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丁石孙（深切缅怀丁石孙）

深切缅怀丁石孙（深切缅怀丁石孙）1990年11月，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社会服务工作会上，丁石孙（左一）与宋堃（左二）、高天（右二）、叶笃义（右一）讨论工作。1988年10月，在民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石孙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图为第六届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合影。前排左起：关梦觉、叶笃义、千家驹、费孝通、钱伟长、谈家桢、高天、马大猷；后排左起：孔令仁、冯之浚、罗涵先、陶大镛、丁石孙、康振黄、谢颂凯、吴修平。1996年，我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坦率地讲，从政对于我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非己所长。因为相较这些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我自认为还是更适合做个教员。但我认为，既然当了民盟中央主席，就要尽己之力把它当好。做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和过去当校长、教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一定要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在这方面，我深知自己需要花大力气学习、补课，也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交流”。之后的日子，无论我到哪里，无论是开会还是调研，我

丁石孙主席走了。作为校长，他让人肃然起敬，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同样深得人心。无数人对这位老人的离世表达了深切的缅怀。我们痛惜之余，亦不由生出奋进之心——何其所幸，这样一位杰出的人，是我们民盟的前辈、民盟的领导！斯人虽逝，他的精神却将永远指引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民盟人，不断进取，砥砺前行。我们特整理了一组丁石孙主席在民盟工作时所写的文章及其在民盟工作期间的老照片，以此追忆他为民盟事业做出的贡献——

对于民盟我了解得比较晚，但关于一些民盟盟员我很早便已知晓。解放前，我在上海念大学，和当时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反蒋反内战的活动。那时我经常看一本名为《观察》的杂志，上面经常刊登一些民主进步人士的文章，费孝通、张东荪这些老盟员的名字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熟知的。尤其是通过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我开始知道了社会学，并逐渐了解到这是一门在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起到重大作用的学科。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影响颇深。1948年我转学到清华大学，听的第一堂课就是费孝通讲授的。许多年以后，我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还特地去参加了一次关于社会学的活动，并在会上专门强调了社会学的重要性。

其实，我加入民盟并成为北大民盟小组的组长纯属偶然。上世纪50年代初，大学中的党员并不多，而民盟在大学教授中还有一些影响力，为了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党组织便通过民盟来做工作。于是，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党组织负责人的建议下，我加入了民盟。不久，院系调整，我调到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数学系的教授都是盟员，考虑到我在盟小组里年纪最小，做联络工作等比较方便，便被推举为小组长。那段时间，民盟组织在北大相当活跃，这其中民盟小组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家的思想觉悟也提高得比较快。可能因为我盟务工作干得还不错，当时民盟北京市委会的副主委关世雄还找我谈过几次话，让我在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其实，我当时只是和民盟有了接触，并不算真正懂得民盟的盟务工作。

1986年底，我担任民盟中央常委以后，我与盟组织的联系也日趋紧密起来。印象中，我实实在在为民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1987年下半年，受费老的委托，负责筹备民盟在次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大会发言，内容与教育问题有关。为了准备这个稿子，我专门成立了由张毓茂、黄景钧等民盟干部及另外两位北大博士生组成的写作班子。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花了两个月时间，最后成文。之后由钱伟长代表民盟中央做此次大会发言，反响不错。

1996年，我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坦率地讲，从政对于我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非己所长。因为相较这些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我自认为还是更适合做个教员。但我认为，既然当了民盟中央主席，就要尽己之力把它当好。做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和过去当校长、教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一定要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在这方面，我深知自己需要花大力气学习、补课，也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交流”。

之后的日子，无论我到哪里，无论是开会还是调研，我都会与基层盟员进行座谈。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可以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更重要的是，从中我更多地了解了盟员的思想情况，掌握了全盟的思想动态。其实，这还是我做大学校长时候的经验。当时，我的校长办公室经常成为中青年教师们高谈阔论的讲坛，而我也从中汲取了不少治校良方。所以，后来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我也坚持这种做法，多和机关普通工作人员聊聊天，了解大家的想法。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随和，大家在我面前讲话从不拘束，至今很多同志还都习惯地称呼我“丁校长”，而不是“丁主席”。我经常说：“不要讲我说的话都是重要讲话。人一生能说几句重要的话，就很不错了。”这句话还被机关同志戏称为我的名言。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和大家平等地交流，不要我说什么话，大家都拿着本子在下面记录，这样交流互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对于民盟今后的工作，我认为，继承和发扬费老生前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继续关注民生是最重要的。费老提出的这12个字朴实无华，却准确抓住了民主党派的定位和作用，虽然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并坚持做下去却很难。但正是因为它非常适合中国的现实和民盟的状况，因此自费老提出这句话以来便逐渐被全盟所接受，并作为一个时期以来指导民盟工作的方针。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们按照费老的这12字精神开展工作，保持了民盟这支队伍的稳定，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今天回过头去看，我愈发意识到这12字的精辟和深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希望民盟的同志们在培养自身学习和思考习惯的同时，深刻领会费老的这一思想，并在日常工作中将其发扬光大，推动民盟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原载《群言》2011年2期 原文标题：往事萦怀六十年）

