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卧龙岗八卦阵怎么走出来（明代南阳卧龙冈和麒麟冈位置互换探讨）

南阳卧龙岗八卦阵怎么走出来（明代南阳卧龙冈和麒麟冈位置互换探讨）6.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梅溪，源出紫山，南流注淯，故老传溪西有百里奚宅”。5. 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太史公记载百里奚是荆鄙之人又在宛，究竟百里奚是虞人还是宛人，不是本文重点，也不展开讨论。2. 《管子》有“百里徯，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孟子》有“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土，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始见百里奚大名。3. 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记载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於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同时期《韩非子》有“百里奚自以为虏”和《鹖冠子》有“百里奚官奴”。但均未见到百里奚是何地人以及家宅的记载。4. 西汉刘向《战国策》记载“百里

前言：

前些时日受 @热心星球vD 《诸葛亮躬耕地脉络梳理二六——南阳知府透露的躬耕地真相》一文启发，着手研究了百里奚墓的有关历史记录。后由 @天下莫能与之争 指出三峰山之战主帅为托雷，感觉自己对蒙军了解不足，需要完善一些资料。@白曜德 对于诗歌和碑刻材料颇为看重，强调“立体化研究”，所以我也觉得有必要增加一些诗歌和碑刻材料。因之前使用手机仓促成文，发布后一直找不到修改入口，以上不足一直不能完善。国庆期间，闲暇较多，得以使用电脑重新整理，随着资料的进一步丰富，我删除了前文中的一些主观猜测，尽量使用材料（包括诗歌和碑刻记录）来论证。第一节补充了百里奚墓的有关诗词，第二节增加了卧龙岗的碑刻记录，第三节和第四节重新梳理了唐宋金对诸葛亮的祭祀态度及诸葛亮宅的记载，第五节按以上搜集的材料对照分析了卧龙岗的产生时间和背景，第六节论述了卧龙岗和麒麟岗的位置互换。由于文章较长，读者可直接查看自己感兴趣的章节。

一、百里奚从春秋到清代的记载

百里奚是春秋时期著名人物，《左传》查无其名，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认为“百里奚始见《孟子》及诸子书”，汉代始有百里奚是宛人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文献表明在宛县附近有百里奚宅，北宋始有百里奚墓的记载，南宋书籍记载唐代南阳县立有五羖大夫碣，黄庭坚见到墓址时其碑已断，元代史料不见有墓，明代史料则墓在宅旁，可见百里奚墓起于唐、盛于宋、败于金、匿于元、复于明，由南阳县西南七里“迁移”至南阳西百里奚宅附近的关键时期就在元朝。

1. 《左传》无百里奚之名。只有百里（僖十三年）、孟明（僖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及文元年）、百里孟明视（僖三十三年）、孟明视（文二年）。僖十三年之百里，据杜注是秦大夫。三十二年之“召孟明、西乞、白乙伐郑”，文元年之“复使孟明为政”，二年之“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三年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皆指百里孟明视。百里奚和孟明视是否同一人不是本文重点，不展开讨论。

2. 《管子》有“百里徯，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孟子》有“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土，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始见百里奚大名。

3. 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记载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於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同时期《韩非子》有“百里奚自以为虏”和《鹖冠子》有“百里奚官奴”。但均未见到百里奚是何地人以及家宅的记载。

4. 西汉刘向《战国策》记载“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西汉桓宽《盐铁论》记载“虞不用百里奚之谋而灭，秦穆用之以至霸焉”，他们哥俩认为百里奚是虞人。

5. 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太史公记载百里奚是荆鄙之人又在宛，究竟百里奚是虞人还是宛人，不是本文重点，也不展开讨论。

6.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梅溪，源出紫山，南流注淯，故老传溪西有百里奚宅”。

7．北魏郦道元（466年～527年）的《水经注》有“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县北紫山，南径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于秦为贤大夫，所谓迷虞智秦者也”。宛县只见百里奚故宅，周边并无百里奚墓或五羖大夫墓。

8. 北宋乐史（930年—1007年）撰写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百里奚，宛人，仕虞…南雍州记云南阳县西北七里有梅溪，源发紫山，南经百里奚故宅…五羖大夫百里奚墓，在县西南七里，有石碣存。墓前有七星石”。

