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干不过汪精卫（汪精卫器重戴笠看重）

戴笠干不过汪精卫（汪精卫器重戴笠看重）这个时候，人们才明白，果然是我党的潜伏人员，并且的此人的身份应该不低。后来，刘少奇还亲自接见了李时雨，称赞他的工作出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奇迹。果然，随后李时雨便脱掉了那身高档、精致的国民党军装，换上了朴素的解放军军装。童小鹏见到这位神秘访客之后，显然有些激动，与他热情相拥，并殷切问候了他的具体情况。在中南海进出的都是我党高层人员，很快就有人认出了这位神秘访客。这个人就是军统上海区第二小组组长，少将特工，李时雨。既然他现在出现在中南海，那就说明他很有可能也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潜伏人员。

1949年4月，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中南海，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一名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官下车，以轻快的步伐走进了中南海。

这个时候的北平已经解放4个月了，怎么还会有国民党的军官，并且还进入了中南海。这身崭新的国民党军装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就连站岗的哨兵，脸上也一脸的疑惑。

这个神秘人物走进中南海会客室，在这里等待他的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

童小鹏的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的身份极为特殊，曾经长期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秘书。他的工作都和中共中央最高机密有关，童小鹏负责的工作，有很多连李克农也不清楚。

童小鹏见到这位神秘访客之后，显然有些激动，与他热情相拥，并殷切问候了他的具体情况。

在中南海进出的都是我党高层人员，很快就有人认出了这位神秘访客。这个人就是军统上海区第二小组组长，少将特工，李时雨。

既然他现在出现在中南海，那就说明他很有可能也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潜伏人员。

果然，随后李时雨便脱掉了那身高档、精致的国民党军装，换上了朴素的解放军军装。

这个时候，人们才明白，果然是我党的潜伏人员，并且的此人的身份应该不低。后来，刘少奇还亲自接见了李时雨，称赞他的工作出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奇迹。

那么这个李时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做了些什么工作？为什么会受到中央领导人如此的重视呢？

这位李时雨有一个绰号：窃听器。形象地说明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作用，就像我党埋设在敌人房间里的窃听器，敌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我们获得。

与众多具有传奇经历的高级特工不同，李时雨在敌人内部的历程堪称顺风顺水，波澜不惊。没有遇到过特殊的危险，也没有策划过惊天大案。但也正因为如此，恰恰说明了他的潜伏工作极为成功，很多人将他的经历看做是潜伏工作的经典教科书。

而就是在这看似波澜不惊的工作中，李时雨坚持了18年，18年间不断地为我党传递着重要情报。可想而知，多年来传递的情报积累起来，要有多大的分量。并且，李时雨是受党中央直接委派和指挥的，其所在的位置也是敌人的高层，他所提供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全面。为我党彻底摸清敌人的情况和真实意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李时雨的潜伏之所以称得上传奇，最关键的就是受到了两个人的器重与信任。一个是汪精卫，另一个就是军统头子戴笠。

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农村，自幼聪颖好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

李时雨有两个天赋，一个是智商高，脑子聪明，再加上勤奋努力，成绩一直特别好；另外一个就是重感情，善交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高。他原本的名字叫李亭芳，但他感觉这个名字太过秀气，于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偏好，模仿宋江的绰号“及时雨”，改名为李时雨。

敢于效仿宋江，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绝不是那种埋头苦读的书呆子，他的身边肯定围绕着不少兄弟、朋友。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李时雨的有一个炙热的爱国之心。在政法大学读书期间，他就认清了中国的革命形势，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校期间他就加入了中共，成为了一名秘密党员。

1934年，李时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过慎重考虑，党组织决定让李时雨利用自己高学历的身份，进行潜伏工作。打入敌人的内部，为党组织提供重要的情报。

李时雨明白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虽然危险但是能够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起到重大作用，所以他毅然接受了组织的委托，坚定的成为了一名潜伏特工。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这份工作，一干就是18年。

李时雨是东北人，在学校期间又结交了不少朋友，人际关系很广。他发现自己有一名关系不错的同学，在东北军任张学良警卫室主任，于是他写信请这位同学帮忙推荐一份工作。

他的这位同学北京深厚，现在又在张学良的身边，所以立即就把李时雨拉进了警卫室，同样在张学良的身边工作。后来他又找机会把李时雨安排进了西安“剿总”当参谋。

这两个岗位虽然职位不高，但所在的单位级别很高，都能接触到核心机密。李时雨在这段时间里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东北军的内部情况，并伺机向他们宣传爱国思想，瓦解他们的战斗意志，尽量缓和他们与红军之间的关系。

