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贬谪文学传统的开创者（南宋中兴诗人的清简仕宦心态与诗学的山林话语）
湖湘贬谪文学传统的开创者（南宋中兴诗人的清简仕宦心态与诗学的山林话语）一、楼钥中举前后的吟情变化与清简仕宦心态的萌生楼钥像南宋孝宗至宁宗嘉定改元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出现了诗歌创作的中兴局面，被论者称为南宋中兴诗坛[1]。这段时期不仅活跃着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重要的诗坛大家，而且道学诗人群体、江湖诗人群体等南宋重要诗人群体均在此时期出现，以姜夔、章甫、陈造等为代表的江湖诗人，还开启了宁宗嘉定改元之后“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的时代先河。是以关于中兴诗坛的研究，也就主要集中在“中兴四大家”与江湖诗人群体之上，诗学方面则与之相应地以江西诗法为中心，重点探讨中兴诗人对其的继承与批判，以及其间的晚唐体运用[2]。这样的研究重点相对冷落了四大家之外的士大夫诗人，而且在诗人群体的主要研究思路下，论者往往结合南北对立的时代大势，也会对士大夫诗人再作群体切分[3]，使得原本关注度就不高的士大夫诗人再受局限，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诗学观念被限定于群体立场与趣味中，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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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惠俊老师
摘要：南宋孝宗中兴时代的士人逐渐兴起了清简的仕宦心态，如楼钥甫才中举，便在诗歌中表达起吏隐与退居情绪。这种清简的追求在楼钥出任闲散的添差台州通判之时得到实现，也为楼钥带来了丰富的文学交游。他在此时不仅拜会并认定了自己的诗学宗主吴芾，还与待阙官员李庚、台州诗人林宪、早岁致仕的鹿何等文学士人往来甚密，促成楼钥越来越熟习疏离庙堂的山林丘壑之诗，也使他的诗学门径从取法郊岛，转变为师从晚年苏轼与陶、韦。楼钥的台州文学交游集中呈现了南宋中兴诗坛“诗在山林而人在城市”的诗学观念，不仅意味着晚唐体于永嘉四灵之前即已流行于浙东，而且还出现对晚唐之限的突破，贯穿其间的山林话语可谓元明诗学台阁山林之分途的滥觞。
关键词：楼钥；南宋中兴诗坛；晚唐体；台阁山林；清简仕宦心态
南宋孝宗至宁宗嘉定改元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出现了诗歌创作的中兴局面，被论者称为南宋中兴诗坛[1]。这段时期不仅活跃着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重要的诗坛大家，而且道学诗人群体、江湖诗人群体等南宋重要诗人群体均在此时期出现，以姜夔、章甫、陈造等为代表的江湖诗人，还开启了宁宗嘉定改元之后“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的时代先河。是以关于中兴诗坛的研究，也就主要集中在“中兴四大家”与江湖诗人群体之上，诗学方面则与之相应地以江西诗法为中心，重点探讨中兴诗人对其的继承与批判，以及其间的晚唐体运用[2]。这样的研究重点相对冷落了四大家之外的士大夫诗人，而且在诗人群体的主要研究思路下，论者往往结合南北对立的时代大势，也会对士大夫诗人再作群体切分[3]，使得原本关注度就不高的士大夫诗人再受局限，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诗学观念被限定于群体立场与趣味中，带来了全面性不足的问题。是以对于南宋中兴诗坛的士大夫诗人，需要退回到共通的士大夫身份角度予以考察，方能看到他们丰富的创作图景，以及在江西诗法、晚唐体之外的诗学宗趣。不过必须要承认的是，四大家之外的士大夫诗人整体水准并不高，诗歌本身的艺术性比较乏善可陈，因此需要更多地利用立身心态、文学交游等外部视角，方可有效地认识他们的诗歌创作及诗学观念。
《南宋中兴诗坛研究》书影
楼钥于孝宗登基之初中举，仕宦生涯完整经历了孝宗、光宗以至宁宗嘉定改元的近五十年时间，是中兴诗坛极具代表性的士大夫诗人，足以扮演优秀的个案角色以供考察。特别是淳熙五年（1178）至七年（1180）的添差台州通判任上，楼钥获得了充裕的文学交游时间，结识了诸多文学前辈及同道，比较集中地展现了孝宗中兴时代士大夫有别于北宋的清简心态，受此心态影响下的诗歌写作以及逸出江西、晚唐之外的诗学观念。本文即拟以楼钥添差台州通判一任为中心，考察楼钥在此任期内的为官心态、文学交游与诗学观念，期望能够丰富对南宋中兴诗坛的认识，并为元明诗坛的重要诗学话语“山林”清理出早已包孕在南宋孝宗朝的渊源。