9．北宋黄庭坚(1045年-1105年)诗作《过百里大夫冢》有云：

行客抱忧端，况复思古人。

何年一丘土，不见石麒麟。

断碑略可读，大夫身霸秦。

虞公纳垂棘，将军西问津。

安知五羊皮，自粥千金身。

末俗工媒糵，浮言妒道真。

幸逢孟轲赏，不愧微子魂。

10. 宋理宗时期（1225—1264年）的陈思（今杭州人）编刊《宝刻丛编》记载“唐立五羖大夫碣，不著撰人名氏，唐人郑琏书据碑因过五羖大夫墓作此铭，以开元二十三年六月立，集占录目。按《寰宇记》‘南阳县西南七里有五羖大夫墓，墓有碣’即此碣也”。

11. 明代陆应阳（1542-1624年）辑《广舆记》记载“百里奚宅，府城西，宅旁有墓，呼七星冢”。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邹守愚修李濂纂《河南通志》对百里奚“墓在宅旁”提出质疑，云“百里奚墓，在府城西北。按百里奚仕秦而卒，此非秦地，安得葬此？又《水经注》云‘梅溪水出于紫山，南迳百里奚故宅’，与墓相近，或者其父祖葬处也”。

12. 明代王士性（1547-1598年）著有《五岳游草》记载“《游梁记》…甲寅至南阳连霁，乃西八里造卧龙冈，谒诸葛武侯像，犹翩翩神仙人也。是夜，夜宿草庐，复大风雨，林木震撼，余詑谓卧龙欲起耶。门左有诸葛井，井栏石绳辙十数、过数之数各异。冈仅仅与人首齐，非幽岑邃谷。而宛繄世祖龙兴复中州战争之场，不知孔明曷从琅琊避乱至此？或云南阳乃襄阳墟名，非此也。冈稍北为百里奚墓，墓有七星石”，又有“百里奚，南阳人，墓其乡。余过卧龙冈，视之傍有七星石，亦有天禄辟邪二古篆”;杨尔曾（1575-?）著有《海内奇观》记载“南阳西八里则卧龙冈，草庐祀诸葛武侯像，犹翩翩神仙人也，门左有诸葛井，井栏石绳辙即十数、过数之数各异。冈仅仅与人首齐，幽岑邃乱至此，或云南阳乃襄阳墟名，非此也。冈稍北为百里奚墓，墓有七星石”。

13. 《嘉靖通许县志》记载“（开封通许县）百里奚庙，治西三十里，其村亦曰百里奚”、“百里奚墓，庙之后。奚，秦人也。此有庙与墓，未详”说明开封亦有百里奚墓。

14.清代吴世芬《金石匯目分編》记载“唐立五羖大夫碣。《集古录》：‘郑琏书据碑因过五羖大夫墓作此铭，开元二十三年六月立’。《寰宇记》：‘南阳县西南七里有五羖大夫墓，墓有碣’。《中州金石考》：‘在邓州，按明统志、天下金石志，俱入南阳云百里奚，墓前有七石，俗名七星冢，有碑在墓左，次碑阴刻唐韩赏诗’。《河南通志》：‘百里奚墓，在南阳府城西北’”。

15.清代《乾隆平陆县志》记载“秦相百里奚墓，在县东槐下村。明邑令丁一元立石，邑人崔汝孝记旁有弥勒寺，相传为看坟寺。按奚相秦成霸业未闻归葬之事，或以为奚之先茔，或又以为宫之奇墓，皆不可考”。

二、河南卧龙岗从春秋到民国的记载

河南卧龙岗在元代之前的史书、诗歌中均未见记载。即使在所谓的岳飞手书《出师表》（该岳飞赝品的辨别，我另有一文供参考）也只说“过南阳，谒武侯祠”并未提及卧龙岗。因此，河南卧龙岗可以检索到的历史记载迄今还是只能从元代开始。15例中，说在城西的有5例，说在西南的有5例，未明确方位的有5例，其中元代的记录要么无方位、要么全在城西，说明元代的卧龙岗在百里奚宅附近。明代重修武侯祠仍言城西，说明元代的武侯祠本就在城西。1456年之后，武侯祠变为城西南七里。

1. 元代1300年刻立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南阳儒学教授王谦撰文）：“距南阳治城西七里而远，有岗曰卧龙，俗以为武侯隐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祀焉”。

2. 元代1303年完成的《大元一统志》记载“卧龙岗，在南阳县界内，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3. 元代王逢（1319-1384年）撰《梧溪集》“十二月，宣徽院使帖木兒、河南万户察罕相继鏖死南阳卧龙冈下”。

4. 元代1340年刻立的《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记》（集贤大学士建昌程钜夫1315年撰文）：“南阳城西七里 有岗阜隆然隐起 曰卧龙岗 有井渊然渟深 曰诸葛井者 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

