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甲骨文（裘锡圭神乌傅赋）
裘锡圭甲骨文（裘锡圭神乌傅赋）《神乌傅》的书体有人认为是章草，笔者认为它是比章草要早的草隶。虽然它里面有些字和部首的草法和章草很相似，如“走之”、“口”等，但从整体上看，它的草法变化非常灵活，有的字有几个不同的写法，其用笔、结字和章法更是开合自由、不拘一格，远没有达到章草那种规范程度。章草是草隶高度规范化的产物，是在东汉时期才定型的。章草固然也有它的美，但章草的出现乃至推广，也限制了草隶多样化的发展。正因为《神乌傅》是早期的草隶，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稚拙美。原来人们一直认为隶书的成熟在东汉时期，汉简的大量出土，把这个时间提早到了西汉时期。西汉时隶书已被人们熟练掌握，并在长期使用中逐渐找到了隶书书法艺术美的表现方法。那时隶书艺术美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草隶和行隶，它们那婀娜多姿的结字和用笔方法给人们以无限的美的联想，其中许多美学思想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这就是《神乌傅》会受到当代人关注的原因。竹简《神乌傅》
裘锡圭先生
裘锡圭，1935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古文字学家。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神乌傅（赋）长 2 2 厘米，宽 0.9 厘米。1993 年3月出土于连云港东海尹湾汉墓中，傅的竹简共 21 枝，全篇约六百四十余字。
西汉竹简神乌傅（赋）
竹简《神乌傅》作于西汉成帝永始年间（公元前16—前13年），1993年在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汉墓出土。六号墓出土的部分简牍，其中编号114至133的简牍，是一篇存664字的《神乌赋》——简牍“赋”书作“传”（也有学者认为“赋”应作“敷”，“赋”、“傅”都是假借字）。据同墓所出木牍上面的明确纪年，可知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从尹湾汉墓中共出土简牍157件，所载汉字约4万。《神乌傅》的书体为草隶，内容是一篇基本完整的文学作品，它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生动而悲壮的故事。《神乌傅》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和书法界的极大兴趣，它给我们展现了西汉晚期隶书的真实面貌。
《神乌傅》是一篇文学作品，所讲的故事是：雌、雄二乌阳春三月在官府前面的高树上筑巢，巢未筑好，遇到盗鸟来偷窃，雌乌与盗鸟由论理争辩至于搏斗。雌乌被盗鸟击伤，冤屈难伸，求助无门，遂断然求死，而雄乌也决心殉情。雌乌不同意，要求它迅速逃走，将来再婚，并希望后母能照顾好儿子，说完便自杀了。雄乌大哀，无可奈何，终于远离家园，高翔而去。这篇赋运用对话形式叙述故事，对话有论辩性质。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这位不知名的书家给我们留下了一篇极为精彩的书法作品，使我们越看越有味，百看不厌。它的篇名“神乌傅”三个字，是用楷隶写成，和东汉碑刻上的隶书没有什么不同，它的内容文字用草隶写成，里面间有少量行隶。从这里可以断定，至少在西汉晚期，隶书已经是楷隶、行隶、草隶各体完备，完全成熟的字体系统了。
古代的篆书字体虽然很美，但难写难识，使用起来并不方便。逐渐简化、方便化是任何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隶书就是这样出现的。隶书（古隶）先是与篆书同时使用；然后形成了独立的隶书字体，民间和官方简牍上使用隶书，正式场合钟鼎及刻石上使用篆书；最后隶书逐渐取代了篆书，形成了完整的隶书文字系统，简牍上使用草隶、行隶，刻石上使用楷隶。