楼钥像
一、楼钥中举前后的吟情变化与清简仕宦心态的萌生
孝宗淳熙五年（1178），四十二岁的楼钥出任添差台州通判。他在是任上展现出的仕宦状态是很久之前便向往的，只不过至此方才获得了可以自由实践的机会。因此在论述楼钥台州时期的文学活动之前，需要对他的仕宦心态作一定的追溯式清理，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台州的言行。
孝宗隆兴元年（1163），二十七岁的楼钥到临安参加省试。其父楼璩在上年末出任监诸军粮料院，备考中的楼钥便经常出入于粮料院的办公衙署。由于本年是孝宗登基的第一年，孝宗按照惯例取消了殿试，进士排名一以省试为准，故而举子对本年的省试也就抱以了更多的期待与紧张。楼钥便在一日登上粮料院的葵向亭，望着临安之景，题写了这么一首小诗：
粮料院葵向亭
结屋苍崖昼不哗，崚嶒乱石绕帘牙。涛江渺莽三千顷，烟瓦参差百万家。雉堞环山余暮雪，龙楼耸阙焕朝霞。登临可是望都省，但有葵心向日华。[4]
观颈联“环山余暮雪”之语，知此番登临葵向亭当在早春残雪未尽之时。楼钥行迹与此时地相合者惟有隆兴元年（1163）初春，而他参加的省试恰于本年早春二月举行，故此诗的写作心态也就与省试密切相关。这首诗采用远近景相切换的笔法开篇，从首联的亭前苍崖怪石逐渐推向颔联铺开的广袤烟景，临安帝居的恢弘气象就在远近对比间被映衬了出来。而独立于乱石之上的自己，在钱江潮水与参差巷陌间被衬托得更为渺小，初涉帝居的迷惘不安也就被悠悠带出。这次登临葵向亭并不是一次风雅的集会，而是重重心事下的姑作消遣，于是就带来了颈联复将视线聚焦于皇宫的转折。暮雪与朝霞的相对是一种旧去新来的设想，透露着对春日新貌的企盼。此刻最牵动楼钥心弦的春日之事当然就是发榜了，尾联中出现的尚书省旧名都省将这番内心所想点破，而且还用了一个明知故问的设问句子，将发榜前的焦虑、忐忑与憧憬生动呈现出来。楼钥在最后一句甚至自比葵花，几近迷狂地向朝廷表白自己的赤诚之心。这句颇显露骨庸俗的收尾却是当下心态最真切的表达，留下了一段南宋举子在发榜前的心曲。
《楼钥集》书影
尽管楼钥在试卷中偶触哲宗庙讳，但孝宗亲自下诏以末等头名录取，终是实现了他内心相当期待的折桂之荣。既然《粮料院葵向亭》一诗展现了焦虑不安的发榜前心态，那么当其顺利中举后，应该会倍感兴奋，或许还会再写些豪言壮语以进一步表达向日忠心。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楼钥在省试之后完全没有表达过蓬勃的功业追求，似乎从那位登览葵向亭的有志青年瞬间变为暮气沉沉的老官僚了。由于需要参加来年春的铨试，楼钥依然逗留于临安，还是出入于父亲的办公衙署，但已经开始这样想象为官后的生活：
廨舍小轩
衮衮群山尾，横山更此岑。尘埃遮物外，风物宛山阴。作吏何妨隐，寻山不用深。居然一丘壑，便足快登临。[5]
此诗拥有与《粮料院葵向亭》共同的官舍与青山，人景关系也是一致的诗人独顾，但诗中的想法与情绪却发生了陡转。出于对功名的渴望，《粮料院葵向亭》中的楼钥面对着官舍与青山，深感紧张与焦虑。但在获得功名后，《廨舍小轩》中的他却打量起此山能否成为大隐之所，似乎忘记了不久之前的惴惴不安，好像努力考取的进士只是换取吏隐生活的必要之物，而不是实现政治理想的起点。不到三十岁的楼钥在中举之后也不止一次地吟咏着为宦当隐的情绪，甚至还直接写下“曲栏频徙倚，归思渺东溟”的句子[6]，连吏隐的表面工夫也不做了，方才释褐的他，就想着东归四明，过上退居乡里的生活。
隆兴元年（1163）十月，楼钥不幸遭遇长兄楼锡之丧，丧事结束后他护送嫂侄前往乌戍依附外家。这场家庭变故给楼钥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已经萌生的退居之意暂时性地强烈了起来。写于此时的《乌戍道中》诗即云：“田在港西家港东，断桥春水步难通。束芦挟瓮稳来去，不碍小船分钓筒。”[7]这首小诗看上去是士大夫在平淡地描写与自己无关的农家生活，抒发着偷得半日闲情的惬适，但束芦、挟瓮、钓筒这些意象却并非寻常农家之景，而是士大夫退居乡里时的日常之物，蕴含着因长兄去世而兴起的倦情归意。当楼钥送完嫂侄回到四明之后，更进一步深化着这番归情，向四方亲友发出同度丝纶的呼唤。隆兴二年（1164），楼钥与妻叔王逨同登四明香山，在唱酬诗中言说自己三年来经常梦见来此嬉游，今日终得所愿，惟叹不得常驻林泉[8]。可是三年前正是楼钥应解试之时，这样的诗句更会令人觉得他应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加自如地心属山林。更为令人感慨的则是本年他在和韵伯舅汪大雅的诗中写下的一句“贤劳休自叹，幢下本书生。”[9]此时宋金战事尚未完全停息，担任淮南运干的汪大雅需要身处战争前线，虽极凶险，但却拥有军功得志的机会。楼钥在去岁的送别诗中就热情讴歌了汪大雅的此番壮行，并祝愿他可以早日获取军功[10]。但新篇中却提醒伯舅我们本是书生，不必像武将那样出生入死、辛苦操劳，还是应该早日归乡适志。去年送行之时的楼钥尚未应省试，从而他的这番前后心态差异也就与士庶身份的改变有所关联。这种在中举之初即萌生的宦途倦意，楼钥也并不避讳在家人面前谈起，他在隆兴二年（1164）随妻归访余姚娘家时写过下面这首诗：
