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凤鸣岗孔氏古墓（高树伟再搜通玄记①）

白云山凤鸣岗孔氏古墓（高树伟再搜通玄记①）面对某个研究领域因材料缺失造成的停滞与遗憾，我时常抱有这样的幻想：如果那些资料还在就好了，它们就静静地躺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岑寂角落，哪天突然被发现，研究工作就可以突飞猛进。近些年，我的这种幻想，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能够找到支点。这些支点不仅来自日益丰富的全文检索数据库，而且来自各式各样混乱而不失秩序的元数据搜索。这与互联网的发达、近些年文史大数据的积累是分不开的。在以往的研究视野中，《通玄记》卷下一直是缺席的。可是历史就这样吊诡，《通玄记》的西夏文译本仅存卷下，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也已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354-369页）。汉文《通玄记》卷下的缺失，使西夏文译本的研究遇到一些瓶颈。从目前已有的单篇论文来看，因为没有汉文卷下的对照，也出现了各种疏漏。最近读相关文章，知道俄罗斯学者索罗宁先生在研究这个译本，至今尚未见研究著作问世。《〈

上回与高山杉先生在文字上邂逅，是去年，因为契丹文字与厉鼎煃。高先生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对文字有特殊感情的凡人，读后难免心生嫉妒。也就天天想着将来会有新的材料发现，那样我也能认真去写一篇。之所以那么去挖厉鼎煃的材料，是一直对契丹文字有浓厚的兴趣。当然，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一直在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在大数据时代探寻资料的能力。基于以上因素，眼前的一切都鲜活起来，也就互相拉扯着，与材料不断搏斗，大致勾勒出了厉鼎煃的学思历程（参看拙文：《契丹文字研究之外的厉鼎煃》，《中华读书报》，2017年7月26日）。

这次又与高先生在文字上碰面，是因为西夏文与《华严法界观通玄记》（下称“《通玄记》”）。若细究起来，我突然介入此项研究，大概也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从2012年的《网搜〈通玄记〉》起，直到前几天的《与〈通玄记〉残页的偶遇和重逢》，在这五六年间，高山杉先生至少发表了八篇谈《通玄记》的文章，片段的阅读体验和模糊的问题意识一直都窝藏在心底。等有关《通玄记》的材料从混沌中朝我走来，稍稍辨清其面目，彻底点燃我的兴趣，仅仅是几天前的事。

其次，有关佛典及死文字的话题，在我读书的过程中忽隐忽现。我曾去旁听过北大哲学系王颂教授的“佛教文献学”课，已忘记当时是不是在课上提过《通玄记》的问题，倒是那些有关佛典数据库（如CBETA）的零星讲解，至今还鲜活在脑海中。再就是，近些年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陆续刊布，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面对如此大宗的新材料，“傻子才不想做西夏文献研究呢”（史金波先生语）。回想起来，对死文字的兴趣，完全受我的老师宋洪民先生影响。念本科时就知道，老师曾随社科院照那斯图先生研究一种叫八思巴字的死文字，世界上也没几个人懂。老师的那种痴迷，却在无形中感染了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那些死去的文字，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好奇感，虽不大懂，但倍觉亲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互联网帮助我发现了《通玄记》的重要新材料。这又让我不得不停下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专门拿出时间，去尝试突破学界在《通玄记》研究上面临的重要难题。

《〈华严法界观门〉校释研究》，王颂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3月

因为两种死文字，一个人、一部佛典，与高山杉先生有了两段文缘，真是奇妙得很。说来话长，近几年读高先生谈《通玄记》的文章，知道北宋东京有僧名本嵩，曾应宰相张商英之邀，开讲华严宗初祖杜顺的《法界观》及宗密的疏解之作《注华严法界观门》。其讲义，后集结为《华严法界观通玄记》上、中、下三卷。《通玄记》曾出走宋地，流风所扇，遍及整个东亚，现在仍有西夏文译本存世（高山杉：《有关〈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的几个新发现》，《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二期，133页）。宋代虽有《通玄记》刻本单行，明代也曾几次翻印，但因没有被编入大藏经，终究还是被漫长的时光给淹没了。

