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文集摘抄（作家们的名利梦）
王朔文集摘抄（作家们的名利梦）上海沦陷后，大批作家搞抗战文学，文坛出现真空，多数作品肩负着宣传作用，能让老百姓满足的通俗文学极少。偏偏在别人大谈革命时，张爱玲谈的是男女情事，世态炎凉，正巧填补了这片空白。不知平老板拿到《传奇》时的心头是何滋味。不过，张爱玲胃口很大，希望加快出名的速度，写信给平说想出一本短篇集。搞了三十年出版的平老板，非常器重张的才华，但是不太相信眼前这个世道。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买书啊，于是就婉拒了她。时隔一年，一本名叫《传奇》的小说集，出现在上海街头，短短4天销售一空。
人生只是一场盛大的马戏表演。——雷蒙德▪钱德勒 来自小说《漫长的告别》
1943年的夏天，出名心切的张爱玲，拿着小说《心经》的手稿，跑到上海福州路一座老宅子里，去找一个叫平襟亚的书商。
平襟亚的《万象》杂志是上海滩的头部刊物。能在上面发表小说，自然不愁名声。
平老板一看是《第一炉香》的作者，赶紧分两期把《心经》给发了。
不过，张爱玲胃口很大，希望加快出名的速度，写信给平说想出一本短篇集。
搞了三十年出版的平老板，非常器重张的才华，但是不太相信眼前这个世道。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买书啊，于是就婉拒了她。
时隔一年，一本名叫《传奇》的小说集，出现在上海街头，短短4天销售一空。
不知平老板拿到《传奇》时的心头是何滋味。
上海沦陷后，大批作家搞抗战文学，文坛出现真空，多数作品肩负着宣传作用，能让老百姓满足的通俗文学极少。偏偏在别人大谈革命时，张爱玲谈的是男女情事，世态炎凉，正巧填补了这片空白。
那时，日伪杂志想宣传奴役文化，上海人也不傻，一本也不买，杂志印出即被销毁，被笑话成「废品文学」。
民间杂志也有，但由于物价飞涨，不少都成了炮灰，真正排得上号的《万象》居其一，还有一本就叫《杂志》。
而杂志的主编袁殊，正是让张爱玲走红上海滩的重要推手，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一手促成了张的传奇。
《杂志》虽有日伪政府背景，可日本不知道，袁殊其实是地下党。
读到张爱玲后，袁殊视张为奇才赶忙约稿。
很快，《杂志》就推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重磅作品引爆上海滩。
此外，袁殊还特邀张爱玲为文章配插画，搞各种联谊会请她到场，帮她出小说集《传奇》。
1944年底，话剧《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连演80场，场场爆满。
报纸上给张爱玲的评价是「雄视全沪，唯我独尊」。
那一个月里，张爱玲红到发烫。
上海报纸出了30篇关于她的报道，不但关注她的文笔，还有她的贵族血统，容貌、穿着。整天有狗仔跟在后头，看她吃什么买什么，喜欢去哪家商店，经常跟谁来往。每场文化沙龙，张爱玲都被盛情邀请。大导演桑弧也闻名赶来，求她出任编辑。任何杂志，只要刊登她的稿子，销量就有保证。任何报道，只要写跟她有关的事，就一定会有人看。
那时张爱玲的人气之高，不亚于任何电影明星。
《红楼梦》里秦可卿说「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绝非长策。」
可世间有些事，思了也没卵用。
抗战胜利，由于丈夫胡兰成的汉奸属性，张爱玲没能再红下去。
解放后，张爱玲在上海撰稿，只有《亦报》一家愿意刊载她的《十八春》，成书之后才印了2500册。
有人推算她那个时候的月收入，大概只够买150斤大米。而私营单位的职工，平均下来是她的四倍。要知道最红的时候，她月入稿费是450块大洋。短短几年收入下跌了近60倍，连吃饭都快成了问题。
当年在上海，张爱玲吃喝全靠写字，稿费议价从不含糊。
她在《万象》上连载《连环套》，跟平老板说好了，每月七八千字，按月预支一千元。结果没多久物价飞涨，张爱玲就不干了，要涨稿费否则就要减字数。平襟亚也不干，张就真的减字数。人红的时候寸步不让，要多硬核就多硬核。可想而知，落到印数2500册时，张是什么心情。
「时运抛弃你，从来就不打一声招呼。」
1952年张爱玲抵达香港，香港人口五十万，想靠卖字为生，无异于天方夜谭。
为了混口饭，她只能替美国新闻驻港办事处翻译《老人与海》，自己也说「实在没办法 就算是牙医的书也要硬着头皮译下去」.