5. 元代佚名撰《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收录“哨遍”戏折子有“虽无诸葛卧龙岗，元有严陵钓鱼矶”。

6. 明代1437年刻立的《重修诸葛武侯祠记》（王直撰文）：“南阳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龙岗。汉诸葛武侯尝居于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

7. 明代1456年成书的《寰宇通志·南阳府》记载：“卧龙岗，在府城西南八里，汉诸葛孔明躬耕处”。

8. 明代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南阳府》记载：“卧龙岗，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中……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

9.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邹守愚修李濂纂《河南通志》“卧龙冈，在考城县南一十五里，世传诸葛亮游寓于此，故名”、“卧龙冈，在（南阳）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冈，在遂平县西南三十里阿邱台东北”。

10.清代1651年刻立的《重修诸葛丞相忠武侯祠记》（彭而述撰文）：“建安十二年，昭列三顾诸葛亮于南阳。南阳西七里许，相传为卧龙岗，即公躬耕旧处”。

11.清代1668年刻立的《南阳卧龙岗记》（邬景从撰文）：“距宛城五里，有岗曰卧龙，汉丞相诸葛公抱膝长吟处也，盖世所称南阳诸葛庐云”。

12.清代1684年刻立的《重修武侯祠院碑记》（柯彩撰文）：“侯祠宇遍天下，而最著名者有三焉。考其遗迹，于琅琊，则溯所生也；蜀与滇，报其功而怀其德也；至南阳，又其躬耕养晦地也。亘古及今，遂相传宛有卧龙岗云”。

13.清代1686年成书的《增订广舆记》卷七《河南·南阳府》记载：“卧龙岗，府城西南，即诸葛亮躬耕处”。

14.清代1706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卷四百四十八《南阳府山川考上》记载：“卧龙岗，在府城西南七里，汉丞相诸葛孔明躬耕处，有草庐及诸葛书院。”

15.民国1924年刻立的《南阳镇守使逊斋马将军祷神灵感记》（张孚襄撰文）：“南阳城西偏，汉丞相武乡侯故庐在焉，有晋以来，立庙祀之，至于今不改，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三、唐宋时期对诸葛亮住宅的记载和崇祀升级过程

唐代成书于813年的《元和郡县志》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襄阳县记载有“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卷三十二“剑南道一”成都府广都县记载有“诸葛亮宅，在县南一十九里”、双流县记载有“诸葛亮旧居在县东北八十八里，今谓之葛陌，孔明表云：薄田十顷，桑八十株，即此地也”，而二十一卷邓州南阳县仅记载“汉置宛县，属南阳郡。更始即帝位，世祖纳阴后，并于宛城”，后有“精山”、“淯水”两条，未发现任何诸葛亮相关事迹。

《旧唐书》记载唐肃宗“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以文宣王例置庙”，拣取自古名将充当十哲。唐宣宗光化三年（900年），诸葛亮被封为武灵王，并赐庙隆中。《舆地碑目》记载襄阳隆中有《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庙记》。

乾德年间宋太祖曾诏祭历代帝王，帝王行列中均是曹魏诸帝，不见刘备踪影。《宋史·吉礼八》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 970年) 下诏为“前代功臣烈士”修墓致祭，“蜀昭烈帝、关羽、张飞、诸葛亮”四人均被放置在“功臣烈士”名属下。说明北宋承认魏晋为正统，视刘备为前代功臣烈士。

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的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襄州襄阳县记载“诸葛亮宅，按蜀记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即此地也。今有井，深四丈，广尺五寸，迄今垒砌如初”。

宋代1084年成书的《资治通鉴》记载“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

宋代对于诸葛亮在唐代所封王爵并未继承，而是通过改赐、增封等方式，赋予新的正统含义。《宋史·吉礼八》记载“宣和五年(1123) 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蜀丞相顺兴侯”可知诸葛亮在宋初被改封为顺兴侯。据《宋会要辑稿》“诸葛武侯祠”条记载，诸葛亮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十二月加封仁智忠武侯”。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威烈武灵仁济王庙，在襄阳县伏龙山……乾道四年（1168年），被旨以感应，赐英惠庙额，加号仁济”，可知南宋1168年在襄阳县给诸葛亮加封为“仁济王”，说明宋代崇祀升级从“侯”到“王”只用了6年。

四、金国和南宋对祭祀诸葛亮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与南宋崇祀升级不同，金国对诸葛亮的政治态度恰恰相反。