携家再游姚江
又作泛舟行，浮家一叶轻。潮生江外晚，月比夜来明。云尽天容彻，风高水气轻。五湖乘兴去，何苦慕功名。[11]
既然何苦慕功名，那先前何必以苦读从举业，又何必在发榜前焦虑忐忑呢？这些诗句多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即便如此，楼钥甫才中举便直露地赋咏归情也是一种北宋不常见的新貌，说明一些南宋士大夫已经不再胸怀天下之志，科举功名只想浅尝辄止，在朝士人时刻挂怀胸中的烟霞丘壑也会被清议所赏，独善其身被无限地放大，兼济天下的热情也就相应地褪去了。这样的心态使得楼钥在为宦从政之时往往以清简为尚，在地方任职时尤是如此，也就促成了其诗歌所述之生活、所抒之情绪与为官的实际状态有着严重疏离。
楼钥《呈提举郎中契丈劄子》
二、楼钥清闲的添差台州通判之任
添差官是宋代重要的官制现象，即在已有正员的情况下依然除授的额外差遣。添差通判是添差官中级别较高的一种，在北宋时名额尚少，南渡后虽经省废，但自绍兴五年（1135）复置后便渐成惯例[12]，重要州郡的添差通判之额更常置不断。既然添差通判是在正员之外的增设，那么是员的执掌自然要比正员少得多。实际上，宋廷设添差通判本就是为了恩赏有功者或处置责降官、待次官，从而大量添差通判并没有厘务资格，如由宗室、外戚、归正等恩例陈乞者不予厘务[13]，安置的诸责降官亦不予厘务[14]。楼钥本次出任添差台州通判，主要与淳熙四年（1177）龚茂良罢相一事有关。其时以谢廓然为首的台谏弹劾龚茂良结党，并在龚茂良被责授宁远节副、英州安置后，大规模清算龚茂良党人，如著作郎兼权考功郎官何万、著作郎兼司封郎官傅伯寿、枢密院编修官叶世美、大理正柴尉、太学博士谭惟寅等皆在淳熙四年（1177）七月以龚茂良党人之名被罢黜[15]。到了淳熙五年（1178），曾受龚茂良举荐的在京官员也遭到牵连，大多被责以外任。尽管有司并没有将楼钥列入龚茂良党人之列，而且重新出任宰相的史浩也有意保全楼钥，但是楼钥却令人震惊地声明自己也受到过龚茂良的举荐，当与龚氏同进退，故而上表自请外任，遂有添差台州通判之授。是以楼钥的添差台州通判之任，当遵循安置责降官之例，并没有厘务之责。
《宋会要辑稿》书影
不仅如此，楼钥到任台州的时候，台州通判厅署其实已有在任的添差通判。楼钥有一首写于台州的律诗，题云《寄管叔仪通判并同官》。管叔仪即时任台州通判的管锐，他于淳熙四年（1177）十二月到任，七年（1180）二月替[16]，与楼钥添差台州通判的时间完全重合，从而“同官”一词就只能是指另一位同为添差台州通判的官员了。观是诗后两联云：“醉里不知身是客，酒阑无奈客思家。凭谁寄语三夫子，归路还须好句夸。”[17]更明确透露出此时在台州通判厅署内坐着三个人，也就是说除了通判管锐外，还有两名同官，那么算上出差的楼钥，此刻添差台州通判实有三员。尽管这是相当冗滥的官员名额，但在南宋也并不罕见，汪应辰就曾上疏批评过“诸州添差通判有至三员者”的冗滥之象[18]。汪应辰的这道奏札上奏于隆兴二年（1164）前后，孝宗也因此下诏要求各路州军认真执行添差通判只设一员的限额。但是楼钥这首诗透露出地方并未严格施行，从而孝宗在其后又屡屡下诏重申此令[19]。
雁荡山
正是在这样的为官背景下，供职台州的楼钥并无多少公家事务的烦扰，他得以纵情适意于仙居雁荡的清丽山水间，过上及第伊始就非常向往的烟霞丘壑式生活，于是他在台州两年的交游，也就主要以文学雅士之间的清游宴赏为主了。如与知州沈揆同游台州名胜钱园[20]，于旅途中与管锐等通判同官开开玩笑。再如拜访下僚临海县令彭仲则，并与之诗酒唱酬。楼钥非常欣赏彭仲则清静的治县方式，尤为羡慕他那叠书满楼的壮丽县斋，留下了“小亭真吏隐，县拥高山青”的诗句[21]，完全将其视作早已期待的理想为官模型。当然，楼钥此刻的通判生活与彭仲则相去不远，只是没有华丽的屋舍而已，他还是做到了在并未辞官的前提下自在享受山林野趣。如此的自适与惬意让他想到了此时正在临安供职于详定一司敕令所的仲兄楼锡，写下了一首《山中怀仲兄》的七律对楼锡不能共享此情此景深表遗憾[22]。此诗尾联“起听朝鸡无恙否，兹游恨不与君同”反用祖逖、刘琨闻鸡起舞之典，表达着此刻不必再像少年时代那样发愤苦读的欣然之情。毕竟当初的苦读就是为了能够自由过上山中宰相式的生活，既然如今实现了当初的追求，获得了这片可供吏隐的空间，那当然应该尽情享受此中的悠闲。这样来看，楼钥在诗中反复吟咏的自我闲散超然的形象，就不仅是文学的夸张虚设，也切实反映出了他的为官心态，而闲散的添差台州通判一任，恰好给了他相宜的时空。
三、诗学尊尚的确立：吴芾与东坡晚年诗