原来人们一直认为隶书的成熟在东汉时期，汉简的大量出土，把这个时间提早到了西汉时期。西汉时隶书已被人们熟练掌握，并在长期使用中逐渐找到了隶书书法艺术美的表现方法。那时隶书艺术美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草隶和行隶，它们那婀娜多姿的结字和用笔方法给人们以无限的美的联想，其中许多美学思想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这就是《神乌傅》会受到当代人关注的原因。
《神乌傅》的书体有人认为是章草，笔者认为它是比章草要早的草隶。虽然它里面有些字和部首的草法和章草很相似，如“走之”、“口”等，但从整体上看，它的草法变化非常灵活，有的字有几个不同的写法，其用笔、结字和章法更是开合自由、不拘一格，远没有达到章草那种规范程度。章草是草隶高度规范化的产物，是在东汉时期才定型的。章草固然也有它的美，但章草的出现乃至推广，也限制了草隶多样化的发展。正因为《神乌傅》是早期的草隶，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稚拙美。
《神乌傅》的书法很有特点，它虽然写在宽度不足一厘米的小小竹简上，但其用笔之精到使人叹为观止。那富有弹性的笔画，虽细而不柔弱；横画捺画的波势带有明显的隶书特征又富于变化；一些特意加粗的笔画不但不嫌臃肿，反而表现出厚重的力度；一些竖画立下的长笔及向斜下方的拖笔使章法疏密有了变化，整篇作品更加生动。这些特点，在临写时仔细揣摩，好好把握，一定会对我们隶书的创作以有益的启迪。
《神乌傅》的临写可收可放，可大可小。如按原字大小或稍微大一些来临，可以更接近汉简的原貌，表现出它那精巧灵动的特点，从中体会到汉简的气息和古人用笔的技巧。如果放大来临，也很流畅大气，没有丝毫局促生硬的感觉，会给写大字隶书注入新鲜的元素。
隶书在书法史上从汉代以降两千年来，基本上是以隶楷书法为主，都是以汉碑刻石上的隶书为范本。人们也想在隶书创作上求新求变，但多少年来无大的超越。像《石门颂》那样较为灵活一些的楷隶在一段时期受到书法界的青睐，就是这种求新求变思想的反映。近代以来，随着汉代竹简的大量出土，人们看到了汉代书法的更多的面貌，原来汉代还有这么多精彩的草隶和行隶，可以供我们欣赏、研究和临摩。大量汉简重见天日，走入我们的视野，必将带给当代隶书创作创新以极大的促进。
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学习汉简对隶书创作的促进作用，并已进行许多有益的实践，给隶书面貌带来清新的气息。草隶、行隶不但可以以新的书体进行书法创作，还可以把它们的因素注入楷隶的创作中去，会使隶书整体面貌更加生动多姿，出现更加广阔的前景。
赋是两汉文学的代表，但流传于今，据近年整理出版的《全汉赋》，完篇或基本完整的，数不过百。根据这些传世的篇章，研究者将汉赋大别作三，即骚赋、文赋、俳谐体赋。骚赋淡藻扬葩，为楚声之遗绪。文赋抵掌而谈，弥纶群言，被纵横家流风，以客主问答为结构形式，发展为代表了汉赋基本风格的骋辞大赋。赋之宫廷化、文人化，即完成于此。有学者特别指出，“赋在屈原、荀况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在赋史上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赋的文人化与宫廷化了。“划归第三类的作品，似乎只有宫廷赋家王褒的《僮约》和《责鬓髯奴辞》两篇。《僮约》虽然旨在惩戒悍仆，却如同《诗·幽风·七月》，以浅白之语，细述家谱四季劳作，“铺排而出以疏野，特诙诡有奇趣”。今《神乌赋》的发现，却昭示了赋史上的另一面，即赋之宫廷化、文人化的同时，它的远源也并未枯竭，而是一道长流，萦回曲折，绵延至唐；则文人的俳谐体赋，亦其来有自业。