三年后 她又到了美国 本想复制上海传奇 结果作品不合美国人的口味，《易经》、《雷峰塔》始终没有人愿意出版。
后来去洛杉矶，长达三年没有固定的收入。
她性格古怪，不善交际，到哪工作都不顺心。上海滩的一代红人，在美国吃到的是挫败、虱虫和没人理。
幸好朋友宋琪推荐她写剧本，这才解决经济上的窘境。
彼时，试图进入香港市场的电懋影业正在跟邵逸夫打架。
邵氏喜欢拍古装，电懋擅长时装剧，编剧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巩固了电懋的摩登风格，成为与邵氏电影抗衡的中坚力量。那年张编剧在影视界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1955年到1963年，她为电懋影业写了10个剧本，7个是都市喜剧。《情场如战场》、《南北喜相逢》卖座又叫好。她把对市井文化的揣摩和对男女情感心里的把握，写得欢脱俏皮，很讨观众喜欢。
张爱玲写小说连傅雷的批评都不放在眼里，轮到写剧本，那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她非常清楚电影不比小说，要有绝对的娱乐性，拍出来是要赚钱的，必须讨好观众才行。公司让她改，她都竭力配合，只要能卖得响亮。不得不说，祖师奶奶是个非常有市场意识的好编剧。
可惜时运不济，不久后电懋掌门人陆运涛空难去世。
这场空难给电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群龙无首，逐渐一盘散沙，资金周转不灵。
某种程度上，它也改变了香港乃至中国电影的格局。从此，邵逸夫一统香港电影市场，开启了数十年的辉煌。
编剧张爱玲仓促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年《第一炉香》已提上日程，却没拍成电影。如果张爱玲看到今天的《第一炉香》可能会觉得还是不上的好。
《私语》里年幼的张爱玲对出名的渴望就十分迫切，「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去美国时，她也努力想在大洋彼岸，再现上海滩的风光，终究还是落空了。虽说后来卖书赚了些钱，可到死的时候，手边也不过只有2万多美金。她少女时代就想拥有的名声、飞扬和热闹，都一一化作了古梦。
1975年底平襟亚的侄子，台湾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赴港看望宋淇。病重的宋淇将《小团圆》手稿交给他。那时皇冠已帮张爱玲出版了不少书。
张爱玲选择他的理由也很简单，钱给得比别人多。
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更为世人熟知的是抛弃原配，娶了个叫琼瑶的女人。
1988年，琼瑶首次回大陆，当时她一套书能养活半个出版社。一路游经祖国山川，阿姨受到粉丝们热情接待，这才下决心，在内地搞电视剧。
不过那一年真正因影视而声名鹊起的，是王朔王老师。
和张爱玲相似的是，张出自没落贵族，王则出自落寞阶级。
改革春风吹进门后，出生军队大院的他，失去了优越感，又不甘沦为底层靠死工资混日子。
一开始王朔根本没想当作家，他想做生意。
1979年，王朔就去广州倒过东西，那时他还没复员。部队给他3000块买电视，他拿钱去倒卖柯尼卡录音机，300一个带回北京卖600。南方的歌厅，迪吧等消费场所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老师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当时小说已经起来了，谁看啊。
在金钱面前，全傻。
我是一拜物狂，
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 ——王朔
