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摇滚乐的一切都是为了爱（Summeroflove）
玩摇滚乐的一切都是为了爱（Summeroflove）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高精尖的太空科技拖着人类向外探寻，父母辈仍在维系主流体面的生活方式，而青年人们——他们在摇滚乐、“垮掉派”诗歌、异域文化和致幻药物的影响下走向了主流社会的反面；而旧金山正成为这场反文化运动的中心。Ted Streshinsky/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这是一场代表着嬉皮士文化巅峰的盛会，也是一次关于自由、理想和解放最大程度的实践母版。“爱之夏成为了一个范本”，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乔·麦克唐纳（Joe McDonald）说，“我们打开了门，每个人都走了进去，一切都不一样了。”BETTMANN/GETTY IMAGES在上世纪的正中，二战的结束把过去和将来骤然分开——繁荣的经济催生了新兴的模范中产，而与此同时，绵延的冷战在越南爆发，偏执和恐惧在政坛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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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陈采薇
许多年后，当人们想到爱，依然会想到美国旧金山1967年那个阳光灿烂的盛夏。近十万名身穿明艳飘逸的扎染服饰，戴着串珠和鲜花，披头散发的年轻人涌入了加州的废弃街区，共同找寻和构建一种主流之外的其他美好可能。
这个夏天后来被称作“嬉皮士革命”，但其在大众心中更普遍和更亲切的一个名称，则是“爱之夏”（Summer of Love)。
这是一场代表着嬉皮士文化巅峰的盛会，也是一次关于自由、理想和解放最大程度的实践母版。“爱之夏成为了一个范本”，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乔·麦克唐纳（Joe McDonald）说，“我们打开了门，每个人都走了进去，一切都不一样了。”
嬉皮士來了
BETTMANN/GETTY IMAGES
在上世纪的正中，二战的结束把过去和将来骤然分开——繁荣的经济催生了新兴的模范中产，而与此同时，绵延的冷战在越南爆发，偏执和恐惧在政坛蔓延。
Ted Streshinsky/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高精尖的太空科技拖着人类向外探寻，父母辈仍在维系主流体面的生活方式，而青年人们——他们在摇滚乐、“垮掉派”诗歌、异域文化和致幻药物的影响下走向了主流社会的反面；而旧金山正成为这场反文化运动的中心。
波西米亚、酸、自然、神秘主义、野花、左翼思潮......嬉皮文化的碎片正被一片片集齐，掀起一场隐秘而有力的震荡。在斯科特·麦肯西（Scott McKenzie）红极一时的歌曲《旧金山（别忘了带上鲜花）》号召下，全美的“嬉皮士”走向了旧金山的海特-阿什（Haight-Ashbury）区域。
Steve Eason / Hulton Archive / Getty Images
他们头戴鲜花，打着“爱与和平”“做爱不要作战”的标语，带着一种被药物加强过后纯粹而泛滥的对于美好的渴望，发出了在当时压抑而分裂的美国社会中代表“爱”的强劲宣言。
这一年的6月，《新闻周刊》杂志用“嬉皮士來了”的大标题宣告了这个文化乌托邦的盛况。这一年的7月，《时代》杂志以“嬉皮：一种亚文化的哲学”作为封面故事，第一次概括的总结了主流目光下的嬉皮精神：跟随自己的内心，做想做的事，不论何时何地；改变每个你遇到的人的心灵；打开心灵——如果不是靠药物，那就依靠美、爱、诚实与愉悦。“
为了改变体质，嬉皮们希望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扬弃传统的思维：不管是西方中心的、生产导向的、还是目的论的。” 他们确实来了，沿着加州的山间公路，来到了这个属于爱的夏天。
一场革命、一种主张
image captionFestival-goers and hippies took over the grounds，GETTY IMAGES
嬉皮士是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一场盛会，但也是一场革命和一种主张。年轻人们以爱为名，以反战和平权为精神，以摇滚乐为背景，站在主流文化的对面高声疾呼。
鲍勃·迪伦（Bob Dylan），这位婴儿潮世代的代言人，在思想上和音乐上都是嬉皮士和摇滚乐的精神鼻祖。迪伦的音乐清新易懂，朗朗上口，但同时含有丰富的意向和解读上的深度。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人们究竟要活到多久，才能被允许得到自由？”鲍勃·迪伦在自己的名曲《答案在风中飘》中发问，这首歌也迅速成为60年代民权运动的圣歌。
rolling Stone第1131期， 2011年. Photo by: Jerry Schatzberg ©Rolling Stone
作为以反战民谣歌曲脍炙人口的美国歌手，迪伦从来没有被公众的期待和社会的陈规限定过。1965年，迪伦一反众人的期待，开始使用电吉他，开创了自己“摇滚民谣”的新生涯。这位音乐与思想上的教父从各个方面滋养着年轻的嬉皮士和摇滚乐，把这种吵闹而商业的音乐形式变得斑斓而丰富。
“垮掉的一代”文学和同时期民谣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对人性的洞察和反思性拓宽了摇滚乐的题材，也深化了摇滚乐的思想——其中的佼佼者除了将歌词写得像诗的鲍勃迪伦外，还有上世纪音乐思想深度的巅峰之一的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