作为一介清闲的地方官员，自然少不了与当地耆老硕儒的交往，此时的台州也正好有一位闲居的致仕要员，他便是自号湖山居士的吴芾。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高宗绍兴二年（1132）进士，历知处州、婺州。孝宗即位后知绍兴府，复权刑部侍郎，迁给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阁直学士知临安府。吴芾在朝风节凛然，虽与秦桧故交，然绍兴年间退然如未曾识，乾道年间更与陈俊卿同以刚直见忌于近习群体，有一代名臣的风范[23]。吴芾早在乾道六年（1170）就已致仕归乡，此前他曾累计六上章疏以请归田里，皆未获允，遂三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以见意，终在本年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24]。当楼钥来到台州的时候，他已经致仕八年了，不仅乡里声望日隆，当初那三篇和陶也成为士林的名篇佳话。
楼钥在淳熙五年（1178）刚刚抵达台州的时候，便修通启一封予吴芾，以求结识。这篇启文未提文学之事，多是常见的围绕治理州郡政务的客套文字[25]。在二人正式定交之后，发生了对与楼钥来说意义非凡的文学事件。此事的缘起在于吴芾向楼钥出示了他颇具盛名的和陶诗原件，楼钥拜阅后佩服不已，遂写了一首《谢湖山居士示和陶诗》以明志。这首长诗先追溯了陶渊明的诗风以及苏轼和陶的创举，接着铺叙了吴芾在台州高逸的致仕生活，之后便出现了这么几联文字：
人生嗜欲深，山林不供烧。何当从公游，翛然宁荷蓧。小子敢言诗，未免事华彯。西施难效颦，邯郸恐贻笑。思欲焚旧稿，世味轻咀嚼。稍寻韦苏州，旁引孟贞曜。绝去翰墨畦，毋凿浑沌窍。尚或庶几焉，未暇期速肖。[26]
这些句子并不是泛泛地客套，而是宋人习见的尊前辈诗人为宗师的现象，特别是其间“何当从公游”“思欲焚旧稿”两句，具有极强的符号性，是用尽废少作的极端方式来宣示自己的诗学法门。杨万里、陆游、姜夔等南宋著名诗人皆有过尽废旧稿的举动，而且都将此行为视作得窥诗学正径的开始。除了这首诗中的符号性诗句，楼钥文集《攻媿集》的结集形态也能佐证这一点。按照写作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作品是宋人诗文集的常见编次方式，但往往诗集开篇的第一首诗并非作者最早的诗作，而是一首语涉自我尊奉的诗学宗主的诗，具备开宗明义的意义。如黄庭坚《山谷诗集》第一首是《古诗二首上苏子瞻》，陈师道《后山诗集》第一首是写给曾巩的《妾薄命》，陆游《剑南诗稿》第一首是写给曾几的《别曾学士》等即是此例。这种文集编次现象在楼钥的文集中也能察见。《攻媿集》的编次即先按体归类，各体之下的作品则大致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诗歌收录在卷一至卷十，其中卷一至卷五为系年编次的古诗，卷六至卷十则为系年编次的律诗。然而卷一开头几首古诗在时间上并非楼钥最早的作品，第一首为《攻媿斋》，乃是陈述自号“攻媿”的大义，阐明自我立身之本。楼钥自号“攻媿”大约发生在绍熙年间，从而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就比较晚，但却完全符合开宗明义的编集要求。而第二首收录的便是上述这首写于淳熙五年（1178）的《谢湖山居士示和陶诗》，在南宋中后期道学已蔚为大宗的时代格局下，这首放在自述学养修身之诗后面的交代文学趣味的诗篇，应当是以文学见长的士人在开集明义时向时代做出的妥协，但依旧足以向后人展示着自己奉吴芾为宗主的诗学传承。
《谢湖山居士示和陶诗》不仅交代了楼钥的诗学尊主，而且“稍寻韦苏州，旁引孟贞曜。绝去翰墨畦，毋凿浑沌窍”数句更将其拜见吴芾后悟得的诗学法门具体陈述了出来。即参核韦应物的闲淡与孟郊的清寒，上升到陶渊明的浑融自然。实际上以孟郊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歌本是楼钥会见吴芾之前的取径对象，他于淳熙初担任敕令所编修的时候，就曾写过“坐欲斫五言，所愧李与苏。君与工属联，灞桥去骑驴”[27]的诗句，可见楼钥早已对孟郊、贾岛等诗人心手追摹，只不过当时更为在意精细的声律与苦吟的字面，主要学习郊岛在遣词对属等形式层面的内容。因此结识吴芾对于楼钥的诗歌写作具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不仅为楼钥的诗法取径在郊、岛的基础上增加了陶、韦，更使其获得了从形式技巧上升到意趣兴象的根本性超越。楼钥在结识吴芾之前的郊岛诗法与风靡南宋后期的晚唐体诗基本相契，可见永嘉四灵的诗歌门径早已在孝宗朝的两浙诗坛形成，他们其实是利用了中兴诗坛的创作经验以扭转江西诗风。而楼钥结识吴芾之后的转变更说明其时甚至出现了对晚唐体的反思与突破，而且以资借鉴的前代诗人也并不局限于韦应物与陶潜，首位写作和陶诗的苏轼也是重要的取法对象，钱锺书即由此敏锐地指出楼钥诗主学东坡晚年[28]。此外，楼钥在其后的诗歌写作与相关论述中，还越来越重视对杜甫与黄庭坚的摹效。可见尽管江西诗派大行于孝宗中兴诗坛，诸多诗人皆从江西诗法入，再以突破江西藩篱为基础方成自家面貌；但亦存在楼钥这样不循江西法门而专效晚唐的诗人，他们在自我突破的时候寻求江西诗法的助力，却始终不奉山谷为圭臬，凭借晚年苏轼甚至陶渊明而成自家路数。于是孝宗中兴诗坛的面要相比以往的描述更为丰富，对南宋中后期诗坛有着全方位的先导意义，只不过在江西诗派的群体规模与中兴四大家高大伟岸的身影下，诸如此类的众多较小关节被遮蔽住了。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书影