1127年金兵攻占汴京（今开封市）、洛阳等地，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自贞佑元年冬，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1129年十月，金军从开封南下，赵构逃亡临安，中原百姓（包括南阳原住民）也纷纷随之逃亡。《金史》记载1142年“今来划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1226年，金国升南阳、镇平二县为申州，南阳县有豫山、百重山、丰山、梅溪水、白水、清泠水。

由《金史·礼八·武成王庙》载“泰和六年(1206年)，诏建昭列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七年，完颜匡等言：‘我朝创业功臣，礼宜配祀’。于是，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跻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侍武成王坐，韩信而下降立于庑。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余人，而增金臣辽王斜也等”可以看出1207年，诸葛亮在金国武成王庙内的崇祀名次大为下降，其地位和崇祀等级也都不如从前，在金国的待遇只能和韩信一样只能呆在走廊里。泰和年间，金朝正是多事之秋，金朝统治者也许是怀念开国时期的战无不胜，将宗室将领完颜宗翰、完颜宗雄、完颜宗望、完颜宗弼等人纳入武成王庙，将王猛、慕容恪等20人踢出武庙，在对待诸葛亮态度冷淡的国家大环境下，金国统治下的南阳县境内会存在武侯祠吗？反正在元史、金史上都没有找到任何记载。1214年，金宣宗迁都到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1216年元好问（1190-1257年）举家南渡，兴定五年（1221年）为内乡令，正大中（1228年）为南阳令，天兴初（1232年）为尚书省掾，其诗《丰山怀古》有“炎精昔季兴，卧龙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时事有可论，生晚恨不逢”感叹金国没有出现诸葛亮这样的人，虽站在丰山上怀古却不提及南阳县附近有卧龙岗。元好问《邓州城楼》有“邓州城下湍水流，邓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复见，浮云西北空悠悠”再一次怀想起隆中的诸葛亮。如果有人说《丰山怀古》提及的“卧龙起隆中”在南阳县，那么按这种逻辑《邓州城楼》的“隆中布衣不复见”就必然在邓州城楼了，显然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遍查《太平寰宇记》邓州区域内的宋代古迹中，根本找不到有任何诸葛亮事迹，那么元好问两首诗中的隆中只可能是南宋襄阳的隆中。

五、百里奚宅向诸葛亮宅的演变分析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常识，就是历史上稍有点名气的古迹都会有记载，除非当时没有。例如：南北朝时期在宛县西三里有个高台，《水经注》曰“（宛县）城西三里有古台，高三丈馀，文帝黄初中南巡行所筑也”。

其次，古迹的诞生和不断丰富完善其实是一个历史层垒的过程。百里奚虽然是春秋时期的人，但直到汉代才有百里奚是宛人的记载。这和宛在汉代的地位有关，《史记》说“宛亦一都会也”以及“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史记》说“东得百里奚於宛”，又说“百里奚是荆之鄙人”说明百里奚并非城里人，但由于宛城名扬天下，汉代人便认为百里奚是宛人。南北朝时期的《荆州记》曰“故老传溪西有百里奚宅”和《南雍州记》云“南阳县西北七里有梅溪，源发紫山，南经百里奚故宅”清楚表明在距离诸葛亮（181－234年）时期的三百年里，南阳西“故老相传”的只有百里奚宅，并无诸葛亮宅。

最早应在唐代又产生了百里奚墓，但后人认为百里奚仕秦而卒，而当时秦并未统一全国，所以不可能葬在宛县。宋代的相关材料表明，百里奚墓是真实存在过的，不论里面有没有埋葬百里奚，都不影响立碑和故老相传。

金国自1115年至1234年，共计120年，南阳地区百余年间战乱频繁。《金史》记载天会六年（1128年）完颜银术可(1073年-1140年)取邓州，杀宋将李操等。同年，完颜宗辅（1096-1135年）驻师邓州，那一年完颜宗辅的儿子完颜雍（1123年3月29日-1189年1月20日）已有五岁，《金史》记载“世宗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讳雍，本讳乌禄，太祖孙，睿宗子也。母曰贞懿皇后李氏。天辅七年癸卯岁，生于上京。体貌奇伟，美须髯，长过其腹，胸间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静明达。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至于完颜宗辅有没有在南阳县七星塚祭祀或修葺祠堂，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民间却可以随意攀附。1161年，完颜雍改年号为“大定”，金代张玮《大金集礼》卷八皇太子篇“大定八年册命仪”一章有“皇太子金輅用龙凤改用麟鸾”、“前后四枚刻龙填金为捧护之状，依前来金輅制度改用麟”等记载，说明金朝礼仪中，龙和麒麟是有着等级区分的。金代以前没有的卧龙岗，金人也不会突然命名为卧龙岗，除非金世宗亲自到过七星塚，金朝时期的民间才会衍生出卧龙岗的说法。