《神乌傅》为叙事体，大致整齐的四言句式，押了大致整齐的韵，文字浅近，很少奇字怪字，不是堆垛之形容与铺排，又化经义为文辞，朴野中见儒雅；由哀怨而愤激，温淳中见风力。雌乌的临终之言，凄清婉切；雄乌德哀哀呼号，沉郁悲凉。置于汉赋中，此篇不算长，却又聘辞大赋所未及的委曲婉转之情节。而叙事繁简得中，全篇以对话为主，声容辞气各肖其身份，更别见声香真色。虽未必特存讽喻，却揭出当日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图景。“亡乌被反，盗反得完”，深悲深怨，“无所告诉”，“鸟兽且相扰，何况人乎”！忿懑且又无奈的悲呼，较之《鹏鸟赋》、《鸮赋》借鸟禽而谈玄，自抒牢落，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当风味广阔。后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特以锋锐之笔，疾言厉辞，揭出腐朽统治之大奸大恶，而《神乌傅》则用幽咽愤悱的叙事体写出前汉由盛而衰之际小民的怨苦，似已开此批判现实之端了。
四言诗体赋，也见于与《神乌傅》大抵同时的文人创作，如扬雄的《逐贫赋》。与他的名篇《甘泉》、《羽猎》、《长杨》雕瞆缛丽、文辞艰深不同，《逐贫赋》中的对答，颇见生动活泼之趣。如此风格之异，正同于王褒的《洞箫赋》与《僮约》之比较。那么，可否设想，骚赋、文赋、俳谐体赋之外，更有一种如《神乌赋》之类的民间俗赋并行于世，且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有识之士早在《韩朋赋》研究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由《神乌赋》而发现并证实了这古远的渊源。
而《神乌傅》则相当于现代的民间故事，属于俗赋的范围。它比三国时期曹植的《鹞雀赋》早200多年，比敦煌俗赋《燕子赋》早400多年。也就是说，《神乌傅》把我国古代禽鸟寓言文学及俗赋的产生时间提前了200多年。
竹简表面有一层粘粘的东西，这种粘稠物成了保护膜。加上当年竹简的拥有者对竹简本身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同时，2000多年来竹简慢慢适应了古墓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酸碱度，所以，竹简上的墨迹并没有随着竹简上的纹路而流淌，甚至连笔锋都很清晰。
关于赋的定义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得名于诗六义之赋（二）“不歌而诵谓之赋”第一种说法认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春秋时代赋的行为，可用于外交场合、游宴登高、朝廷听政等正规活功，也可用于私人抒臆。多诵古，少造篇（《春秋》三传记载赋诗活动八十三次，其中只六次是自作）。至战国，周礼浸坏，上层社会外交中称诗谕志的传统消失，登高游宴的娱乐性增强，同时，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下层夫志之士抒臆之作兴起。此时诵古的少，造篇却流行起来。前者登高、外交、宴会上的赋诗原都是公共场合的活动。后世外交称诗废除，而游宴登高本来就适合叙述所见事物，娱乐性增强后又注重辞章，描写手法，产生宋玉《高唐》、《神女》之赋是不足为奇的。另外为了向君主讽谏，也会产生体物之赋，如《荀子．赋篇》。而由感而发乃赋诗的活功却因为其个体性发展出了抒情赋，如屈子《离骚》。
释文：
神乌傅
惟此三月，春气始陽。众鳥皆昌，執（蟄）虫坊皇（彷徨）。蠉蜚（飛）之類，烏最可貴。其性好仁，反餔於親。行義淑茂，頗得人道。
歲不翔（祥），一烏被殃。何命不壽，狗麗（遘罹）此□(咎）。欲勛（循）南山，畏懼猴猨。去色（危）就安，自詫（詑）府官。高樹綸棍（輪囷），支（枝）格相連。府君之德，洋洫（溢）不測。仁恩孔隆，澤及昆虫。莫敢摳去，因巢而處。为狸□（狌）得，圍樹以棘。