诗法取径之外，《谢湖山居士示和陶诗》还体现了楼钥对吴芾生活方式的钦羡，从而拜于吴芾门下也就不单单是学诗，更是希望自己能够放下外在的功名利欲，一并效法吴芾林壑泉石、烟波耕钓的生活方式，这是楼钥一直以来的追求。因此面对已经完美实践此种生活八年的吴芾，楼钥很容易产生如此追慕的情绪。吴芾当然也察觉到了楼钥的个中情愫，但他并不同意尚处中年的楼钥如此处世，在接到楼钥的赠诗后便和韵酬答，如此解释了他的归隐原因：“岂谓暮年中，亦误蒙收召。曾未着微劳，遽使登华要。自度老无能，共知愚不肖。纵未遭人非，难逃天日照。傥不速休官，宁免渊明笑。”[29]显然归隐是有前提的，一方面是才难副任，另一方面则是已至暮年。观吴芾在乾道六年（1170）已经六十七岁，老而无能也并非完全的自谦之辞。然而对于年方不惑的楼钥，吴芾却有着不同的要求。他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便进入对楼钥的规劝，先以“贰车真豪英，逸如千里骠。又如礼乐器，肃然在宗庙。有美颀而长，视容清且瞭”诸句称颂楼钥的秀采焕发，再以“自应辅明时，与国增光耀。胡为佐一州，从容陪坐啸。乘兴来湖山，欲看余把钓。濯足玩水云，纵目观野烧”诸句予以微讽，认为楼钥应该积极辅国安邦，而不应来陪他这位老头子垂钓坐啸。吴芾的谆谆教诲一直持续到了全诗的结尾：“余已学渊明，公方跂周召。出处既不侔，无由远相叫。愿公保令名，求贤行有诏”，完全挑明了效法陶渊明是他这个年纪、这样身份的士人才可以过上的生活，楼钥则应该以周公、召公为榜样，保持一颗积极进取以平天下之心。如果楼钥一味地追求湖山吏隐，将会大大折损他作为士大夫的令名，会给后人留下操行有亏的形象。吴芾的规劝足见一位耆硕旧臣的风采，作为第一代中举于南宋的士大夫，他还是保留了北宋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昂气度，在出处进退方面坚持壮岁积极用世、晚年闲散超然的原则。吴芾的出处选择与和陶写作其实符合苏轼本人的样态，苏轼的和陶滥觞于黄州时期，至惠州时期方蔚然大观，那时的苏轼也已年过六十了，是混融着政治剧变与人至暮年的一种生涯寄托。不过对于完全成长于南宋立国后的士人来说，他们更愿意将苏轼的晚年状态独立出来，使得从未经历政治挫折或人生动荡的自己可以坦然效法苏轼晚年的山林闲适与琴酒风流。这是士大夫群体发展至南宋的变化，与楼钥早已抱有的清简为官心态相契合。于是楼钥尽管以吴芾的诗学门径为自我尊尚，但并没有怎么接受他的这番用世规劝。
四、觞咏清唱：台州时期的其他文学交游
楼钥于台州的文学交游相当广泛，所涉诗友的身份也跨度极大，只要具备文学之长，便不惜折节相交。如落拓潦倒的孙应时，当时不过一介黄岩县尉，但楼钥却觉得他“学行吏事、词采翰墨动辄过人”，从而与之定交[30]。他还与不习举业、以诗自适而不悔的戴栋相交甚笃，从而为日后与其子戴复古的一段师生之谊埋下伏笔[31]。不过江湖游士终究是少数，他在台州主要还是与吴芾这样的名士来往。也正是在与这一群体的诗歌酬唱间，楼钥得以深入观察与体认自己向往的清简生活，同时也不断练习着刚刚悟得的诗学法门。
楼钥在台州重遇了不少长辈故交，李庚便是其中的一位。李庚，字子长，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比楼钥年长十五岁左右。中举后曾任长沙尉，后历御史台主簿、监察御史，进兵部郎中，终于知州之任[32]。可见李庚的仕宦生涯主要通过法曹台谏的路径迁转，未能跻身台阁清选。楼钥对此表示相当遗憾，因为李庚在楼钥的伯父楼璹出任湖南转运使之时曾以长笺干谒，受到楼璹击节赞赏，遂有文名，是以楼钥认为由文学之选晋升才是李庚的理想路径，才能大展其才[33]。尽管如此，李庚的实际生活依然呈现着文学之士的风雅，而非实务官僚的豪奢。当楼钥在台州终于结识这位伯父旧赏时，李庚已在台州乡里买田造园、叠屋藏书，给楼钥提供了又一番退居乡里的生活展示。不过李庚此时并未像吴芾那样致仕乡居，由于他是在未赴袁州知州时不幸去世的[34]，所以他此刻当是待阙里中，倒是给了楼钥更符合期待的生活展示，即士大夫对于为官与山林的同时占有。