说到受迪伦影响最大的音乐人，不得不提以 《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走向新高度的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如果说嬉皮国度是一个乌托邦，而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你所需要的只有爱》（All You Need is Love）则是不折不扣的“国歌”。
这首以轻快管乐和进行曲节奏开头的歌曲朗朗上口，并随着歌曲来到高潮管弦交杂，逐渐加快。”你只需要爱，你只需要爱”这句简单的歌词既像喃喃的梦魇，又像是激昂的口号，在自身的不断重复中得到升华。
黄金年代今天，许多中文翻译依旧根据谐音把甲壳虫乐队称作“披头士”——这既是对四位乐手给人印象的调侃，也是对嬉皮士整体印象的总结。的确，很难说是发源于美国的嬉皮士文化影响了甲壳虫乐队，还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甲壳虫乐队影响了美国更多。
嬉皮士质疑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和信仰，甲壳虫乐队也是如此；嬉皮士们宣扬和平、爱、生态主义、民权、同性恋权利、自由，甲壳虫乐队也是如此。这种不谋而合让甲壳虫乐队顺理成章地与美国的嬉皮文化产生巨大的回响，也让甲壳虫们从表演泡泡糖音乐的英伦男孩转向了更成熟复杂的摇滚，空降称为嬉皮国度的巨星。
Rolling Stone第415期， 1984. ©Rolling Stone
直至今天，许多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听起来仍然毫不过时。他们的歌曲主题丰富，固然有《Help》、《Nowhere Man》、《I'm Down》等讨论独属于迷茫年轻人的作品，但统治性的主题依然是爱——爱情、自爱、一种带着超然的博爱，对于社群的兼爱，还有因爱产生的纯粹的喜悦本身。
美国自由叛逆的嬉皮文化为沉寂的英国乐坛带去了新鲜的风向，同时，1965年乐坛发生的“英伦入侵（The British Invasion）”标志着英伦摇滚全方面在美国落地开花，摇滚乐随着嬉皮文化一起进入了自己不可阻挡的全盛高潮。
Rolling Stone第66期， 1970. Photo by: Jim Marshall ©Rolling Stone
在这一年，鲍勃·迪伦开始插电，民谣开始褪色，迷幻剂开始流行，杰佛森飞船（Jefferson Airplane）成军、感恩致死（The Grateful Dead）开始正式演出。一如鲍勃·迪伦等人最初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中找到了民谣的归属，不同风格的摇滚艺术家在加利福尼亚的音乐节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盛典，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这是嬉皮士的黄金年代，是所有心中充满爱的年轻人的黄金时代。当然，对摇滚乐也不例外，对于听众来讲如此，乐手则更是这样。“1967年似乎是黄金年，”甲壳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后来回忆道。“那天似乎总是阳光明媚，我们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戴着奇形怪状的太阳镜。也许称它为爱之夏有点太容易了，但那是一个金色的夏天。”
乌云后的阳光1967年是嬉皮士和摇滚乐的黄金时期，可当嬉皮文化的多彩碎片被空前庆祝，商业的参与和主流的目光也开始悄然让事情发生变化，现实的轨道已经悄然指向了资本主义、商业运作和大众口味的方向——嬉皮士本身要对抗的一切。
“爱之夏”蓬勃展开的原创力和真挚性可能在慢慢淡却，但其创造的反叛精神、爱与和平主张、和摇滚明星则持续汲取着嬉皮士文化巅峰的养分，以更制度化的方式继续生长。蒙特雷音乐节等形成规模的集会创造了风靡一时的表演，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外的示威清晰地让嬉皮“反战”的主张触动当局。
1969年8月9日，女演员莎朗·泰特（Sharon Tate）和其他4人在家中被杀新闻。
同时，嬉皮文化中无政府主义的幽灵也开始时时浮现：缺乏任何体制的调节，嬉皮社群中混乱、反智甚至暴力的因子在数起暴力事件后浮出表面。1969年，代表嬉皮士风格的好莱坞女星莎朗·泰特（Sharon Tate）在洛杉矶被残忍杀害，而犯下罪行者正是嬉皮士团体“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在反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紧张局面剑拔弩张、“芝加哥七君子”面临着当局的欲加之罪开庭审判时，嬉皮文化的最后一场狂欢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Festival）如同没有明天一般在1979年爆发。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这句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其讲述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著作《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中的评价被后世的媒体和评论家广泛引用。
Woodstock，Photo by：Baron Wolman ©Baron Wolman
这场由几位毫无经验却充满奇思妙想的年轻人主办的集会在纽约州伯利恒镇（Bethel）一个2.4平方公里大的牧场举行，由一次草率策划的商业活动迅速演变成一个没有门槛的嬉皮士庆典。在这个偶有阵雨的周末，32场的演出吸引了40万人次的观赏。在音乐节的前几天，主流媒体一味地强调嬉皮文化的黑暗面和音乐节造成的问题————“嬉皮节的堵塞交通”和“嬉皮陷入了汪洋般的泥沼”，纽约每日新闻的头条写道。