从各类资料的时点梳理来看，南阳县卧龙岗产生的时间应在1272-1297年的这25年里。因为宋代没有发现卧龙岗或诸葛庵的记载，只见有卧龙庵的记载，南宋王象之《輿地纪胜》记录的卧龙庵有三处，分别是“（都昌县）卧龙庵，在城西北二十里，苍崖四壁，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凜然可畏，有黄石数丈，在激浪中視者，转盻若欲蜿蜒飞舞，故名卧龙。郡守朱熹绘诸葛武侯于庵中，且为之记”又记载“在全椒县西北五十里有屋十楹，有卧龙庵”、“（九华县）卧龙庵，本唐散骑李常侍所居”，其中都昌县卧龙庵就在庐山，从北宋陈舜俞(公元1026-1076年)《庐山记》相关记载和南宋朱熹（1130年—1200年）《晦菴集》中“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峯下”、“卧龙庵武侯祠，在西涧西三里”等记载可知江西庐山的“卧龙庵”一直存在，从明代金陵沈越《闻见杂录》中的详细记载“按江西时过白鹿洞书院，内诸葛孔明木刻小像诸生焚香供之。询其所以，皆云其来已远，未知所由。后观朱文公年谱，言先生尝作卧龙庵，祀孔明，即其地。而木刻像乃文公所立，彼时门人言其微意有在尽朱子之意，以高宗南渡之后偏安江左，委靡颓坠，不能振发恢复疆土以雪仇，故于孔明致意焉”可知这个祭祀孔明的诸葛庵正是由于朱熹的原因，才和诸葛武侯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金国管辖的申州南阳县，从各方面分析，都没有产生诸葛卧龙岗的理由。只有1271年忽必烈以金国申州为基础合并唐邓汝裕嵩五州成立南阳府后，才是南阳卧龙岗出现的恰当时机。从《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可知，1298年，南阳监郡马哈马、典史李从善董役、太虚观道士张志和对“前人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祀”的房屋进行了修葺，说明“前人卜地”这个时间节点也只能是在南阳府成立后的二十五年里，《三国志平话》的成书时间也正是在这二十五年里，因为《三国志平话》里多处出现“南阳邓州”的词汇组合，说明该书的地理特征并非金朝的申州治所时期，也不是唐宋的邓州治所时期，只能是南阳府管辖邓州的元朝时期，从至治年间（1321-1323年）大量刊行此话本也可以看出，南阳府邓州的三国故事在民间早已广泛传播，从南阳府的邓州转移到南阳府的府西七里，需要一段时间演化，所以可以推定：正是在三国戏折子广泛流传后，才有人在府城西七里（百里奚故宅附近）卜地起屋，程钜夫在《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一文中谈及修祠建院宗旨时也说到: “侯首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间关百折，期复汉祚，春秋之义焕然复明。至今三尺之童犹知贼曹而帝汉者，侯之功也”说明由元代杂剧的传播，三国故事已经是“三尺之童”皆知，更别谈道士和尚了。

