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技术的进步能给我们带来更自由的生活吗）

技术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技术的进步能给我们带来更自由的生活吗）弗朗西斯·福山这种进步史观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摆脱的。仇鹿鸣认为，我们中学的历史教育受到了很强的进步主义史观或者线性史观的影响。这种史观认为，历史有一个起点和终点。当然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起点和终点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公元纪年，耶稣诞生就是一个我们普遍使用的起点，这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官方理解的历史，就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次序发展。这有着一种很强的进步论色彩。福山所讲的“历史的终结”，也有着非常强的进步论色彩。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人类对自身国家组织形态的探索，似乎找到了最后的终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或多或少有这层意味。所谓进步论，意味着时代总是会前进，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王晓渔在理论层面上，是不相信进步论的。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以前还是隐性地接受了进步论。不过近些年来，王晓渔对此是越来越不相信了

历史是不是“进步”的，技术的进步能否给我们带来更自由的生活，当代的年轻人深受技术影响，相比于上一代，他们对于公共空间的问题意识有着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1月13日，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杨小刚举行了《蔷薇花与十字架》新书发布会。杨小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郦菁、特约嘉宾学者王晓渔和《读品》杂志主编周鸣之在建投书局，举办了一场“读品小组圆桌谈”，探讨了这个时代公共生活的变化，以及当代年轻人的问题意识。

《蔷薇花与十字架》，作者: 杨不风 ，出版社: 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2018年7月

现代人很难摆脱进步史观的影响

所谓进步论，意味着时代总是会前进，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王晓渔在理论层面上，是不相信进步论的。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以前还是隐性地接受了进步论。不过近些年来，王晓渔对此是越来越不相信了。

杨小刚认为，进步论是黑格尔历史哲学里边的。黑格尔为人类设想了一个处于持续进步的历史哲学框架。后来这被福山通俗化了，变成了“历史终结论”。虽然很多人质疑“历史终结论”，但福山认为，虽然他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但是他仍然相信基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所设想的一个人权通过法律得到普遍实现的全球化制度。在理论上，这仍然是人类追求的历史目的。虽然很多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并不赞同这一点。

黑格尔

这种进步史观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摆脱的。仇鹿鸣认为，我们中学的历史教育受到了很强的进步主义史观或者线性史观的影响。这种史观认为，历史有一个起点和终点。当然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起点和终点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公元纪年，耶稣诞生就是一个我们普遍使用的起点，这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官方理解的历史，就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次序发展。这有着一种很强的进步论色彩。福山所讲的“历史的终结”，也有着非常强的进步论色彩。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人类对自身国家组织形态的探索，似乎找到了最后的终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或多或少有这层意味。

弗朗西斯·福山

仇鹿鸣记得，在他念大二时，他史学导论的老师就告诫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能在论文的时候出现所谓‘历史的前进’，或者说‘在历史的进步当中’，这些词是很糟糕的。”所以，他一直用“历史的演进”而不是“进步”。因为“进步”和“前进”有着价值判断的意味。

我们生活在历史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历史的方向。我们对于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大勾勒，其实也带着现代人的观点。公元1000年的人对公元100年和公元2000年对公元100年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现代人的生活往往处于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下。我们或许有信念，但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难找一个共识，或者共同的信念。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亦然。

当代年轻人天然地生活在“二次元”的世界里？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难以摆脱技术带给我们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一代。梁捷对生活世界被技术所造成的“二次元化”感受很深。他认为，当代许多年轻人天然地活在“二次元世界”里：他们缺乏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提篮桥和南京路对他们来说在二次元里面都是一样的，就是三个字符，没有任何差别的。”

“我碰到大量的年轻人都是拉康的专家，都是齐泽克的专家。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最贴身的、直接可以有用的、可以和你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你问他，你到底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宝山还是松江？给我讲讲你生活的地方？大家可能都没有兴趣，因为大家是生活在‘二次元世界’，生活都是用外卖和快递解决，生活在宝山和松江确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指导他们行动的东西都是哲学。比如说，在我们那时，我们很感兴趣的是社会运动这样的东西。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就是发一个表情包。被人打了一下也是发一个表情包，房子被人强拆了也是发一个表情包，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心理。”梁捷认为，整个世界被技术抽象化、表面化之后，人的行为其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在郦菁看来，当代的年轻人也并不是简单地处于一个“二次元空间”中，都去政治化了。相反的，她发现了许多学生团体的新尝试。这些年轻人面临的社会空间，不再是像郦菁成长时只是简单地左右相争。他们对于政治空间的想象与上一代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他们会用“全世界大笨蛋联合起来”这样的话语。这种话语完全是一种新维度的知识分子行动。在这个意义上，郦菁认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办法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新的能量和话语了。

