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自刎而死的原因(舅父的一本书目)
韩琦自刎而死的原因(舅父的一本书目)“事实是,这本书就是与我有着不解之缘,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若干年后,韩琦读博时,转到了中西交流的研究方向,这本从舅父那里收来的奇书,竟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老北堂照片书很厚,手工纸做的,毛边。书里印的全是条目,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留在北堂(北京四个天主教堂之一)的几千种西方书籍,从16世纪到18世纪都有。这批书在上世纪50年代,划拨给了北京图书馆。“原来明清时,有这么多西方的书到了中国。”小韩琦涨了知识。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李蔚
在舅父身边长大的韩琦,小时候喜欢集邮。
舅父张秀民,乡居嵊州,却交游广泛,时常会收到寄自国外的信。小韩琦就剪下一角的邮票,听舅父讲邮票上的故事。
秀民先生还专门写信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老同事,讨要信件往来用过的邮票。每次,看到北图的来信,韩琦就格外兴奋。有一天,他替舅父拆开一个厚厚的包裹,里面是一本他从未见过的书——北堂书目。
老北堂照片
书很厚,手工纸做的,毛边。书里印的全是条目,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留在北堂(北京四个天主教堂之一)的几千种西方书籍,从16世纪到18世纪都有。这批书在上世纪50年代,划拨给了北京图书馆。
“原来明清时,有这么多西方的书到了中国。”小韩琦涨了知识。
若干年后,韩琦读博时,转到了中西交流的研究方向,这本从舅父那里收来的奇书,竟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事实是,这本书就是与我有着不解之缘,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
【一】
1984年,在杭州读大学的韩琦打算报考研究生。他从一大堆招生目录中,选中了中科大的科学史。作为一名理工科生,他看了招生简章后,觉得几个考试科目里,需要恶补的只有中国通史,而家里就住着一位大神——舅父张秀民。
秀民先生正好在杭州小住,为著书查阅古籍资料。韩琦每周末从学校回家,就请舅父提纲挈领地给他讲讲中国历史,自己又好好地翻了翻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
韩琦考上了,专业方向是明清科学史。
当时,他还没意识到,那本目录书《北堂书目》会在日后的研究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很小的题目“对数在中国”开始,韩琦慢慢拓展研究方向,博士阶段他把目光投向了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
康熙时代编纂的《数理精蕴》在光绪年间的刻本
“康熙皇帝有几年非常用功地跟着传教士在学习,而他用的教材和后来御制的书,因为经过中国文人的改编,很多内容根本不知道具体出处。我试图弄清康熙时代不同书籍上数学内容的西方来源。”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有一本《算法纂要总纲》,很长时间静静地躺在书架上,没有人注意到它的价值。这曾经是李俨的藏书。李俨先生是韩琦导师杜石然的导师,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满文《算法纂要总纲》第一章“定位法”首页
韩琦特别好奇。书是稿本,内容是最基础的小学算术,但是没有作者署名,搞不清是谁写的。曾有学者以为,这本书是年羹尧的兄弟年希尧写的。
后来从李俨先生的往来书信中,韩琦发现这本书与舅父的老朋友张申府先生有关。1979年他还跟着舅父去过张申府家里,“他家的沙发太多了,我兴奋地一张张坐过来。”
张申府嗜好藏书,常去琉璃厂,看到有什么数学方面的书,就写信告诉李俨。当时,李俨还在陇海铁路当工程师,在野外工作,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著书立说。
这本书很贵,开价近百大洋,李俨当时薪水很高,仍很犹豫,但最后还是买下了。
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李俨先生
在欧洲查阅历史档案期间,韩琦曾看过传教士安多的传记,这位比利时人曾在康熙宫廷担任数学老师。他发现,安多来华前曾用拉丁文写过。翻出《北堂书目》后,韩琦依此找到了安多的拉丁文原著《数学纲要》,再与《算法纂要总纲》一比对,内容完全一样。中西史料比对互证,结论是《算法纂要总纲》译自《数学纲要》,这正是安多译给康熙的数学教材。
对于中西科学交流史而言,韩琦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从中亦可一窥韩琦学术研究的特色——将看似无关的东西方史料结合起来,从中敏锐地捕捉到蛛丝马迹般真实而细微历史细节,通过互证比对,揭示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
【二】
研究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从内史走向外史,韩琦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像聚宝盆一样的“历史矿藏”。他将知识传播的历史过程,放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脉络中深入考究,在各种人物的交往中洞察政治、宗教、社会和科学的关系。
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是清代科学史上最饶有兴味的篇章,遗留下非常丰富的中外文材料。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如何找到一个方向,摸索出一套方法,韩琦说,他记得当初考研考到杜石然先生门下后,先生在首次见面时就讲了如何做学问。
杜石然先生