为什么说南阳卧龙岗不可能产生于1272年以前，因为当时南阳还属于申州，管辖不到邓州。从《元史·梁曾传》可知“南阳在宋末为边鄙，桑柘未成，而岁赋丝，民甚苦之”说明南宋时期的南阳县并非重镇。从元好问《丰山怀古》、《邓州城楼》可知，金国文士思怀诸葛亮只能登高望远去怀想“隆中”，并无实际祭祀之所。即使元好问曾任南阳县令，也不曾在南阳城西七里或西南七里留下只言片语祭祀诸葛亮的诗句，反而更加证明了在金国南阳县境内并无诸葛亮的任何古迹。而邓州在宋金时期的地位相对较高，从范仲淹各类诗文可以发现，邓州的名胜很多，但也没有诸葛亮相关古迹，宋末由于常年战乱等原因，也不具备祭祀诸葛亮的生态条件。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临终前定下“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直捣大梁，联宋灭金”的方案，唐、邓二州再次成为下兵重地，窝阔台继承汗位后按“联宋灭金”方案攻占了唐州、邓州，并于1234年消灭金国。1235年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窝阔台50万大军攻宋，中路军阔出攻克襄阳。1236年秋，阔出突得重病不治身亡。1239年，南宋京湖安抚制置使孟珙克樊城、复襄阳、又弃守。1241年，窝阔台病死，不出2年，继任者贵由病死，随后至1251年新大汗蒙哥继位，蒙古内部一直处于汗位争夺的政治斗争中。1251年，接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的李曾伯攻克襄阳、樊城，此战被李曾伯刻在了襄阳古城西南1.5公里处的崖壁上，全文共11行79字"大宋淳佑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1258年蒙哥率兵亲征四川，在钓鱼城战死，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回撤蒙古去争夺大汗之位。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彻底结束了持续四年的内乱。执政后的忽必烈不再对占领的城池进行屠城式杀戮，而改用各种手段招降南宋将领、安抚百姓，他采用了郝经的灭宋建国方案“稳定中原，安抚百姓，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南阳为基本，先夺襄樊，准备水军，待机灭南宋”，从山西洪洞县及河北、内蒙、东北等地向南阳移民将近100万人，大力发展农业经济。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蒙古军在樊城外置榷场。1268年秋，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1270年，南宋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病故，此消彼长下的蒙军增兵到10万，并采取"围点打援"战术。1271年，襄阳通往外界陆路基本被断绝，宋军几次增援都以失败告终。1273年，樊城沦陷，孤城难守的京湖安抚制置副使、襄阳知府吕文焕投降。从1264年到1273年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忽必烈执政方针的调整以及蒙军攻打襄阳的战事需要，南阳县才得以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在1272年升格为南阳府。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 名贤经行之所 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 并立为书院”。 《新元史》记载∶“有壬母卒于长沙，旅殡城外，有壬庐墓三年。后诸生即有壬庐墓之地，立东冈书院，旌其孝，且以广熙载教士之泽”、“河间尊福乡，长苌故里也，皆请建书院，设山长”均说明元政府鼓励全国各地广建书院推行“汉化”，从南阳府成立到兴建书院这一阶段正是评书诞生的最佳时机，而其后才有卧龙岗的俗传和起屋。王谦是南阳人，也是南阳儒学教授，按照南阳人说南阳事更为可信的逻辑，他说“距南阳治城西七里而远，有岗曰卧龙”的土岗其实是今日南阳城西的麒麟岗，而“俗以为武侯隐居之所”是因为找不到官方记载，而“前人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祭”不过是那些听过《三国志平话》段子的人将“南阳邓州卧龙岗”直接附会在百里奚故宅的麒麟岗上，“历几岁月”清楚说明起屋不出十年，否则何不说“历几十岁月”或者“历几百岁”？1298年马哈马到此拜庙，见房倾基危、瓦砾遍地而心中有愧，安排翻新，并安放了诸葛亮、关羽、张飞三人像，1300年春建成后，又礼请今山西解县太虚观的道士张志和作主持，并割附近二百多亩田地作为“岁时香火之具”。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元史》记载何玮升职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调屯田事。武宗召至榻前，面谕曰：“汴省事重，屯田久废，卿当为国竭力”，赐黑貂裘一、锦衣二袭。何玮至汴后，“建诸葛亮祠，立书院，以地三千亩赡之”。而程钜夫撰写《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记》说何玮1308年便到了南阳，见到了马哈马修建的“汉相忠武侯故居”祠，并“率官吏长老伏谒祠下”。1309年大兴土木，在“汉相忠武侯故居”东侧修建书院，1312年落成后割废地四十顷，并置山长一人。元仁宗于延祐二年（1315年），经中书省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奏请，传说中的南阳诸葛亮故宅祠被正式命名为武侯祠，新建书院颁赐额为“诸葛书院”。

清代嵇璜撰《续通志》卷一百六十九金石畧记载：《敕赐南阳诸葛书院记》“程钜夫撰 刘赓书 正书 延祐二年 南阳”。清代王士俊《（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三《元程钜夫诸葛书院碑记》下记载：南阳城西七里 有岗阜，隆然隐起 曰卧龙冈 有井渊然渟深 曰诸葛井者 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巫觋杂糅 荐献无节 黩礼慢贤 君子病之。至大初（1308年），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行农至郡 率官吏长老伏谒祠下 顾瞻徘徊 慨然兴怀，谓守吏烜曰：“孔明 三代而下 一人而已。武昌相去 千有余里 犹建庙学而祀尊之 况其所游处也哉?”出步祠东 得隙地焉 曰：“以是建庙学足矣”。遂委主簿赵守训董其事迺合僚吏禄入之赢以备佣，相山之有良木坚石而隶官者以具材。至大二年春（1309年），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广焉。祠之东为孔子庙，庙之后为学，凡堂序门庑，庖湢库庾，肄业之斋，庋书之阁，官守之舍咸备。以间计，祠十有二，庙学四十有六，端庄广直、不务侈丽，割官之废地四十顷，籍于学，置山长一人，掌其教，又名讲堂为“静成之堂”，东序为“明志斋”，西序为“广材斋”，阁曰“崇文”，合名之曰“诸葛书院”。传曰：有功于民則祀之。侯之功，万世之功也，於祀为宜，祀於其居为尤宜焉。诸学子以及有位之人，师圣人之道、仰大贤之业，夙兴夜寐可不思庙学之所以建，圣天子之所以命，岂徒夸前人耸后观者哉？

