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点打援困兽犹斗(攻其必救围点打援)
围点打援困兽犹斗(攻其必救围点打援)粟裕还在几个很有名的战役中,成功地运用过“攻其必救”的战法。这时,国民党国防部又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占领开封外,主力直奔通许,妄图尾击我南下的第三、八纵队。而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两路援敌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向西向南疾进,一路踌躇不前,从而很快拉开了距离,形成了40公里的间隙。粟裕果断抓住这一战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包围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新编第二十一旅,经几昼夜激战,歼敌大部,并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和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围魏救赵”是“攻其必救”战法的典型战例。围魏救赵之战,也叫桂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54年的战国时期。当时魏国出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今
孙武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军要打,敌人即使高垒深沟也不得不脱离阵地作战,因为我军所攻击的是敌人要害,是敌人必救的地方。曹操、李筌注:“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张预注:“敌人虽有金城汤池之固,不得守其险而必来与我战者,在攻其所顾爱,使之相救援也。”
孙膑说:“攻其所必救,使其离固,以揆其虑,施伏设援,击其移庶。”
刘伯承元帅把孙武和孙膑的这一战法精辟地概括为:“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敌的好办法。”
毛泽东在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这样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充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围魏救赵”是“攻其必救”战法的典型战例。围魏救赵之战,也叫桂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54年的战国时期。当时魏国出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邯郸告急,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了齐将段干朋的主张,即先出兵一部进行牵制,等到赵、魏两军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再出兵救赵。第二年,齐威王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领军队救赵。田忌打算直奔邯郸,进攻魏军。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这样,魏军势必弃赵自救,我们可以一举而既救了赵国,又能使魏军疲惫,便于击败它。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率兵直奔大梁。大梁危急,魏军果然急忙从邯郸撤退回国。齐军趁魏军疲惫不堪的时候,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就解除了。
从粟裕指挥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来看,他极为熟悉中国传统兵法中的“攻其必救”的战法,并多次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战法。他认为,攻其必救、围点打援,是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从而达到歼灭敌人目的的有效手段。这里的关键是选点。选敌至关痛痒之点,同时亦是较为空虚之处,常能收牵一发而动全身,击一点而震全局,调动敌人之效。
前面提到的粟裕指挥的“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豫东战役,就是攻其必救的著名范例。经过深思熟虑,粟裕选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影响的中原重镇--开封,作为攻敌必救之点。我军先攻占开封的行动,果然调动了敌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来援。粟裕说:“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我们的‘动敌’之计。”先打哪一路?粟裕在全面分析了战场形势之后,决定先打力量较弱的区寿年兵团,由于邱兵团和区兵团相距很近,要歼区兵团,必须使区、邱兵团分离。他又决定放弃开封,挥师南下,诱邱兵团西进开封,同时令第一、四、六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
这时,国民党国防部又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占领开封外,主力直奔通许,妄图尾击我南下的第三、八纵队。而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两路援敌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向西向南疾进,一路踌躇不前,从而很快拉开了距离,形成了40公里的间隙。粟裕果断抓住这一战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包围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新编第二十一旅,经几昼夜激战,歼敌大部,并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和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粟裕还在几个很有名的战役中,成功地运用过“攻其必救”的战法。
车桥战役一攻点打援。1944年3月上旬,粟裕为改善苏中的斗争局面,并为整风运动创造比较安定的环境,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车桥坐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2华里,南北1.5华里,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车”字,是以得名。车桥是联系苏中和苏北的枢纽,是日军第六十五、六十四师团的结合部,仅驻扎日军一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500余人,比较孤立突出。驻车桥之敌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10个坚固据点相拱卫。