遗憾的是，学界至今也没有见过一部完整的《通玄记》。目前所知，仅有这样几部残本：其一，日本高山寺藏有一部残宋本。据野泽佳美撰写的解题，其卷中“尾欠”，卷下仅馀卷首二纸和卷内二纸（野泽佳美编著：《立正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版佛典解题目录》，立正大学图书馆，1999年3月，45页）；其二，日本立正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刊本，仅存上、中两卷，卷下仅存书衣，内容全部亡佚，已在《立正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版佛典解题目录》中影印出版；其三，北京德宝2009年秋季拍卖会曾拍过一部全本，但至今不知去向；其四，天一阁博物馆藏有明版一部，为一册二卷。李国玲所编《宋僧著述考》则著录为“明宣德八年刻梵本一卷”（李国玲编著：《宋僧著述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317页）。蒙天一阁博物馆友人李开升博士告知，目前这部书破损严重，不敢打开，且没有数字化，还在等待修复。大概做古籍普查时也没打开过，匆匆著录，卷数或有误。其五，上海同基钢结构技术有限公司总工袁鑫所藏一部，是否完整，则不可知（高山杉：《有关〈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的几个新发现》，133、135页；另见《再续“奇迹之年”：三折明版〈通玄记〉卷下残页》，《上海书评》，2017年7月15日）。除此以外，就是高山杉及其友人所购数十折零叶。

在以往的研究视野中，《通玄记》卷下一直是缺席的。可是历史就这样吊诡，《通玄记》的西夏文译本仅存卷下，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也已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354-369页）。汉文《通玄记》卷下的缺失，使西夏文译本的研究遇到一些瓶颈。从目前已有的单篇论文来看，因为没有汉文卷下的对照，也出现了各种疏漏。最近读相关文章，知道俄罗斯学者索罗宁先生在研究这个译本，至今尚未见研究著作问世。

面对某个研究领域因材料缺失造成的停滞与遗憾，我时常抱有这样的幻想：如果那些资料还在就好了，它们就静静地躺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岑寂角落，哪天突然被发现，研究工作就可以突飞猛进。近些年，我的这种幻想，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能够找到支点。这些支点不仅来自日益丰富的全文检索数据库，而且来自各式各样混乱而不失秩序的元数据搜索。这与互联网的发达、近些年文史大数据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前些天，读到高山杉最近那篇《与〈通玄记〉残页的偶遇和重逢》后，像往常一样又起了幻想：要是明版《通玄记》卷下还在就好了，如果能找到完整存世的一部《通玄记》，不仅可以为《通玄记》西夏文译本找到参照，以此去正确解读西夏文译本，而且可以就此深入研究本嵩对西夏华严宗的影响。

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点幻想，如同星火，在广袤的思考园地渐成燎原之势。想象那些迷失的材料在某一天突然可以重返原来的位置，以弥补当下研究的重大缺失。这便内化为挖掘材料的动力，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材料一旦出现，一切都势如破竹。

我好像比高先生的运气要好，他们苦心寻找的《通玄记》（尤其是卷下），我一次竟发现了完整的两部，而且就在北京一座不太被注意的古刹。要是把这些话突然讲给高先生听，是不是也很唬人呢？

也越发相信，在互联网时代，只要兴趣丰沛，哪一年都会是学术研究的“奇迹之年”，这似乎与运气无关。说起来，还是因为平日里对各类文史资料库的痴迷，如果不是有研究任务压着，经常就深陷文史大数据中不能自拔。我还有一个坏习惯，一旦被某种炽烈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冲昏了头脑，不管手头正做着什么，也会立即停下，转而全力投入这个新的陌生话题。接着就循着对网络数据的经验，一层层去过滤资料，为此浪费了不少时间。

有时候，甚至恍惚觉得，当下及未来的文史研究，学科界限会不那么明晰，甚至不再有界限，交叉研究能力会成为新时代对专业研究者更高层次的要求。或是以前阅历太浅的缘故，总觉得兴趣太多，会泛滥无归，一无所成。现在想来，随着兴趣铺开，研究的枝蔓可能会探向更为幽深的境界，而且到处开花，绝对妖艳。

就我对整个古籍文物流通变化的环境而言，尤其重视近年来国家层面推动的古籍普查及文物普查项目，一方面在留心相关成果（如古籍普查检索系统），一方面也在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平时这些摸得多了，有时候下意识地检索，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随着文物、古籍普查元数据的逐步完善，在不久的将来，各大典藏机构的藏品有机会重返文物退出流通以前的时代，得以回到研究者的视野，文史研究的黄金时代真的就要来临了。近些年，欧美的典藏机构在网上公布的一批古书，也已经开始影响、更新旧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外，国内在公布古籍方面还太保守。不过，国内各种普查元数据的日益完善，已让研究者看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世界。

回想那天的情形，读完《与〈通玄记〉残页的偶遇和重逢》后，脑袋一热，心想“为什么还没彻底解决呢”，就顺手把“通玄记”三字扔进了“全国馆藏文物名录”检索系统（http://gl.sach.gov.cn/collection-of-cultural-relics/）。屏幕上跳出的检索结果让我吓了一跳，是的，我没看错，北京文博交流馆竟然藏有两部完整的明刊本《通玄记》。