因为当时蒋介石强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对陕甘宁边区的红军进行“围剿”。而东北军自从九一八事变离开故土之后，就一直希望能够打回老家去；西北军大多是冯玉祥的旧部，当年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教育，本身就有很强的革命倾向，不愿意打内战。

同时，两支地方军也看得出来，老蒋是想借刀杀人，强令他们与红军开战，借机削弱三方实力，已达到他得渔翁之利的阴谋。

鉴于这种情况，年轻的李时雨利用自己的岗位和交际能力，结交不少东北军。通过私下谈话的形式，向他们讲述并分析了当时的态势，从而促使很多东部军将领在与红军交手的时候故意放水，尽量避免双方产生激烈冲突。

后来爆发了西安事变，李时雨的潜伏工作只能暂停。考虑到东北军各部被蒋介石收买、瓦解，李时雨东北军的背景，已经价值不大。于是，组织决定安排他到天津，计划打入日伪机构中。

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天津，他们根据“以华制华”的策略，成立了日伪政府。当时很多有能力的爱国人士都不愿意当汉奸，纷纷逃离，即便是留下的人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当汉奸。

李时雨手上有难得的高学历，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很顺利地进入了天津日伪政府的法院工作，成为了一名高级检察官。

日伪系统内部是非常腐败的，司法系统中又怎么可能做到公正执法，只要迎合日本人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李时雨的主要工作就是广交朋友，扩大自己的交际圈，频繁参加上流交际活动。

以李时雨的交际天赋，很快在天津日伪高层混得如鱼得水，结识了不少日伪政府的高层以及大量的日本高官。而从他们的口中也探知了大量重要情报，并通过秘密渠道及时的传递给党组织。

李时雨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侧面打探情报，隐蔽性很强，由于处事圆滑，人缘极好，也没有受到别人的怀疑，因此相对安全。

后来上级向他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让他在天津协助购买一部电台，并安全送到北平。

以李时雨的地位和人脉，购买电台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怎么把电台送出去。天津当时的警戒非常严，任何违禁品都被严格禁止外运，电台便是日本人严查的重要设备。

为了掩人耳目，李时雨派多个人，分批次购买了电台的配件，等把这些配件送到北平之后，再由专人进行组装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即便是配件，也不能正大光明地运出去，当时电子配件很少，日本人的关卡有专业人员识别。因此，必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渠道，才能把配件送到城外。

尽管日军的盘查非常严格，但李时雨发现一些最高级别官员的专车上配有特别通行证。只要有这样的特别通行证，日本人都是予以免检放行的。

所以，李时雨决定弄到一辆这种专车，将配件送到天津城外。

李时雨当时在日伪天津高等法院任职，而他们院长就有这么一辆专车，日本人还专门为其发放了特别通行证。所以，李时雨准备找院长借车。

这个时候，恰巧李时雨的妻子从家乡来天津和他团聚，他就以此为由，向院长借车。院长一看自己手下的高材生要借车接老婆，这点小事当然没有问题，于是爽快地把车借给了李时雨。

就这样，中共地下秘密电台就由法院院长的专车，护送着通过了日本人的哨卡，到天津城外交给了地下交通员。

这次运送电台的任务虽然算不上重大，但李时雨心思缜密，前后都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才能最终保障任务顺利完成。鉴于李时雨在此次任务的出色表现，上级对他进行了嘉奖。

不久之后，党组织又向李时雨下达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营救我党被捕同志。

当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冯骥不慎被日伪警察逮捕，并提供了一批监视资料。对于冯骥的真实身份，日伪警局并没有真凭实据，但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也足以判定冯骥有重大共党嫌疑。

按照日本人设计的司法体系，警察局没有权力判定嫌疑人的罪行，必须交由法院进行审讯，做出最终判决之后才能定性。因此，日伪警局将冯骥和相关资料一并转交了法院，警局这边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冯骥如何处置，警局这边就不再过问了。