相较于李庚主要向楼钥展示了仕至知州级别的士大夫如何平衡吏隐关系，他与另一位台州诗人林宪的交往则是更为纯粹的诗文写作探讨。林宪，字景思，中进士特科，然未登宦途，仅监西岳庙。遂筑室乡里，吟诗度日，诗名日益隆盛，台州乡人拜于门下学诗者甚众，杨万里、尤袤等中兴诗人皆与其有着密切的交往[35]。可见他是一位地方风雅名士，与政治相当疏离，知识结构也广涉佛道，如其自号雪巢，便取自元安禅师“鹭倚雪巢犹可辨，乌投漆立事难分”的机锋[36]，与楼钥颇显头巾习气的“攻媿”甚为不同。尽管如此，林宪尚未进入以禅喻诗的阶段，他的诗篇还是接近孟郊、贾岛的。不过楼钥已经认为林宪之诗虽“作诗穷益工，寒瘦逼岛郊”，但却“落笔句惊人，不复寻推敲。”[37]这与楼钥从吴芾那里悟得的法门相契，就是利用杜诗甚至江西诗法挽救主学郊岛的晚唐体弊端，再次展示着四灵之前的浙东诗坛不仅早已流行晚唐体，更开始涌现突破苦吟之限的诗人。也正是因为他们是援江西入晚唐，而非如严羽那样极力诋斥江西，所以林宪并没有开妙悟说的先河，反倒是经常强调学问积累的重要。他在与楼钥谈论诗歌时曾这样表示过：只有胸中浩浩，包括千载，发言为诗时才能变化舒卷，不可端倪。是以书籍与学识对于作诗来说当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38]。尽管林宪的诗学路径与严羽不同，但是他也已经不再秉持专精一体便可名世的观念，而是要求诗人应当出入古今作者门户以众体兼擅。这就与严羽以降的元明诗学观念相合，在另一个层面上再次印证了孝宗中兴诗坛对后世的全面先导意义。
《景德传灯录》书影
淳熙六年（1179）十一月，台州士人鹿何以五十三岁之龄从郎曹自乞休致。鹿何本就是一位醉赏烟霞的士人，为官时便在台州城外四十里一处叫鹿隩的地方设园建堂，取灵澈上人“林下何曾见一人”之句，名堂为“见一”。当他的休致申请获得批准后，就直接回到见一堂中，完全没有按照致仕官员的礼节，先入郡城通交知州[39]。这位士人既不同于吴芾的高龄致仕，亦非是李庚那样居家待阙，而是在仕途上升期急流勇退，完全就是楼钥想做但从未真正去做的事。楼钥因此对鹿何格外钦佩，从而在鹿何刚刚回到见一堂的时候，就和居家待阙的周洎与那位拥有富丽堂皇之县斋的彭仲则一同登堂拜访，并因之与其定交[40]。鹿何对楼钥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其实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辞归之举与杖履烟霏空翠的生活深深感染了楼钥，以至于在回到通判厅署之后犹感震撼，特为写就赋咏鹿何所建园林的绝句十三首以献[41]。这是楼钥诗歌中罕见的大规模园林清赏组诗，足见对山林丘壑生活的艳羡。这场震撼的持续时间相当之长，楼钥在离任台州的时候，还要特为再赴见一堂与鹿何话别，拳拳之情，足可想见。甚至到了二十六年后，楼钥对自己还未能下致仕之决心而感到羞愧，依然以鹿何为榜样，写下“赤城鹿公以望郎显于淳熙间，当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为臣而归。天子既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学校之士争为歌诗以饯其行”的追忆文字[42]。可见在楼钥的心中，他其实更为欣赏鹿何的声名，而非吴芾期待的周召事业。这也足以使人相信，楼钥自中举以来时时表达的吏隐甚至归去的情绪，并非全然的故作姿态，而是内心真切而强烈的想法。
余论：南宋诗学的山林话语与相关批评
楼钥台州时期的文学交游涵盖了不同类型的清简士人，足见这种生活方式在孝宗中兴诗坛的广泛接受程度。只是在南宋的科举制度下，士人群体尚未获得明清时代的经济保障，从而像鹿何这般毅然放弃官职而投身山林者并不多，大部分士人还是类似楼钥的徒羡渔情。但也正因为这番心态，为孝宗中兴诗坛带来了大量疏离政治的内容，其时的士大夫作者相当普遍地将自我文章风流或林泉野趣的生活日常记录于诗，再次为后代诗坛开启先河。不仅如此，伴随着诗歌内容的这番新变，诗学观念也发生相应的转向，山林在诗歌批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与庙堂台阁举足轻重的批评话语与诗歌范式。
出处选择本是士大夫群体的永恒命题，面对着庙堂与山林，他们始终在追问自己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究竟哪一方是自我的最佳生存状态。在中唐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非此即彼，士人通常需要作出只取一端的选择。但自杜甫于《清明二首》（其一）中写下“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43]的句子后，二者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减弱，士人逐渐能够自由地根据自身状态的变化切换着钟鼎与山林的偏好。宋代士大夫承继着杜甫的观念，并与上述清简的仕宦心态相结合，追求起钟鼎山林兼具的生活方式及诗歌表达。这种诗学趣味在徽宗朝即已初见端倪，廖挺在《演山先生文集序》中提到：