全国馆藏文物名录检索系统及检索“通玄记”

我竟有些手舞足蹈，开始在忙乱中着手安排去北京文博交流馆（在智化寺内）的日程。见到新材料的线索，兴奋的同时，也有些担忧。前段时间，研究《周易集解》的版本问题，为了看黄丕烈、陈鱣等人校跋汲古阁本《周易集解》，我刚从浙江省博物馆碰了一鼻子灰回来。看到“北京文博交流馆”这七个字，心里其实是在打退堂鼓的。可是，我还是开始收拾书包，带着《华严法界观门校释研究》（其中的《通玄记》部分，所据底本为日本立正大学图书馆藏明刊本，卷下亡佚）、复制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十五册，满怀期待去智化寺寻宝。

智化寺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看上去很不起眼。像我这样初来此地，如果不是事先查好位置，根本想不到在喧嚣聒噪的北京城中，竟还有这样一处清凉之地。我赶紧在售票处买了票，从山门进去，见智化门前立着两通碑。仔细读后，才知道此寺为明英宗时宦官王振所建，寺名系明英宗所赐，“敕赐智化寺”的汉白玉匾额尚在山门门额上。智化寺于正统八年（1443）开始筹建，至正统九年（1444）基本落成，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

匆匆观览东西两侧的钟、鼓二楼，藏殿、大智殿，又仔细看了坐落在中轴线上的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大悲堂。熟悉了寺院的环境后，我开始询问寺里工作人员寺院收藏的佛经现在何处。不知是出于保密，还是确实不了解，问了几位工作人员，他们都摇头。从寺院深处原路折回，路上拨通了之前在北京文博交流馆微信公众号找到的联系电话，向工作人员询问寺院里的藏经去向。工作人员在电话那头说，佛经是归业务部管，并答应帮我找业务部的联系电话。比较幸运的是，在寺院各处看得比较仔细，印象中，西侧有一办公室挂着“业务部”的牌子。在电话中感谢了那位不知道姓名的工作人员，我还是自己去业务部咨询吧，挂了电话就直奔业务部。

智化寺结构图（左为智化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平面图，据《古刹智化寺》书前附图改绘）

在业务部办公室认识了王娅蕊老师，向她做了自我介绍，说这次来智化寺的目的是要寻找两部明刊本《通玄记》。因为我到寺里时，已上午十点钟左右，兜兜转转，看得差不多以后，已近中午，业务部的几位老师都去用餐了。王娅蕊老师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了杨薇老师的联系方式，让我直接联系她。我说我下午也在寺里，可以等杨老师回来。

业务部外面，智化殿门前，是一篇空旷的院子，大树下有一铁制的椭圆大桌，散放着几把椅子，我把材料都摊在了桌子上，又摆弄起来。中间担心杨老师下午回来太晚，看不到书，拨通电话，又确认了一次。等杨薇老师回到办公室，经她帮助检索智化寺藏经目录，确认寺里确实藏有两部明刊本《通玄记》，在做文物普查时已经拍了高清照片，并且慨允帮我复印。我连声道谢，真是高兴极了。欧阳脩说“物常聚于所好”，不知我那点微薄的学力，能否担得起这项重要的发现。

据智化寺工作人员提供的高清照片，以及文物普查时的调查数据，现将寺里所藏两部《通玄记》大致情况介绍如下：

第一部《修大方广佛华严法界观通玄记全部》（简称“《通玄记》I”：普查登记号：1101012180002280000034）：四卷。保存完好，几无虫蛀。经折装，一函四册，函套有题签“修大方广佛华严法界观通玄记全部 四卷”。函套纵三十一点六厘米，横十一点七厘米，厚六点八厘米。第一册为《修大方广佛华严法界观门 科注》，其馀三册分别为《华严法界观通玄记》上中下三卷。《修大方广佛华严法界观门 科注》，板框上下单边，《通玄记》版框上下双边，边距二十四厘米；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叶，半叶六行二十一字；一折纵三十一点五厘米，横十一厘米。卷上尾有“助缘比丘：志能、性昌、道喜，信官：丁兴、同室顾氏妙智，信士：张福名、男张福享、信女高氏妙安”等人名；卷下尾有“大明永乐十六年苍龙戊戌春二月佛涅槃后二日僧录司左善世兼天界主山雪轩叟道成”“天界住持栖岩慧进 标科”“天界蒙堂 铭瑄拜书”及多名助缘比丘人名。

