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的悲歌（南明史出版20周年）
南明史的悲歌（南明史出版20周年）十年磨一剑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57年，顾诚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他就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现代史》的编写工作。由于他出色完成了任务，也得以在1961年毕业后留校执教，最初到白寿彝主持的“中国史学史组”工作，被安排从事明清史学史的研究，从此与明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8年5月，顾诚在《历史研究》发表了《李岩质疑》一文，逐一否定了与李岩有关的记载，并解释清楚了李岩传说的来龙去脉；这也成为他的奠基之作。李岩其人因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而变得家喻户晓，在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里也成为重要角色。然而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据说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大量可靠史料证明李岩完全就是位“乌有先生”。由于此文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也令顾诚先生名
常有人形容一些大学者“著作等身”，但这对顾诚先生（1934－2003.6）却不适用。这位当代明清史学家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南明史》。作为他的代表作，出版于廿年前（1997年）的《南明史》堪称顾诚先生“十年磨一剑”的杰作。
学术苦行僧
1934 年11月28日，顾诚先生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其父顾祖荫在民国年间担任过国立中正大学副教授。出身书香门第给顾先生与其兄弟姊妹提供了良好的治学潜智，日后国务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顾家有包括顾诚先生在内的三人榜上有名，这在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
顾诚先生
1957年，顾诚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他就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现代史》的编写工作。由于他出色完成了任务，也得以在1961年毕业后留校执教，最初到白寿彝主持的“中国史学史组”工作，被安排从事明清史学史的研究，从此与明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8年5月，顾诚在《历史研究》发表了《李岩质疑》一文，逐一否定了与李岩有关的记载，并解释清楚了李岩传说的来龙去脉；这也成为他的奠基之作。李岩其人因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而变得家喻户晓，在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里也成为重要角色。然而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据说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大量可靠史料证明李岩完全就是位“乌有先生”。由于此文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也令顾诚先生名声鹊起。
《甲申三百年祭》
在看似“一鸣惊人”的背后，是顾诚先生一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时间在10小时以上。顾诚自己说过，从年轻时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从未停止。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他去的次数太多了，以至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据说，在顾诚书房的桌子上摆着几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纸，那都是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摘抄下来的资料。他不用卡片抄资料，说是卡片抄不了几个字，而代之以稿纸，一张稿纸不够就再加一张二张，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资料。可想而知，在没有互联网与电脑的时代，用笔一字一字地抄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也就因此，由于长期白天黑夜连轴转，脑子高度亢奋，顾诚先生很早就落下个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里三四点钟才能入睡，后来则要待到东方发白才能入眠，而且还得服用安眠药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钟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甚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里都知道顾诚先生的这种习惯，把他的课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来上，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因此有人称顾诚先生为“学术界的苦行僧”，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十年磨一剑
不过，在以多产为特色的当代学术界，顾诚堪称是位寡作的学者。迟至1982年，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这是一部显示作者治史功力的大作：史料近乎穷尽，考证可谓周密详审，至今在同类课题中尚无出其右者，因此也荣获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前言中曾有一个对读者的承诺，即打算写一部南明的历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然而，10多年里，“只听楼梯，不见人下来”，一直延宕至1997年，凡77万余字的《南明史》才宣告正式付梓，它与《明末农民战争史》一起，也成了顾诚先生生前出版的仅有的两部专著。只可惜天不假年，长年累月的苦行僧式的刻苦钻研，终究损害了顾诚先生的健康。他仅得中寿便与世长辞，未能实现完成第三部大作的愿望，实在令人痛感惋惜。
《南明史》
这部《南明史》实在是顾诚先生十（多）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之作。相比当时已经出版的有关南明历史的著作，如谢国桢的《南明史略》（1957年）、美国史家司徒琳（L.A.Struve）的《南明史》（1984年）、南炳文的《南明史》（1992年）等，顾诚的《南明史》对史料的搜集远远过之。此书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00多部，从东北、西北到东南、西南，县志、府志、州志、省志应有尽有。未引用但查阅过的地方志数更是数倍过于此数。如顾诚先生曾在云南昆明停留一月有余，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细读并摘录地方志一百多部，而《南明史》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甚至为了进一步对读者负责，顾诚先生在书中提醒，所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其个人的抄录，尽管“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
除地方志外，一些珍贵的史料也是顾诚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或加以引用。《南明史》书中引用的其他古代典籍和第一档案馆、各博物馆收藏的档案材料达300余部，其中不少为海内外所罕见，如柳同春的《天念录》、李国英的《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刘武元的《虔南奏议》、张王治的《工垣谏草》等等。以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发现的自清初武将柳同春所著《天念录》为例，从书名根本看不出同南明历史有任何联系，但此书实际上记载了顺治五年（1649）南昌守臣金声桓、王得仁“反清复明”，柳同春化装出逃，向清军报信，南昌城破之后终惨遭屠城的历史，书里并配有珍贵的插图（即《南明史》封面），包括清军围困南昌明军的真实写照。若不是顾诚先生对史料的仔细搜寻，如此重要的文献恐怕仍会湮没在书库之中。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顾诚先生在全面、系统发掘史料的同时，还认真进行审核、辩伪和考订 订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比如权威性的《辞海》里曾经记录了一个长达十八年（1646年-1663年）的“定武”年号，并归之为南明“韩王”所有。按此说法，这位韩王在位时间几与众所周知的末代南明皇帝朱由榔（1646-1662年在位）的永历年号相垺，而史书上对这个定武政权的记载实在寥寥无几，正是顾诚先生利用众多南明史籍和清初档案的资料进行排比考订，指出“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主”，厘清了清初遗民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据不可靠的传闻，在南明历史中增添了一个韩王定武政权而对后世研究南明史事所造成的混乱。
《辞海》
千金难买《南明史》
二十年前《南明史》出版时，堪称石破天惊。它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明清史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何龄修先生为之折服，评价这部《南明史》“它当然不是填补空白之作，但却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
何龄修
由于《南明史》打破了传统学界以弘光帝继统为上限和以永历帝败亡为下限的南明史研究范围，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写起至康熙三年（1664年）著名的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覆灭为止，“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和永历）的兴衰为中心”；自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吴三桂大传》的作者李治亭就认为，这是“给予明清史诸多重大问题以不公正地评价，将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某些共识重新给翻了过去”，“按‘武装抗清运动’终始时间界定南明史，显然不正确”，“不过是萧一山式的‘民族革命’论的翻版。”
尽管如此，正如何龄修先生所说，“任何治史者只要涉及南明史，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本书（指顾诚《南明史》）的观点，都不能不读它，对它所理清的史实，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接受”。即使是理念与顾诚完全相悖的李治亭，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明清史研究者，我观《南明史》，为其精湛的史实考辨，细密之论证所折服”。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南明史》不仅是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而且写得深入浅出，带给诸如笔者这样的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以赏心悦目的快感和启人心智的愉悦，据说连印刷厂的《南明史》校对工人也读得津津有味。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南明史》在市面上很快售罄，旧书网上甚至炒到了好几百元一本，诚可谓是“千金难换《南明史》”。直到2011年（顾诚先生去世后的第八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才重新出版了这部顾诚先生的代表作，重版后的《南明史》更全文收录顾诚先生生前撰写的《我与明史》，回顾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并附有顾先生的手迹。颇有些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出版参考》在《新闻播报》栏目为之所配的新闻标题赫然写着：为真史学“卫道”《南明史》新版亮相。
新版《南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