挺观先生平时所著则已慨然有经世之意，及志得位显，一篇一咏凝情物外，笔下无一点尘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语，其所养有大过人者，或者以为谪仙中人，信不诬矣。[44]
《皕宋楼藏书志》书影
身为状元的黄裳有意识地将其诗歌写作与仕宦状态相逆反，以此实现着钟鼎与山林的兼具：当其尚居下僚之时，便积极表达自己的经世之能与澄清天下之志；待终处高位之后，就转而陶写山林闲趣。黄裳的精神状态与诗歌实践深受孝宗中兴诗坛的士大夫作者的认可，更被他们视作难能可贵的立身行世品质。周必大在《吴康肃公芾湖山集并奏议序》中即云：
才气可以任事，而以学术本之，未有不为名臣者也。龙图阁直学士天台吴康肃公以进士起家，受知高庙。爰及孝宗，在内为御史，历户礼刑少常伯、给事中，又尝典治内史，在外则五为帅守，处剧繁以平易，其才气何待言？至于履正奉公，仁民爱物，如嗜饮食，发为诗文，身簪绂而心丘壑，此则学术之力也。[45]
在理学兴盛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在士大夫评价体系中显得更加重要，周必大便利用着时代话语，将判断学术小大的标准定性为是否能够实现钟鼎与山林的统一，而非胜任朝堂内外的要职。有趣的是，周必大选择了吴芾立论，把他叙述为类似黄裳的人物，赞许他的诗文“身簪绂而心丘壑”，完美地实现了庙堂与山林的统一。根据上文所述可知，周必大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吴芾的本意，但却有力地说明了楼钥不接受吴芾的规劝并非他的个人偏好，而是孝宗朝新一辈士人的群体心态。陆游在《乐郊记》中亦云：“出处一道也，仕而忘归，与处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易是泉石非钟鼎。”[46]陆游将只出不仕与只仕不出都视作偏执一端，二者皆是偏癖而不被提倡，只有做到出处统一才是可以被肯定的风神态度。这从对立面的角度解释了楼钥为何没有真的选择鹿何式壮年辞归，却依旧在仕宦道路上浮沉摸索。这样一来，对于一位有所追求的孝宗朝士大夫而言，其既需要具备过人的为政能力，同时又需要不断通过山野林泉的诗歌表达以示学养，也就出现了如杨万里这般的论诗标准：
予假守毗陵，更未尽三月，移官广东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绶，西归过姑苏，谒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诗。予谢曰：“诗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于相违，而喜于不相值。某虽有所谓《荆溪集》者，窃自薄陋，不敢为公出也。”[47]
《杨万里笺校》书影
可见孝宗中兴诗坛的士大夫诗人，就是以实际仕宦状态与文学表达趣味相矛盾为宗尚，能够反映城市与山林的相违方是期待中的好诗。楼钥台州时期的文学交游与诗歌创作，恰是为上引的批评话语提供了完整的文学活动案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别显示着诗学的山林话语在孝宗中兴诗坛的迅速凸显及其生成原因。尽管此时的诗歌创作与诗学观念还是要把山林与庙堂相系联，但士人清简的出处心态以及诗中与庙堂政治、天下抱负以及承平气象完全脱节的山林泉石生活描绘，还是为台阁与山林于元明诗坛的完全分途对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注释】
[1]曾维刚：《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
[2]韩立平著：《南宋中兴诗风演进研究》第三章“中兴诗坛诗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5页。
[3]如曾维刚便将中兴诗坛的士大夫诗人分为道学士人群体、激进官宦诗人群体与保守官宦诗人群体，再予以分别立论。详见曾维刚：《南宋中兴诗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六《粮料院葵向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5]《楼钥集》卷六《廨舍小轩》，第145页。
[6]《楼钥集》卷六《尺五亭》，第145页。
[7]《楼钥集》卷六《乌戍道中》，第146页。
[8]《楼钥集》卷六《游香山次王正言韵》，第147页。
[9]《楼钥集》卷六《次伯舅汪运干所寄韵》，第146页。
[10]《楼钥集》卷一《送伯舅汪运干》，第6页。
[11]《楼钥集》卷六《携家再游姚江》，第147页。
[12]脱脱等撰：《宋史》卷一六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74-3975页。
[13]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7页。