南阳西七里有古宅和古井的相关传说，从南北朝至北宋有关南阳县西古迹的记述可知，本为百里奚故宅，王谦记述的“前人绘像而祠祀”如果时间较早，则可能是宋代祭祀百里奚所留遗址。如果距离王谦的时期不远（王谦语“前人”而不语“古人”以及“数岁”等语可知应是如此），那么必然是南阳府成立后，只有在大量外地汉人迁入南阳后，才有可能出现类似朱熹祭祀诸葛亮那样去建祠绘像拜祭诸葛亮。马哈马作为南阳地方长官，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绘制雕像让关羽张飞两人伴随诸葛亮左右，才是区分“诸葛亮”与“百里奚”的关键要素，才能将此处房屋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故宅，而王谦将此地命名“卧龙岗”，则是历史记载上可以查到的第一人。何玮在南阳的主要功绩就是修建了诸葛书院，1312年秋落成后，按《敕赐南阳诸葛书院记》所说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交中书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给新修建筑命名为“武侯祠”和“诸葛书院”，程钜夫为此事撰写碑文，但此后一直没有动工刻立，一直到元至元六年（1340年）才完成刻碑立碑之事。可能与《三国志平话》的影响逐渐扩大以及至治元年 ( 1321年) 诸葛亮被元政府追封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有关，此后的南阳武侯祠名气越来越大，元代崔帖谟尔普化所作的题咏碑右侧为诗序：“按部至南阳，城南约五里许，望诸葛武侯庙有感而作。时至正四年（1344年）春三月廿有一日也。”正文为七绝四言诗：“刘备潜心从此地，三分天下易成局。当时豪杰孰为最，矫矫南阳诸葛公。”落款为：“嘉议大夫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副使崔帖谟尔普化题。偕行者宪掾杨德春、李希矣、杜子昭也。”左侧为明代楷体补注：“石得之散地，拭而读之，知为武侯也。因命工置之祠下，书此乃告所日云。明嘉靖十九年庚子重阳南阳府知府吉泉孙哲书”。以上文献对“南阳城西有卧龙岗”都没有相左的记录。

六、南阳卧龙岗位置变化探讨

从元代1298年至1344年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发现，卧龙岗在南阳府城西五至七里（即今南阳市麒麟岗），清代1651年的《重修诸葛丞相忠武侯祠记》也记载“南阳西七里许，相传为卧龙岗”。而元代崔帖谟尔普化所见的诸葛武侯庙虽不在元朝时期的卧龙岗，而是在城南五里许，倒也解释的通，因为元朝廷对诸葛亮的追封和追捧，地方官员也有可能在城南又新建了一处“诸葛武侯庙”，显然这与城西的“武侯祠”道观还是有区别的，而城西武侯祠附近的诸葛书院也同样在增修。元代张继祖《敕赐诸葛书院增修学宫之记》中写道：迄今易四十星霜。风雨震陵，瓦木腐落，走历三换岁华。战惧无补，坐视就荒，其责愈重。乃积其田租，欲经营之。会知府事朝请庄公下车，以新养学士为急务，乃曰：“忠武侯故祠，朝廷立为书院，俾其祀无终穷，优礼古之元勋，其亦隆矣。弗增茸之，无以副上崇儒重道之美意也。山长汝其职勿息。”于是抡材鸠匠，废者撤而新之，无者补而完之。如大成殿堂阁门庑，悉轮奂焉。圣哲仪像剥落，复设色焉。饰其牌扁，绘其祠壁，新其井亭，与夫祠之额以及两廊，缭其周垣，制祭器如香鼎、樽罍、爵玷、笾豆之属，百件有畸，凡五檠六供卓，皆朱髹之。

从元代武侯祠道观只有一代主持的记载可知，1300年张志和之后就是1444年的周元初，相隔100多年，说明元明之际因战乱影响，武侯祠主持出现了断代。后人接续时由于不了解历史情况，可能误将城南的诸葛武侯庙当做了武侯祠。