道作宮持（塒），雄行求□（材）。雌往索菆，材見盜取。未得遠去，道与相遇。見我不利，忽然如故。雌鳥發忿，追而呼之：“咄！盜還來！吾自取材，於頗（彼）深萊。止（趾）行（胻）胱腊，毛羽隨（墮）落。子不作身，但行盜人。唯就宮持（榯），岂不怠哉？”盜鳥不服，反怒作色：“□□泊涌，家姓自□。今子相意，甚泰不事。”亡烏曰：“吾聞君子，不行貪鄙。天地綱紀，各有分理。今子自己，尚可為士。夫惑知反（返），失路不遠。悔過迁臧，至今不晚。”盜鳥潰然怒曰：“甚哉！子之不仁。吾聞君子，不意不□（必）。今子□□□，毋□得辱。”亡烏沸（怫然）而大怒，張日（目）阳（揚）糜（眉），愤（奮）翼申（伸）頸，襄（攘）而大……迺詳車薄。女（汝）不亟走，尚敢鼓口。”遂相拂傷，亡烏被創。随（墮）起擊耳，昏不能起。俨懿度。抵谥Ｐ业妹馊ィ疗涔侍帯＝^系有馀，紈樹欋梀（跼躅）。自解不能，卒上傅之。不□他拱，缚之愈固。其雄惕而驚，扶翼伸頸，比天而鳴：“蒼天，蒼天！視颇（彼）不仁。方生產之時，何與其□？”顧謂其雌曰：“命也夫！吉凶浮泭（桴），愿與汝俱。”雌曰：“佐子佐子！涕泣侯下：何□亘家，□□□已。□子□□，我□不口。死生有期，各不同時。今雖隨我，將何益哉？見危授命，妾志所待。以死傷生，圣人禁之。疾行去矣，更索賢婦。勿聽后母，愁苦孤子。詩云：营营青蝇，止于干（樊）。幾自（岂弟）君子，毋信儳（讒）言。惧惶向論，不得極言。”遂縛兩翼，投于汙（污）則（厕）。支（肢）躬折傷，卒以死亡。其雄大哀，□（躑）躅非回（徘徊）。尚羊（徜徉）其旁，涕泣從（縱）橫。長炊（歎）泰（太）息，憂□(懣）號呼，毋所告訴。盜反得免，亡烏被患。遂棄故處，高翔而去。
《傳》曰：“眾鳥麗（罹）于羅罔（網），鳳皇（凰）孤而高羊（翔）。魚鱉得於苾（笓）笥，交（蛟）龍執（蟄）而深臧（藏）。良馬仆于衡下，勒靳（骐骥）為之余（徐）行。”鳥獸且相懮，何兄（況）人乎？哀哉哀哉！窮通其菑。諏憫乙砸赓x之。曾子曰：“烏（鳥）之將死，其唯（鳴）哀。”此之謂也。
□：简内缺字（）：括号内的文字为正确意义的汉字
（附）神乌傅通假字一览
续B皆昌：昌，通“唱”。
執蟲坊皇：執，通“蟄”；坊皇，通“彷徨”。
欲勛南山：勛，通“循（巡）”。
去色（危？疑五笔打错）就安：不用五笔的，本是“色”。有可能书手抄错，也可能本就是“危”字（两字古字形太接近）。
自詫官府：詫，通“托”。
高樹綸棍：綸棍，通“轮囷”。
洋洫不測：洫，同“溢”。
爲（wei去声）狸狌得：狌，原篆从犬从聖。
道作宮持：宮持，当读为“宫室”。泛指家居。
於頗深萊：頗，通“彼”。
天地剛紀：剛，通“纲”。
盜鳥嘳然怒曰：嘳，通“愦”，乱也。
亡烏沸然大怒，張目陽麋，噴翼申頸：沸，通“怫”；陽麋，通“扬眉”；噴，通“奋”；申，通“伸”。
隨起擊耳：隨，通“堕”。
扶翼申頸：扶，通“抚”；申，通“伸”。
視頗不仁：頗，通“彼”。
涕泣侯下：侯，疑读为“翭”。
《詩》云：‘云云青蠅，止於杆。幾自君子，毋信讒言！’：《詩》，即《诗·小雅·青蝇》；云云，传世本作“营营”；蠅，原文作“绳”；杆，传世本作“樊”；幾自，传世本作“岂弟”；毋，传世本作“无”。
長炊泰息：炊，通“吹”；泰息，“太息”。
憂懣唬呼：懣，原篆从心免声；唬呼，读为“号呼”。
鳳皇孤而高羊：羊，通“翔”。
交（蛟）龍執而深臧（藏）：執，通“蛰”。
勒靳爲之余行：勒靳，通作“骐骥”；余，通“徐”。
以意傅之：傅，通“敷”。
竹简，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 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 《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简书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简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 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简书”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简书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 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简书”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