1983年，他辞去月薪36块钱的工作，夹个公文包四处找生意，没有一桩谈成的。不是他瞧不上生意，就是生意瞧不上他。
他还想开出租车，一天挣一百块，后来也黄了。年底，路都被堵死了。
而由于文学热，作家的身份被全社会抬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发过几篇作文的王朔，觉得这我可能有戏。
要说张爱玲写作是为了出名，那王老师的初衷就更具体更鲜艳了。
后来出《我的千岁寒》，他对记者总结道
「这个社会你不挣扎，
不努力往上爬，
那人家还不得欺负死你，
我写小说就是为了维持体面。」
于是乎，王朔拿着手稿，到各家杂志社自荐小说。
第二年，《当代》第二期发表了他的《空中小姐》；
《逐木鸟》发表了他的《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这些时期的作品，都是无业青年和傻白甜的爱情故事，看哭了不少读者。
也有人觉得他笔下的男主角颇具流氓习气，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总而言之，差点长成「男版琼瑶」的王朔，最终根本没有引起大面积的注意，以寻根、先锋、新写实为代表的主流文坛连正眼都没有瞧他一眼。
王老师没有祖师奶奶那么好运，遇到属于他的《杂志》和袁主编。
在八十年代那个群雄并起，不缺才华的文坛，要想出风头，可没那么容易，直到他遇到了一个叫叶大鹰的人。
1985年，叶大鹰在北电上学，这位叶挺的后人，也是大院出身。
暑假外出拍片时，遇到一朋友说，要给他介绍个人，以后说不定能干点什么。
回北京后，叶大鹰在凤凰餐厅跟王朔吃了顿饭。两人一聊，十分投缘。
话说到半路，王老师拿起手边一样东西，那是小说《浮出水面》的手稿。
多少年过去了，叶大鹰还记得，读王朔小说时受到的感动。
就这顿饭引起的感动，也改变了王朔的命运，三年后一笔巨大的财富在等着他。
1988年陈昊苏成为主管电影的副部长，提出「要拍娱乐片」的口号。
过去7年，中国观影人次下降了80亿，1987年中国拍了142部电影，只有34部不赔本。各大电影厂都入不敷出，发不起工资。王老师的时运就这么来了。
翻开1988年的电影目录，不是犯罪就是惊悚，名称多带“女”、“凶”、“亡”，娱乐片占了六成，那一年是中国新时期十年电影的终结年，也是王朔第一个人生巅峰。
一共有四部电影，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他的小说语言活泼，情节通俗，简直就是拍娱乐电影的标本。
这都要感谢叶大鹰，从北京回西影厂时，叶大鹰把王朔的三部小说带回。《浮出水面》被第五代的黄建新看中，
西影厂出于资金紧张不想拍了，结果被前去讲课的谢飞肯定，很快上马。
一个厂不可能同时拍一个作者的作品，叶大鹰又跑去北影，把《一半火焰一半海水》推荐给导演夏钢。
他自己想拍《橡皮人》，男主角贾宏声，女主角许晴都定了，结果西影换领导把片子撤了。
叶大鹰没有气馁，辗转到深圳影业公司，终于如愿以偿。
而由米家山拍的《顽主》，也是叶大鹰去四川拍戏，遇到好玩的事讲给王朔，王朔摘取一二扭头写成小说，这才为“新京味”开山立派。
早有珠影厂把《一半一半》拍成《魔鬼与天使》。请陈宝国来演，
但没引起波澜。
而这一年四大电影冲上大银幕，让王朔赚足了面子。
从此，王老师开始有意识的跟影视靠拢，
他更加频繁地，深入地介入这一大众文化。
策划《渴望》，写《编辑部的故事》，搞《海马歌舞厅》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编剧。
90年代打开电视，总能看见王编剧的名字。《渴望》更是引起全民观影热，家家户户都在看，当时公安部还给剧组发了表彰，谢谢他们稳定了社会治安。
在与影视这一天然媒介「同流合污」后，王朔尝到了甜头。91年写了上百万字的剧本，见了全国的媒体，说了好几个游泳池的话。