李时雨了解到冯骥案件的具体情况之后，发现如果法院缺少证据，就无法判定冯骥是共产党，也就不能给他定罪。所以，他决定破坏审讯过程。

他一面托人告诉冯骥，在审讯时要坚决咬死自己不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则悄悄进入书记官的办公室，把和冯骥有关的案卷全部偷走。

开庭之后，法官先对冯骥开始例行审问，一些常规问题之后，法官让书记官把警局提供的资料拿上来。

结果，书记官这个时候才发现冯骥的案卷不见了。所有的资料都是他保管的，现在资料丢失，他是要负责任的。

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他告诉法官，警局没有资料提供，最终法官只能判定冯骥无罪释放。

实际上，当时日伪统治区乱抓人的情况极为普遍，很多时候警察看谁不顺眼就以抗日分子的罪名把人抓起来。法院对警察局这种不负责任做法十分反感，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把人放了。

日本人如果问起来，法院就把案卷拿出来和他们对质，什么证据都没有，让法院怎么判，所以，冯骥在法官眼里也只是被错抓的其中一个而已。

李时雨策划的冯骥营救行动，巧妙利用了敌人制度上的漏洞和特殊心理，整个计划严丝合缝，完美而顺利，成为李时雨的得意之作。

1939年，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汪精卫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并假惺惺的号召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汪精卫的汉奸行为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声讨，哪里有那么多的国民党代表会来参加这个“伪六大”。

所以，汪精卫便派代表去各地拉拢代表参会，经组织安排，李时雨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六大”。实际上李时雨并不是国民党员，但那个时候，汪伪政府哪里有心思去核实身份。

凡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愿意到南京参会，他们就烧高香、磕长头了。所以，李时雨以天津高级检察官的身份主动参会，不但没有受到怀疑，还得到了高规格接待。

党组织安排李时雨参加六大，目的就是要将李时雨安插到汪伪政府的内部。所以，李时雨此次参会必须要有精彩表现，争取能够留在南京，进入高层。

经过充分的准备，李时雨在大会上做了激情澎湃的演讲，让汪精卫非常感动，于是在大会结束之后，李时雨便被留了下来。汪精卫对这个高学历的青年才俊非常看重，直接任命他为立法委员和法制委员。

李时雨通过一番演讲就直接进入了汪伪政府的中央机构，也足以看出他的才华和能力。

成功打入汪伪政府高层之后，李时雨接触到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陈公博。

陈公博在伪政府中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他还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是老共产党员。后来叛党、叛国，与汪精卫同流合污，也是全国人民一致声讨的大汉奸。

陈公博当时担任立法院院长，是李时雨的直接上司。李时雨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陈公博的性格特点，于是发挥自己擅长交际的优势，很快就博得了陈公博的赏识。

李时雨是汪精卫亲自安排进立法院的，并且又有北京政法大学的高学历加持，在天津高院期间的表现也不错，因此被看做是大红人。

不过和其他平步青云的年轻人不同，李时雨表现得极为谦虚。他在业务上非常卖力，经常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让高层刮目相看。而当他受到表扬的时候，则把功劳全都记在陈公博的身上。如此一来，李时雨短期内就获得了汪伪政府一号、二号人物的双重器重，前途无量。

李时雨出色的表现让陈公博大为高兴，于是将他提拔到上海保安司令部，担任秘书处处长。这个岗位虽然不是掌权的正职，但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并且位置很高，也是肥差。

李时雨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获取了大量关于汪伪政府的情报，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情报系统，及时的向党组织传递关键情报。后来，李时雨再次得到提升，担任保安司令部军阀处处长一职，这是一个有实权的职务。

在汪伪政府期间，李时雨搜集了大量情报。汪伪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在江南，这里与新四军根据地相邻。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汪精卫计划对新四军展开大规模的“清乡”行动。尽管汪精卫准备周密，但几乎每次行动不是无功而返就是落入新四军的口袋，损失惨重。

行动失败无非两个可能，一个是兵将无能，另一个就是泄密。汪精卫派人严查失败原因，结果让他大为震惊。原来清乡失败的两个可能，他的手下都具备了，伪军不但无能，而且怕死。就算真的找到新四军，也未必敢和人家硬拼。

