意向一些流言蜚语低头的秉性。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倪光南的信这样写道：从事实出发，小侯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做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
仔细检查联想档案，就可以发现，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竟是一桩小事。事情起因是这样的，为倪光南开车的司机叫侯海滨。这个侯海滨在一年时间里，连续发生四起交通事故，柳传志得知情况之后，便责令车队为倪光南更换司机。
有一天车队队长王威在同事中说，倪光南的夫人赵明漪曾抱怨“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
倪光南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在他看来，车队队长王威“完全是捏造”事实。同时，他也联系到自己和公司其他领导的矛盾。
由于1994年这年联想业绩不好，正计划裁员。倪光南就很快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他觉得王威“捏造事实”这事件背后，一定大有人在做文章。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直接送“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柳传志本人传真。
倪光南的信这样写道：
从事实出发，小侯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做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
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我建议：1. 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 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
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当时，有一些人看了倪光南的信，感觉到总工程师多少有些借题发挥，甚至会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如此容易动怒感到迷惑不解。但了解倪光南之后，就觉得这可能就是科学家严谨，不善于也不愿意向一些流言蜚语低头的秉性。
但是，柳传志收到信之后，他认为倪光南是“含沙射影”针对自己，再一想到倪光南四处告状，他就更加反感起倪光南来。他认定这封信的锋芒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决心与自己的这位搭档摊牌。
他在一封回信中写道：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10年了。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心存感激。
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事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做是一种光荣。我把对你的关心放在了十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齐鼓不齐，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后来说自己的这封信“非常诚恳”，又说这是“最后通牒”。他当时刚刚摆脱美尼尔症的侵扰，觉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
但是，柳传志相信自己这个感觉不会有错，那就是“倪光南开始找茬儿了”，于是，他在心里决定，这封信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推心置腹。
柳传志后来对人说：
“如果他回信，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
可是，倪光南最终还是没有回信。因为，倪光南不再相信柳传志的诚意，认定柳传志这封信表面上句句感人肺腑，实际上，他这都是写给别人看的，如若不然，他留着那信的底稿又为了什么？
这样看来， 1994年春天在联想历史上的最令人悲伤之处，就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彼此失去了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