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史家和科学史家,在中国科技通史研究领域非常权威。在韩琦眼中,老师更是一位奇人,日文、英文、西班牙文、俄文都很好,文笔也好,有一本科普书籍《中国古代科学家》曾经是几代人的经典读物,其中上过小学课本的祖冲之的故事,就是杜先生所写,小韩琦也是此书的读者之一。
杜先生给韩琦讲了自己的老师李俨先生的故事。
李俨先生曾打过一个比方,老师和学生,就像货郎和小孩,老师要引导学生如何从宏观角度去驾驭史料,就像在琳琅满目的货担中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
李俨(左一)、竺可桢(左三)和席泽宗(左四)等在莫斯科科学史所参加会议留影
当时,韩琦尚不能理解这个故事的深意。杜老师提到要有“驾驭”史料的能力,“驾驭”一词他记得特别牢,而多年后,自己也有了更深的感悟——老师不一定会给你一件具体的东西,但是要教会学生如何从全局观出发,去找寻研究方向的能力。
有宏观的视角,但没有大量西方历史资料的支撑,没有中西史料的互证比对,研究就像失去了基石,很难深入。韩琦很早就从舅父和导师杜石然身上意识到,“语言是通往真实历史的窗口”。
张秀民先生曾就读于宁波的四明中学,他的英语老师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写《上下五千年》的林汉达,中学时的秀民先生英文作文就写得很好,还有一手漂亮的花体字。
在四明中学就读时的张秀民
在厦门大学期间,他还选修了法文、日文、德文、拉丁文。在北京工作后,还跟着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学日文。为研究越南史,他的法文学得也很精深。
杜先生的语言天赋,让还是学生的韩琦惊为天人;但老师在语言上面下的工夫同样也让他难忘。杜先生退休后,曾赴日任佛教大学教授,1992年至1993年,韩琦在京都攻读博士后,常去杜老师家吃饭。作为岛国的日本,鱼的相关词汇非常多,很难记。有一天杜先生在厨房里做菜,韩琦发现油烟机上贴着各种鱼类的词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杜先生的功力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炼成的。“杜老师在北京家中的时候,也是长时间开着英语的广播,他每时每刻都在练习。”
“我最早是对17、18世纪中西科学交流特别感兴趣,但是想要搞清楚那段历史,就必须懂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等当时科学交流的通用语言。”韩琦说和杜老师相比,自己不算是很有语言天赋的人,但如今的他精通英语,流利阅读日语、法语专业文献,粗通德语、拉丁语,还自学了意大利语。
在国外访学研究的8年里,韩琦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访遍欧美相关的档案馆、图书馆。他有针对性地去查阅从明清中外关系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在这一领域这一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在整体资料的把握上超过我的人并不很多。”
【三】
20多年前的一个半夜,大巴上的韩琦在昏睡中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他下意识摸了摸随身行李,全身冷汗——相机不见了。
荷兰莱顿大学
这一趟,他从法国去荷兰莱顿访问,莱顿有荷兰最古老的大学,为了去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带了台奥林巴斯相机,用来翻拍。为了省钱,他没坐火车,搭夜车回巴黎,但运气不好,在大巴上遇到了小偷。
一惊后,韩琦又一摸,手触到厚厚的一沓,“还好,复印资料还在”,他心里顿时一松,又沉沉地睡过去了。
这样的奔波寻访,韩琦记不清有多少趟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源头活水,作为一个学者,他出于本能,千方百计地收集着。对于收集来的史料,如何使用,韩琦恪守两个原则:一是尽可能利用最原始的;一是中西互证,孤证不取。
很多人问过他,你做研究时,是怎么找到这些很重要又很细节的材料的?
“地毯式的完整搜索。”韩琦的回答是,“这样就有一个全局的概念,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囊括其中。然后仔细阅读消化,就会提炼出最为关键的史料。”
就像舅父张秀民当年在国图翻遍几百种宋版书一样,韩琦在国外查阅的文献量更大。位于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明清天主教和中西关系史古籍,韩琦几乎都曾过目。他几乎每天都去,借阅要填书单,每天限十来种,他每次都提满。
欧州档案馆的馆员,有的很热心,有的也会不耐烦,有时碰上唯一的读者,还会帮忙复印。不过,更多的时候只能靠抄,因为有的纸张已经很脆,经不起复印的折腾。韩琦坐在馆里,抄写整整一天,也只能抄几页,“当然,以抄写的方式过一遍,记忆会更深刻。”很多时候,韩琦翻到的材料用的是拉丁文的缩写,粗通拉丁文的他也只能抄下来,回去慢慢查。
身着清代官服的汤若望 图片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年)
韩琦在国外时,认识了在法国留学的吴老师。两人结婚后不久,恰逢学校放假,韩琦建议去罗马玩,吴老师万分期待。
直到被他领着走进了耶稣会档案馆,吴老师才惊觉上当了,蜜月原来就是泡在罗马的档案馆里看档案抄档案,而且一泡就是一个月。
吴老师笑言,韩老师数十本笔记里,有一些是自己抄的。当然,除了笔记,还拍摄和复印了大量资料,其中不少是手稿。
“看手稿的感觉很好。发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哪天发出,哪天收到,中间经过哪里,是谁转了手?打开一封原信,就可以拼凑出交往的历史时空,重现当年的很多故事。所以,查阅档案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就像破案一样,线索就藏在里面。”韩琦说,这世上不是缺少史料,而是缺少发现史料的眼睛,但就仅研究康熙时代来说,“只靠个人的力量,再做一百年、两百年,史料也难穷竭。”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