其次就是泄密，新四军好像每次都能准确地知晓伪军的行动计划，总能提前一步转移。并且还能知道伪军的行军路线，从而设置陷阱打伏击战。

最终，汪伪政府的废物们也没有查出消息是从李时雨这里泄露出去的。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要接收大批汪伪政府的官员。此时李时雨身居高位，在上海的活动也非常活跃，军统方面知道李时雨此人精明能干，并且手下还有一大批跟随他的军警。

军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找到李时雨，希望他能带着一批骨干归顺军统。对于李时雨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但又非常的危险。并且还要带大批手下一起归顺，这其中有不少是他多年来策反成为我党人员的骨干。

李时雨回复军统需要考虑一下，随后向上级请示对策。很快党组织就回复李时雨，借此机会，进入军统。

军统是国民党政府的核心情报机关，军统头子戴笠是蒋介石的铁杆心腹。此人是当时情报界的老手，从黄埔军校时期就重点从事情报搜集工作，老谋深算又心狠手辣。

以李时雨的身份，如果同意率部归顺军统，那么军统自然要给予李时雨相应的官职才可以。

进入军统以后，李时雨得以与戴笠会面。或许是多年的历练，或许是李时雨天生自带这种给人信任的好感。戴笠对他也颇为看重，并且委以重任，参与军统的重要工作。

当时正值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各部门都在争抢着奔赴各地接收日伪时期留下的财产和地盘。而负责安排接收的正是军统，李时雨此时也被安排参与这项工作，很多机密情报经他传递给了我党。

有了李时雨的情报，我党迅速制定出相应策略命令八路军抢在国民党之前，接收附近的日伪城市。国民政府方面很快发觉不对劲，自己的内部肯定有内奸。

实际上国民政府内部早就有着“天下无人不共谍”的说法，因此，内部有共党并不稀奇。国民党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内部参透分子的严查工作，可非但屡禁不止，还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虽然国民党体系内有共党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军统局的高级机密泄露，这就非常严重了。军统是蒋介石命令戴笠下大功夫苦心经营起来的，组织非常严密，其成员也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军统特工。并且，戴笠有个规矩，一日入军统，终身不得退出。对待叛徒，家法从事，也就是直接击毙。

军统的组织和效率在国民党体系内是非常高效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党虽然有在军统内部的潜伏人员。但是很少有进入到军统高层的特工。

李时雨这次能够接触到戴笠是个难得的机会，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不过，军统的人毕竟不是吃素的，他们经过分析，认为就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军统接收了大量日伪人员，所以才导致军统高级机密泄露。

所以，他们将调查范围缩小到改编的高级军官身上。李时雨也在被调查的范围之内，虽然军统特务始终没有发现李时雨通共的证据，但是凭着多年和共党打交道的直觉。他们认为李时雨通共的可能性极大，由于李时雨身居高位，因此不能擅自抓人。

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判断报告了戴笠，如果换做是其他人，戴笠看都不看，直接命令抓人就是了。军统抓人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不过这个李时雨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抓错了，实在太可惜，也会冷了一大批改编军官的心。

所以，戴笠考虑再三，决定找警备司令部的李国章再去打听一下李时雨的底细。李国章告诉戴笠，李时雨值得信任，绝对不是共产党，有了这句话，戴笠终于放心了。于是下令，撤销对李时雨的调查。

但戴笠并不知道，李国章实际上也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有了戴笠的庇护，军统内部无人再敢动李时雨。可不久之后，戴笠遭遇坠机事故身亡。

李时雨又被沈玮汉盯上，没有了戴笠的保护，李时雨随时都有暴露的可能。就在李时雨准备撤离的时候被特务逮捕。

由于李时雨心思缜密，在自己撤离之前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因此与他联系的同志全都已经中断了和他的联系，无一人暴露。沈玮汉也始终也没有搜查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但沈玮汉不相信自己抓错了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李时雨进行了严刑拷打。而此时的李时雨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坚贞不屈，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

由于李时雨有少将军衔，沈玮汉无权随意处置，但他勾结审判机构，最终将李时雨判了七年的刑期。

后来，随着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国民政府的监狱里也装不下那么多犯人，于是释放了一批犯人。在朋友的协助下，李时雨也在被释放名单上，最终他得以出狱。

出狱后，李时雨转道香港，在这里联系上了我党地下党员，并受他们委托将一份非常紧急的情报转交中央。随后，李时雨直飞北平，最终完成了自己潜伏敌营18年的光荣使命，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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