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钱的人生价值观（眼中只有钱的世界观）

为了钱的人生价值观（眼中只有钱的世界观）为民请命就要淡化“权势”的“可变现性”，让岗位只有职责、标准流程、问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不敢肆意妄为、乱折腾、渎职、失职。最近有个观点：尧舜实行“禅让制”是因为虽然他们贵为首领，但是凡事必躬亲，而吃的喝的却并不比族人好多少，干的活却是最多最累的，还要承担决策、发明创造的职责（有巢氏、燧火氏），而且物资贫乏、寿命短暂，没有办法享受到“权势”的福泽，所以也就没有“眷恋官位”的必要，更没有把权力留在家族内的必要，所以才有了“圣人无私故能成其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势必导致贤者避让，不肖者当道，对单位、地域内的政治生态将造成很大的打击和破坏。为官要顺应民心之所向，同其好恶，不反人性施治，不要想当然地把“自己给予的”当成“百姓急需的”，更不要“用自己的职业拔高人生的规格”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对百姓的切身利益诉求要始终存有“敬畏感、使命感

电视剧《青瓷》大结局中，张仲平（王志文饰）劝徐艺回头时说：“世界在哪里？世界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佐达的世界大不大，他把胜利大厦看成了他的全部；胡海洋的世界更大，大到张仲平和徐艺加起来一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钱，但为了香水河项目，胡海洋可以与张仲平、徐艺毕恭毕敬的说话，就是为了钱；颜若水的世界不可谓不大，可是为了钱，带着手铐脚链在监狱里呆一辈子，都是为了钱”。

古人云：“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从中可以看出个人的筋骨气节，这是平常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称为“底线”；“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多少高官、能人、志士在巨额利益、犬色声马面前折腰，美其名曰“雅贿、交情、江湖义气、儿女情长”， 很多有才能的大官、大富、大勇之士，不管前半段有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俾睨天下、指点江山，只有频临死亡、频临失败、沦为阶下囚的最后关头才会“反思、反省”，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知止”是一门学问、一种境界，古来成大事者无数，而能得善终者寥若晨星。“知止”就是“知进退”，就是考量“对全局的把控力，明晰事件的缘起、缘灭、因缘际会”，要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吕氏春秋》中有言“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翻译过来就是说“只要是想守住国家，最高明的是洞察事情的开端，接着是预见事情的结局，并随着事情的发展去了解它。如果这三者都做不到，那国家必定会危险，自己也一定会陷入困境中”。 试想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何等的俾睨天下，是何等的豪爽，故才有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冲天一叹。孟子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也就是说“士人丢掉了官职，就好像诸侯失去了国家”，所以“君臣之利异”。 人性本恶、本私，以“有所求”故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王朝更替”。

为民请命就要淡化“权势”的“可变现性”，让岗位只有职责、标准流程、问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不敢肆意妄为、乱折腾、渎职、失职。最近有个观点：尧舜实行“禅让制”是因为虽然他们贵为首领，但是凡事必躬亲，而吃的喝的却并不比族人好多少，干的活却是最多最累的，还要承担决策、发明创造的职责（有巢氏、燧火氏），而且物资贫乏、寿命短暂，没有办法享受到“权势”的福泽，所以也就没有“眷恋官位”的必要，更没有把权力留在家族内的必要，所以才有了“圣人无私故能成其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势必导致贤者避让，不肖者当道，对单位、地域内的政治生态将造成很大的打击和破坏。为官要顺应民心之所向，同其好恶，不反人性施治，不要想当然地把“自己给予的”当成“百姓急需的”，更不要“用自己的职业拔高人生的规格”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对百姓的切身利益诉求要始终存有“敬畏感、使命感”。朱元璋原先也只是想娶个媳妇、生个孩子，安稳的过个小日子，哪怕父亲死后连个埋葬的地方都买不起，那时候他也只是想安安稳稳的当个和尚，至于最后加入“红巾军”，终成就一方霸业，也是被形势逼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成了，功成名就；败了，被杀，也痛快干净”。

人生除了钱，还要有情怀，虽然不当吃、不当喝，但会让你觉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