之前写小说也就赚百十来块钱，这时，有人几万，几十万的送上门，影视的火爆带动了书的销量。
92年出四卷本文集，一口气卖了二十多万，直接惊动了《纽约时报》。美国人说，他是那时期中国最具现实意义的青年作家。祖师奶奶当年都没能得到的风光，王老师得到了。
那几年了，王朔尝尽了做明星的滋味，出磁带，上电视，转大钱，买房子。走哪儿都是爷！
一万二的真皮沙发，眼睛不眨就买了。最红的时候，他的电视剧卖一万一集，五千已是底线，电影都是已十几万论价。
王编剧看着镜子里发胖的脸，喜上眉梢，对自己说：「兄弟你算是混出来了！」
很快，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给人搞剧本，不如自己搞公司，做影视。
最早，他拉着苏童、莫言、刘震云等一批能打的作家弄了个「海马影视创作中心」。
这个松散的创作团体发展了40个年轻力壮的当红作家，试图将文化创作产业化，阵势非常大。还上过《人民日报》，后来却不了了之。
王朔不甘心，遇到徒弟冯小刚后，又开了个「好梦公司」。
公司成立时，出于对王朔名声的信任，第一笔投资进来的很顺利。但冯小刚写了半年，没写出剧本，事情搞砸了，连拍几部剧才填上了财政窟窿。
王朔倒不在意，越挫越勇。
又有了一个奇思妙想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专门搞剧本，
跟全国一线作家签约，从源头上掐住其他影视公司的脖子。
然后招收大量写手培训成流水线生产，
其他公司想买版权也行，得看我们的心情。
还不零卖，好坏搭着卖。」
注意听起来很华丽，冯小刚问：「哪儿来的几百瓦啊」，
王老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眼看「好梦」无起色，王老师想开公司想的发疯，又找到叶大鹰，把蓝图重新画了一遍，叶大鹰也给面子，出钱成立「时事文化咨询公司」。
从这天起，王朔四处请人吃饭，跟人聊剧本，差不多把自己给聊吐了，他等于是放弃写作，走回做生意的老路，铆足劲儿要做剧作行业的大佬。
让他醒来的是一场讨论和几个会议。
1993年文化节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直指王朔作品低俗」。
早在1989年《中国电影报》就开了十期讨论。
有人说他的作品是「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
时运这玩意儿，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994年，王朔在《新民晚报》发表《脱离文学界启事》，紧接着上头开了几个清理精神污染的会。
1996年《好梦》几部作品被枪毙，王朔执导的《爸爸》被禁映。
眼看大势已去，王让冯自己去找活路，他自己去了美国。
回国时，王朔心里的火熄了，从此再没念过生意经。可能他也想明白了，自己没有什么经营才能，如果适合做生意，当初也就不用写小说了。
对于建立一个文化产业，如此复杂的工程，他缺乏处事的圆滑和周旋的耐心。那个让他跳脚展望八字还没一撇的影视帝国，根本就是黄粱一梦。
而就在他去美国那年，四川自贡一个初二的学生，往一本叫《人生十六七》的杂志上投了一首诗，叫孤独。
打死王老师也想不到，他在九十年代画的大饼，居然让这个叫郭敬明的人给实现了。
1996年，面对杂志销量下滑，《萌芽》转向校园文学，酝酿了《新概念》。
谁能想到一个作文大赛而已，竟能催生一家想要上市的文化公司。
比起张、王两位前辈，郭敬明对名利的渴求，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加不择手段。
「新概念大赛」征稿阶段，别人写一篇，他买了七张报名表，写了七篇。
说来也怪，连续两届拿下一等奖，郭敬明的文章，并未引起业内重视。
东方出版中心给他出《爱与痛的边缘》，首印才一万册。
直到高考前夕，他写出那篇《幻城》，
引起《萌芽》论坛一阵骚动，境遇才发生改变。