第二部《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简称“《通玄记》II”，普查登记号：1101012180002280000151、1101012180002280000170）：三卷。现为经折装，曾因装藏，改作卷轴装。板框上下双边，边距二十四厘米，每版三十行，每版五折，半叶六行二十一字。一折纵三十四厘米，横十一厘米，卷上扉画纵二十三厘米，横五十五厘米，五个半叶，残损较严重。卷前扉画“皇帝万岁万万岁”牌，纵二十三厘米，横十一厘米。卷前扉画虫蠹严重，卷端画像天头、地脚亦多残阙。序言及书根部分残损，卷内保存尚完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浮签、朱墨两色细楷批注。

智化寺藏《通玄记》I

两部完整的《通玄记》重见天日，此前有关明刊本《通玄记》的种种谜团，也由此得以解开。经对比，两部《通玄记》，上下板框间距一致，均为二十四厘米。单折宽度相同，均为十一厘米。据野泽佳美为《通玄记》所撰解题中提供的尺寸，上下板框间距为二十三厘米（野泽佳美《立正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版佛典解题目录》，25页）。而且日本立正大学所藏明本，文中用以分段的圆圈，为双圈。智化寺所藏两部、袁鑫藏本及高山杉公布的几折残叶，分段圆圈皆是单圈。由以上信息，可以将已发现的几部明刊本，简单划作两个系统。日本立正大学那部，独立于现已发现的几部明刊本之外。可惜因日本那部卷下不存，无法确知其刊印情况，更无法厘清几部书之间的版本关系。

两部书卷末所镌文字并不一致，《通玄记》I卷末“铭瑄拜书”之后，为信众十馀人，而《通玄记》II卷末“铭瑄拜书”之后，为“宣德癸丑仲秋上旬比丘晓庵焚香拜书”之序，及“信官李福宽谨发诚心，绣梓流通。惟愿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法界含灵，同入华藏性海者”诸字，且《通玄记》II卷末纸叶雕有纹饰，《通玄记》I未见纹饰。由此推知，这两部书并非同一次刷印。审其字体，皆为赵体；辨其行款，皆为一折六行、行二十一字。字体、版刻特征都较为接近。大概这套板片曾辗转至不同信士手中，剜改卷末题名后，续有刷印。

智化寺藏《通玄记》II卷中叶十九（天头、地脚朱蓝批注为笔者过录）

据北京德宝2009年秋季拍卖会所拍《通玄记》介绍，宣德八年癸丑（1433），僧人晓庵写样，后经信官李福宽雕版，至万历六年（1578）七月十五日，御马监左少监王平发心刷印。智化寺所藏《通玄记》II，卷末也有“晓庵”“李福宽”等人，但无御马监左少监王平等文字，应属同版不同印次。

因复制效果欠佳，《通玄记》II上的细楷批注完全看不清，我只好拿着复印本对着电脑一条一条过录那些批语。智化寺的两位老师工作都极为认真，他们也很能体谅我找资料的这种难处，愿意全力提供帮助。我一面心存感激，一面担心完不成过录任务，无暇他顾，在电脑前只是抬头、低头，一刻不停地过录这些批语。一下午都在抄写，寺院里的乐师，还演奏起了流传已久的京音乐。我在室内抄经，外面古乐悠悠，又想起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才意识到欠了中午一餐。

业务部四点半下班，我还没有把《通玄记》II的批注抄完。杨薇老师见我有些着急，赶紧说“没事，你抄吧，我等你”。这反倒让我觉得不好意思，匆忙赶抄了两行，怕耽误杨老师下班，赶紧说“可以了，如果以后研究需要，我再来看”。我打心里感谢他们，相比某些耗费了国家大量资金还搞不定馆藏数字化，且拒绝为研究者提供阅览便利的博物馆，北京市文博交流馆着实让它们汗颜。

等看完这两部佛典，已是傍晚，寺里也清凉了许多，与两位老师在智化殿门前合影留念，而后道别。从寺里出来，感到饥肠辘辘，我匆忙拐过几个胡同，饥不择食，溜进一家饭馆。郭象注《南华》说“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精神嗨了一天，是该犒劳一下遭受折磨的身体了。不过，自此而后，《通玄记》明刊本与高山寺所藏残宋本的校勘、勾勒其版本源流、卷下的影印及校释、西夏文译本的解读等，此前因缺乏材料而停滞的研究工作，又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展开了。

此外，还有一项实在的好处，以后鉴定拍卖市场上散出的《通玄记》零叶，从此有了完整的参考系，照着买就行，不必绕道西夏文译本了。我还真期待着，说不定哪天也能买到《通玄记》的几折零叶呢。

2018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