然而，伍德斯托克没有令人失望，嬉皮士年轻人们没有沦陷。
在这场以其惊人的社群氛围而为人所知的音乐节里，参与者们似乎达成了隐秘的共识，“爱之夏”的精神似乎复活了。毕竟，就像《Rolling Stone》曾经评论的一样，旧金山的秘密从来不是舞蹈、灯光秀、海报或是舞步，而是一种所有人想去创造一个社群的想法。
Woodstock，Photo by：Baron Wolman ©Baron Wolman
混乱、窘迫、疯狂、甚至糜烂，这些或许都是伍德斯托克，但亲历过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用终生铭记伍德斯托克惊人的友爱、互信和美好。在其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Off My Rocker》中，前演出组织者凯尼·威斯伯格（Kenny Weissberg）用一整章来描写了这场改变他一生的活动。“许多后来的专家认为人们对伍德斯托克期间社群的氛围的美好程度多有夸大，但那完全不是事实”，威斯伯格写道。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这个世界会变好吗？像所有叛逆且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嬉皮士们殷切地发问，并用最天真最诚挚的相信作为回答。对他们来说，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所有的可能，也是唯一的可能。
随着传奇民谣歌手琼·贝茨（Joan Baez）演唱的歌曲《我们会克服的》（We Shall Overcome）中，所有的参与者一同合唱，回应着时代的不公，汇成了这首民权运动的主题曲。“我们会克服的，我们有一天会克服这一切。深深地在我心里，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克服这一切。”
不管这场旷世狂欢的见证者们对其多么难以忘怀，伍德斯托克所代表的和平、爱、和反物质主义精神仍迅速被整个社会疯狂滋长的消费主义和物欲取代。但正因为如此，这场能让数万年轻人在近乎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和睦共存的周末显得更加不可思议的难以多得。“伍德斯托克成功地让人们认识到我生活中唯一的局限来自于我自己”，威斯伯格说。
John Rodgers/Redferns/Getty Images
曾经头顶着蓬乱头发，穿着土耳其长袍，心中充满了不满的青年人们进入了曾经避之而不及的资本主义体制，不羁的“嬉皮士”和“异皮士”们成长为了青年精英“雅皮士”，但一代人心中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伍德斯托克九月十五日的大雨里。在那里，年轻人永远不老，理想主义光芒万丈。
但当年的嬉皮士还是长大了。很难说，是他们等来了更好的时代还是争取到了更好的时代，但不可置疑的是，他们变得更负责任，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约翰·列侬和妻子，音乐家小野洋子上演了著名的“床上和平行动”，整整7天，她和列侬不下床，待在床上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和拍照，宣扬鲜明的反战理念。感恩致死成员杰瑞·加西亚在80年代积极的参与了慈善，用自身的影响力关注着热带雨林、流浪人群等事业。
Live Aid: The stage at Wembley Stadium (Image: Rex)
1985年，为了帮助缓解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另外一场影响历史的音乐盛会发生了——这正是大名鼎鼎的“Live Aid”。时代的流行的旋律已经不同，但英美两国十五万观众因爱聚集的场景还是让人想到伍德斯托克的盛景、嬉皮士最初的精神，和摇滚之为摇滚的原因。
当电吉他的前奏响起，“爱之夏”和伍德斯托克的精神也随着四四拍的节奏复活。从皇后乐队（Queen）到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华丽的演出阵容和空前的演出规模比起伍德斯托克更上一筹。在嬉皮士给予的母本之上，摇滚乐战胜和超越了自身。
“我们就是世界，我们就是冠军。我们在做着一个决定。” 越战已经结束，柏林墙即将倒塌，“爱”和与其有关的音乐则从小情小爱一路唱到了人道主义的博爱。《我们就是世界》正是这场演唱会上最华丽也最动人的特别创作。叛逆精神退去，嬉皮士、西方社会和音乐在互相交织中一起成长，尽管经历阵痛，但爱从未在时代精神中褪去颜色。
Michael Ochs Archives/Getty Images
“嬉皮士革命”已成半个世纪前的陈迹。在经历了充满不确定性的2020年后，回看当年的嬉皮士精神，或许有格外不同的意义。传记作者爱德华·库克爵士（Sir Edward Cook）曾说，“当过去几代人的成功理念在公众中根深蒂固，被视为理所当然时，其源头就被遗忘了。”
在这样一个青年人空前撕裂，无法再对美好价值提起激情的年代，嬉皮士纯粹而炽烈的爱仍有意义——跨越种族和性别的平等之爱；反对战争暴力的和平之爱；渴望变化、建立共同体的社群之爱......而与嬉皮士文化一同滋长，并在其消弭后依然爆炸式发展的摇滚乐，则绝对是这个绚烂的时代最生动、最鲜活的见证。
正如杰弗逊飞船的主唱格雷斯·斯利克（Grace Slick）在多年后所说，爱之夏就像一個神奇的宝物。“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艺术提醒了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和如何到达那里。这是艺术改变世界的方式。爱之夏也是如此：它提醒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和我们试图建立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