说起“全世界大笨蛋联合起来”，梁捷想起了他的朋友松本哉。松本哉一辈子没有上过班，也没有父母的资助，“我觉得松本哉真的是活成一种行为艺术。其实你只要能够证明可以不上班就活着……周围人和你一比，都是大笨蛋……这是一种重要的抵抗。他没有做任何社会运动，但是他就这样活着。我觉得这背后暗含了很多很深刻的含义。”

《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作者：松本哉，译者: 吉琛佳，出版社: 副本制作 | 紧急出版系列，2017年11月。

不上班坚持到50岁，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在过去，我们觉得总要做一些什么才是抵抗。但是在被技术深刻改变的社会里，比如说不用微信，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抵抗，而不上班坚持到50岁，更是一种了不起的抵抗。

谈到松本哉，杨小刚想起了广州的“黄边社”。“黄边社”坐落在中山大学附近的一个破破烂烂仓库一样的地方，有一群年轻人时不时在那聚会。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西方社会学早就有所谓“日常抵抗”的说法。我们也知道，我们很流行“佛系青年”，但“黄边社”的青年并不会接受自己是“佛系青年”。不过杨小刚觉得，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很“佛系”：他们什么也不干、也不上班、无欲无求、也不消费。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抵抗。

公共空间不一定都是好的

郦菁认为，我们以前对公共空间或者市民社会的讨论都是很精英主义的。而最近十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化。

在以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是做一个学者，而是回应一些公共议题。但是最近，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了职业化的道路。而职业化意味着对公共空间的疏远。美国的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的关系是比较松的，除了六十年代一度联系比较紧密，美国的学者与社会空间一直比较疏离。而中国由于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公共空间的精英化，学者成了公共空间的主要行动者。但是，当学者职业化之后，公共空间就可能面临着破碎和萎缩的危险。

那近年来，我们的公共空间到底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郦菁认为，我们不应该问公共空间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而是要用其他的维度去观察公共空间的变化。第一个维度是看公共空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如美国，国家、政党和国会是政治社会，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两部分相对独立，学术界的话语也相对独立。

第二个维度是要看公共空间或者市民空间最大容量到底有多大。这个最大容量有的时候来自于它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恰恰是来自于它和国家的沟通。

第三个维度是要看组织内部的多元性。其实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很多时候它们的力量源泉并不是说，它们在政治上的动员力有多大，而是看它的自我限制的能力有多大。而自我限制与公共空间内部组织的多元性和生态活力是联系在一起的。

郦菁认为，其实我们对公共空间或者公民社会有一个误解——它总是好的。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也可能是坏的。比如说，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研究了德国魏玛时期的公民社会，他们用具体的指标来说明，当时德国公民社会的结社程度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要高很多。但是，这个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是脱节的。政治社会被精英把持着，而公民空间被过度动员了，最后这个能量被纳粹攫取了，这是一个坏的公共空间或者公民社会的典型。

就如羊群效应一样，原来精英式的公共空间走向了民粹主义，郦菁觉得这也是最近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美国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走入一个了保守主义周期，越来越像一战二战时的情景。这个公共空间也面临结构转型，但是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转型，而是又有一次新的转型。

技术进步能给我们带来更自由的生活吗？

在梁捷读书时，很多学生经常逃课。但他听说，现在有些小学的校服里就有芯片，进门要人脸识别，保证你在学校里面，所以课堂上，老师也不用担心点名耗费时间。学生在数学课上，睡了45%的课堂时间都能被识别出来。学生在听课还是发呆，人脸识别都能计算得出来。杨小刚指出，技术本身的进步不是关键，关键是背后的力量想把我们怎么样。

此外，仇鹿鸣觉得，技术进步好像给人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中获得的信息，使得我们的立场越来越趋同。虽然信息量增加了，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比如，一个人本身是民族主义者，互联网并不能使他接受到其他信息，反而会使他的民族主义倾向变得更加极端。“所以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人觉得这个社会在极化，每个人会越来越极端。”

活动现场

而且，虽然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严格上来讲，是一种虚妄或者幻想。比如，我们会通过网上找好吃的饭店，还有一些大家都觉得好吃的菜。虽然我们没有吃过，但是我们会接受大家的推荐。这时，我们已经失去了选择，因为我们已经被技术规范化了。而技术对人的宰制，到底是导向更多的自由还是限制，是很值得知识界讨论的。

梁捷认为，我们整个社会是分层的，在互联网里，分层体现得也很厉害。白领、大学生、二三线城市的人、农村人的需求都不一样。我们关心的“十万加”文章，其实对于十几亿人来说，只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

而互联网本来是一个把大家连接起来，互联互通的世界，但现在却导致了分层化和圈子化的知识泡沫。虽然全球化程度在加深，人口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但是我们能看到相反的迹象——民族国家的趋势正在增强，一个国家内部越来越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和壁垒。杨小刚觉得，像民族、国家和进步论这样的大问题或高谈阔论，在网上通常被认为是一些不关心实际生活的人才讨论的。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回避这些问题的。

作者：徐悦东；

编辑：走走；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