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及法家思想主张（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韩非及法家思想主张（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末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国厘王之次子，与李斯同师事旬子，曾建议韩王变法图强，不见用。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受到秦王政的重视。被出使秦国，不久因李斯、姚贾馋害自杀于狱中。

韩非吸收了道、儒、墨各家的思想，集法家学说的大成。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称法的制订应该“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而布之于百姓”(《难三》)。法的施行，应该“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其学说为新兴地主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但也成为封建帝王实行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对后世影响很大。

• 在哲学上发展了旬子的唯物主义，认为“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而“理”则是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他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解老》)肯定具体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道” “理”也都要随之而变化。提出“缘道理以从事”，反对“无缘而妄意度。”主张用“参验”的方法来验证人的认识，注意到事物的矛盾性，强调对立面不可调和，提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主张“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 还认为“人民众而货财寡”是动乱的原因。强调一切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交换及剥削关系，均出于人们的“自为心”或“计算之心”。还肯定趋利辟害乃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执行赏罚，法令的依据。

著作《韩非子》为先秦诸子散文集二十卷，共五十五篇。此书全部系韩非子自著，是先秦法家代表作。其文不事雕琢而以犀利峭刻著称。文中发言直率，毫不掩饰，论述问题，条分缕析，透辟深刻；文章逻辑严密，气势逼人，《五蠹》、《说难》等文是突出代表。

韩非尤擅驳论文，常在文中假设各种不同意见，一一加以剖析辨驳，以证明对方之悖谬。不常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方法，抓住对方破绽，暴露其自相矛盾之处，使论敌进退失据。此类文章以《难一》至《难四》 《难四》、《六反》、《八说》等篇最突出。 又善于运用寓言说理，其寓言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 ，简洁凝炼、辛辣深刻，生动地说明了其法家思想。特别是在《说林》、《内储说》、《外储说》等篇中，分类辑录了大量寓言，如“郢书燕说”、“守株待兔”等，表现出古代寓言由说理文中的论证手段向独立成篇发展的趋势。

此外，《解老》篇是对《老子》一书的阐释，文中同样体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其形式对后世解经文字有影响。书中还有些文章，或全篇用韵，或部分用韵，句法灵活，流利通畅，很有特色。 在伦理观上，韩非坚持性恶论，他把人的自私抽象为普遍的人性，认为人际关系只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利害关系，因而人世间根本不可能“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在他那里，神圣的原始礼仪失去了它的庄严可信；温情脉脉的孔孟之道，只能是毫无实效的腐空谈，墨家的矫情兼爱以及各种漂亮的言辞、可爱的情感、浪漫的理想，都不过是可笑的扯物的。

同时，韩非以其锐利的锋芒、透的议论以及细腻的分析，纵横于当时的文坛，成为先秦时期最卓越的散文大师之一。有清王先慎“集解”和今人梁启雄“浅释”等注解本。(本文资料来源：《辞源》、《辞海》、《中华韩氏通鉴》及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