丁石孙在民盟的日子

1988年10月，在民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石孙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图为第六届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合影。前排左起：关梦觉、叶笃义、千家驹、费孝通、钱伟长、谈家桢、高天、马大猷；后排左起：孔令仁、冯之浚、罗涵先、陶大镛、丁石孙、康振黄、谢颂凯、吴修平。

1990年11月，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社会服务工作会上，丁石孙（左一）与宋堃（左二）、高天（右二）、叶笃义（右一）讨论工作。

1992年12月，在民盟六届五次中全会上，丁石孙（右）与吴修平（左）。

1993年11月，在中原、淮海地区发展战略座谈会上，丁石孙（右）与费孝通（左）。

1994年4月，丁石孙到贵州省普定、紫云、长顺等贫困县调查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

1994年10月，丁石孙（右二）与钱伟长（左二）及夫人（右一）、吴修平（左一）、林亨元（左三）合影。

1995年9月，在民盟参政议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丁石孙（右）与费孝通（左）。

1996年5月，费孝通、钱伟长、丁石孙在京九铁路考察途中。

1996年11月，丁石孙在民盟七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民盟中央主席。左起：丁石孙、陶大镛、钱伟长、费孝通、李文宜、马大猷、冯之浚

1997年9月，在民盟七届十八次中常会上，丁石孙与钱伟长。

1997年10月17日至22日，中国民主同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0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副主席。丁石孙当选第八届民盟中央主席。前排左起：厉以宁、吴修平、孔令仁、罗涵先、丁石孙、冯之浚、谢颂凯、张毓茂；后排左起：吴正德、卢强、江景波、袁行霈、俞泽猷、张宝文。

1998年1月，丁石孙向叶笃义祝寿。前：叶笃义、后左：丁石孙、后右：吴修平。

1998年5月，丁石孙与《群言》杂志作者及工作人员在北京大学勺园合影。前排左起张岱年，金克木，周有光、钟敬文、季羡林、任继愈、丁石孙。后排左起王娅妹、叶稚珊、袁行霈、姚子范、陶大镛、金开诚、商克刚、刘士昀。

1999年1月，丁石孙去医院看望萧乾。左起：吴修平、丁石孙、萧乾。

1999年12月，丁石孙在北大看望季羡林先生。左起：罗豪才、季羡林、丁石孙。

2000年3月，丁石孙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丰桥市语言交流协会代表团。

2000年6月，民盟中央考察陕西、鄂西北，就陕西省实施西部大开发、建设秦巴经济走廊提出意见和建议。图为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右五）、副主席冯之浚（左三）、谢颂凯（右一）、张道宏（右二）考察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

2001年9月，丁石孙出席民盟中青年盟员骨干学习班。左起：俞泽猷、吴修平、丁石孙、张平。

2002年12月，丁石孙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2003年7月、8月，民盟中央调研组两赴东北，就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提出建议。图为丁石孙主席（后中）与李重庵副主席（后左二）考察大庆油田时在1202钻井平台前与石油工人合影留念。

2004年5月，丁石孙在民盟九届八次中常会上。左起：王维城、丁石孙、吴正德。

2005年7月，丁石孙参加《群言》创刊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主桌左起：罗涵先、张梅颖、丁石孙、周有光、金开诚。

2005年12月，民盟九届四中全会推举丁石孙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左起：蒋树声、丁石孙、张梅颖。

2007年，丁石孙在中国民主同盟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2012年12月，在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石孙与李重庵亲切交谈。

民盟中央机关领导及工作人员看望丁石孙主席

2006年9月，蒋树声看望丁石孙。

2011年，张宝文（左四）、李重庵（左五）、陈晓光（左三）、高拴平（左二）为丁石孙祝寿

2013年9月，陈晓光一行为丁石孙祝寿。

2014年9月，徐辉一行为丁石孙祝寿。左起：丁石孙、徐辉、高拴平。

（来源：文章转自“中国民主同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