郭敬明与张、王不同，既没有生在贵族家庭，也没有大院背景，命里没有时运，就只能咬住每一个机会。
眼看《幻城》反响热烈，他先给东方出版中心打电话，说要写长篇，问对方是否愿意出版，对方说，no。
随后他又找春风文艺出版社，和张的遭遇如出一辙，先被拒绝，然后遇到一个重要推手。
2002年10月，时详选抵达上海，在上海大学外在一家小饭店里，见到了郭敬明。
时详选告诉他明年1月有个订书会，你必须在那之前成书。郭敬明就每晚跑到阶梯教室写书，一写一通宵。
成书后，春风文艺出版社拿下了他大学期间所有版权。第二年，《幻城》在订书会上一炮打响。
时开始利用各路人脉，推荐郭敬明的小说。拉了作家给他开研讨会；在给友社的贺卡了宣传《幻城》，皇天不负有心人，《幻城》很快畅销。
郭敬明又快马加鞭写了《梦里花落知多少》，主动联系《萌芽》的胡编辑，说要给他寄四川腊肉，只希望《梦里》能上杂志连载。
那年，连本书加起来，卖了两三百万册。
不过胡编辑当时肯定没看过一本名叫《圈里圈外》的书，时详选也没看过一本名叫《圣传》的漫画。
参加《新概念》复赛时，郭同学被魔都的繁华迷倒，撰文道：
为什么不让爱上海的人
生在上海…
上海是华丽的巨轮，
我家乡的小城啼笑皆非…
还没出名时，郭敬明连80块的烟花秀门票都买不起；好不容易出名了吧，去参加活动穿衣打扮有点土气，被人家当成跟班笑话；攒钱给家里买车，又被讥笑为暴发户。于是，郭敬明需要更多的名利。
虽然王朔早早认清了「人家欺负你，是你还不够牛」的这种丛林法则，但他骨子里还是要脸的，大概他也没料到，在文字这行当，还有人能把这个法则，贯彻的如此彻底。
很长一段时间，郭的爱好就是每天去查卡上有多少进账。
遭受一系列「打击」后，他意识到，不能仅凭写稿赚钱了。
从深度进入《幻城》、《梦里》的设计，并出境当模特来看，他是非常擅长自我包装的。
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会老老实实把作品的命运交给书商，不会像祖师奶奶那样，安心只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就像王老师觉悟可以自己搞剧作公司一样。
书卖火了之后，郭敬明的思想产生了巨大飞跃，我干嘛不自建渠道，自己做生意呢？
不同的是，王老师都三十出头了才想起这茬儿，而郭同学想到这一点时，才23岁。也就是张爱玲当初走红的年纪。
更重要的是，文人做不好生意，多半是因为，与商人的核心特质有矛盾，文人多少都有点清高，这正是做生意最不需要的东西。
23岁的郭敬明，做到了张、王做不到的事情，放下了脸。
于是，一颗璀璨的商业新星，冉冉升起。
1910年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条例》，从此，会写字的中国人能挣钱了。
不过很可惜，自民国而下，想纯靠写稿活命，越来越难。
当年鲁迅月入数百银元，卖书还有钱打广告。
新中国成立时，「山药蛋」赵树理，一进京就买了四合院。
80年代，毕飞宇一篇稿费顶三个月工资。
等到市场经济起来，严肃作家们就只剩下一个穷字了。
作为每个时代最红的码字工作者，张、王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想从根源上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离不开三样东西：第一是时运；第二是推手；第三是迎合大众。
今天张爱玲、王朔、郭敬明的故事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道理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卖字不自由
或者是引用张爱玲写过的一首诗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