145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卧龙岗从城西延伸至西南的记载就在当年成书。《寰宇通志·南阳府》记载“卧龙岗，在府城西南八里，汉诸葛孔明躬耕处”清楚说明卧龙岗已经由“城西八里”演变为“府城西南八里”，在城西的诸葛亮故宅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西南八里的“躬耕处”。明代王士性（1547-1598年）《五岳游草》记载“《游梁记》岁辛巳夏（1581年）…甲寅至南阳，连霁，乃西八里造卧龙冈，謁诸葛武侯像，犹翩翩神仙人也，是夜宿草庐，复大风雨，林木震撼，余詑谓卧龙起耶。门左有诸葛井，井栏石绳辙十数过数之数各异。冈仅仅与人首齐...冈稍北为百里奚墓，墓有七星石”说明当时从城西八里延绵至西南八里在都称呼为卧龙岗，区别就是城西的那个不过一人多高的冈上有诸葛草庐、诸葛井，且稍北侧有百里奚墓。明代陆应阳（1542-1624年）辑《广舆记》记载“百里奚宅，府城西，宅旁有墓，呼七星冢”，1555年邹守愚修编李濂纂《河南通志》时对百里奚“墓在宅旁”提出质疑，说明在这一时期，百里奚墓已经从西南七里迁往城西百里奚故宅附近了。而卧龙岗起初在城西，慢慢延长到城西南，但同时期也麒麟岗的记录，所以就发生了冲突。从明代余懋学1595年成书的《仁狱类编》（明萬曆三十六年直方堂刻本）收录的《刘昌诘桥石》可以看出，麒麟岗多大塚，且故塚上有石麒麟，结合黄庭坚《过百里大夫冢》可知，此石麒麟在宋代已被埋入地下不见，而摧陷被发掘才得以重见天日，所以此麒麟岗就是宋代的百里大夫墓，而不是南阳城西的卧龙岗和诸葛亮故宅，刘昌（‎1445‎年进士）《县笥琐探》原文如下：余尝自镇平至南阳，至麒麟岗，见大塚数十，皆荐被发者。问从吏，曰：“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也”。余惋惜久之。至十三里，见大塚益多，又至三里河，则一草庵，外方垛石甃桥，且治碑纪建桥功，皆麄完。余入庵，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时入城矣。余问：“此大石从何而来？”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耳”。余遍行石间，见石上有流血被满。问从吏：“此何为？”曰：“当是杀牛马然。”余大骇，又行一里，见僧与两人远来，余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余好言问之曰：“非造桥僧邪？”曰：“然。”又问“从何得石？”乃不能对。且诘：“何以血满大石？”僧言：“有千户夜牵牛杀之，就石上剥取皮耳。”余怒，使吏送付南阳府狱，盖护卫军也，皆坐如律。发塚、夜杀牛，此岂小事？乃犹以建桥为功，而公肆其恶，一无问者，何邪？昔韩滉尝曰：“盗非牛酒不啸结。” 于是禁屠以绝其谋。余身在述职，聊自太息而已。

卧龙岗延绵至南阳城西南后，原在城西的诸葛亮故宅渐渐不被人提起。而明代《广舆记》和《通志》再次提起了“南阳城西”，则多是记述元代不曾提及的百里奚故宅，亦不再言及卧龙岗，因此城西的卧龙岗称呼渐渐被淡化，而刘昌记载的大塚数十的麒麟岗，其地名也渐渐随着百里奚墓搬迁至百里奚故宅而改变称呼，所以大概在1500年至1600年的这一百年里，卧龙岗和麒麟岗悄悄地互换了位置。《康熙南阳府志》记载“麒麟冈，府元城西五里，有百里奚墓”，而附近有“百里奚故里”碑落款为“南阳知府朱璘镌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岁次丁丑季春吉旦”。通过梳理，可以清晰发现，宋代的百里奚宅在宛城西七里，百里奚墓在宛城西南七里，而元代误将百里奚故宅当作诸葛亮故宅，才修建了诸葛亮故宅祠、武侯祠、诸葛书院、诸葛武侯庙等一系列建筑，明代为了解决诸葛亮故宅和百里奚故宅冲突问题，将百里墓迁移到了百里奚故宅附近，而城西的武侯祠也转移到了西南七里的七星塚附近。从此，百里奚所在之岗曰“麒麟”，武侯祠所在之岗曰“卧龙”，完美解决了两位圣人的居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