[14]《宋会要辑稿》，第4977-4978页。
[15]《宋会要辑稿》，第4968-4969页。
[16]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十“通判题名”，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68页下。
[17]《楼钥集》卷六《寄管叔仪通判并同官》，第155页。
[18]汪应辰撰：《文定集》卷三《论添差员阙》，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9]《宋会要辑稿》，第4288、4304页。
[20]《楼钥集》卷七《陪沈虞卿使君游钱园》，第160页。
[21]《楼钥集》卷一《彭子复临海县斋》，第25页。
[22]《楼钥集》卷六《山中怀仲兄》，第154页。
[23]《宋史》卷三八七，《吴芾传》，第11887-11889页。
[24]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八《龙图阁直学
士吴公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3-4114页。
[25]《楼钥集》卷五八《通吴给事启》，第1045-1046页。
[26]《楼钥集》卷一《谢湖山居士示和陶诗》，第2页。
[27]《楼钥集》卷一《同官登敕局小楼观雪》，第20页。
[28]钱锺书著：《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359条，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73页。
[29]吴芾：《湖山集》卷三《和楼大防韵》，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464页上。
[30]《楼钥集》卷一一四《承议郎孙君墓志铭》，第1973页。
[31]《楼钥集》卷七四《跋戴式之诗卷》，第1323页。按点校本题作“跋戴式之试卷”，与题跋内容显然不合。宋刻本实为“跋戴式之诗卷”，四库系统亦作诗卷。
[32]《嘉定赤城志》卷三三“进士题名”，第7532页。
[33]《楼钥集》卷四九，《詅痴符序》，第919页。
[34]《嘉定赤城志》卷三三“进士题名”，第7532页下。
[35]《嘉定赤城志》卷三四“特科进士”，第7551页上。
[36]释道元著，妙音、文雄点校：《景德传灯录》卷一六，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版，第314页。
[37]《楼钥集》卷一《林景思雪巢》，第3页。
[38]《楼钥集》卷四九《雪巢诗集序》，第926页。
[39]《楼钥集》补遗《宋金部郎中鹿何墓志铭》，第2144页。
[40]《楼钥集》卷四九《见一堂集序》，第924页。
[41]《楼钥集》卷七《鹿伯可郎中园池杂咏》，第157-159页。
[42]《楼钥集》卷四九《见一堂集序》，第923页。
[43]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68页。
[44]陆心源撰：《皕宋楼藏书志》卷七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83页下。
[45]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五五，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第53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53页。
[46]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七，见《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36页。
[47]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〇，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62页。
本文原刊《中国诗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引用请以刊物为准。赵惠俊，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出版过《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书影
编辑：孙露露
审核：任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