粟裕认为,车桥地处中心,来援方向较多,但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据此,他决心集中五个团的兵力组成三个纵队,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攻坚与打援并举,以一个纵队夺取车桥,两个纵队于外围准备歼灭增援之敌。后来有的研究者把这次作战的方针表述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粟裕认为这不太确切。他说:打援的部队虽多一些,但我们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
3月5日晨1时50分,车桥战役发起。我军利用黑暗避开敌之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支援下,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敌伪驻地。于当日中午,全歼伪军一个大队。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展开攻击,经一天一夜战斗,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固守挣扎。我军对车桥的进攻,震惊了周围日军,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纠合伪军共700余人,乘装甲车和汽车分五批驰援车桥;当第一批增援之敌进至车桥以西我韩庄、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猛烈射击,迫敌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我军遂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240余人。接着又给逐次增援之日军以歼灭性打击。7日晨,车桥残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扩张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径口、曹甸等据点12处,战役遂告结束。我军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和伪军480余人,创华中地区我军歼灭战范例。
苏中战役一“攻黄救邵”。从1946年7月13日至8月22日,我军取得宣(家堡)泰(兴)、如南、海安、李堡、丁(堰)、林(梓)五次战斗的胜利。8月23日,苏中之敌为配合淮北敌人对淮阴的进攻,以驻扬州的整编第二十五师沿运河线北上,向邵伯、高邮方向进攻。
邵伯是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的大门,河流港汊密布,仅运河堤一条陆道,地势险要。为保卫淮阴,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粟裕决心以一部兵力在邵伯地区组织防御,阻敌第二十五师北上;主力仍按原定计划向黄桥方向发展进攻,来一个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第一个就是消灭九十九旅,第二个如九十九旅不好打或打不着,就舍之而采取攻魏救赵办法,向泰州攻击”,以解邵伯之危。
进犯邵伯的敌整编第二十五师拥有日、美式装备。师长黄百韬夸口说:“拿下邵伯少则数小时,多则几天。”23日拂晓,敌开始炮火准备,接着分三路向丁沟、乔墅、邵伯进攻,战斗至晚,进攻丁沟邵伯之敌被击退,进攻乔墅之敌则与我军形成对峙。
粟裕指挥所部主力于23日夜间由如皋以南西进,准备攻击黄桥、泰州,以调动进攻邵伯之敌回援。24日,得悉由黄桥东援之敌第九十九旅和由如皋西出援应之敌第一八七旅附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即将出动,遂即命令西进部队准备在如(皋)黄(桥)公路上与敌打预期遭遇战。25日晨,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的分界及芹湖地区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敌第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一带被我第一师截住并包围。因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我军战至26日拂晓,未能解决战斗。此时,我乔墅阵地已被突破。粟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野战军主力与敌纠缠在如黄路上,可能导致邵伯失守,从而引起战局剧变。他当机立断,从包围加力的部队中抽出1个旅加强到分界方向,以十个团五倍于敌的兵力,于 26日首歼了分界之敌第九十九旅。
当这一消息传来,进攻邵伯的敌人全线震惊。敌人因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且伤亡已达2000 余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遂于26日黄昏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胜利结束。
27日上午,我军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15团全部到达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加力之敌在如皋敌人接应下,分路向东突围。粟裕乘机指挥各部全线出击,将敌歼灭于如皋以西地区,残敌数百人逃回如皋。我军乘胜于31日攻占黄桥。至此,如黄路战斗结束,我军以伤亡3500余人的代价,共歼敌两个半旅1.7万余人。
济南战役一“攻济打援”。济南战役,是我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这次战役,标志着华东我军在革命战争的道路上,进入最后夺取大城市阶段的开始。当时陈毅在中原军区工作未回,中央军委、毛泽东9月11日电示:“全军指挥由粟裕负责。”
济南是山东省会,当时有70余万人口。它北临黄河,南依泰山,地势险要,又是津浦、胶济铁路的交会点和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守敌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三个整编师12个旅约10万余人,控制着东自韩仓,西至长清,南起中宫、张夏,北迄泺口及齐河之间地区。济南市区分内城、外城和商埠。国民党军在日伪时期的原有工事基础上,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的城市防御体系,易守难攻。
1948年5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先后攻占泰安、大汶口、曲阜、兖州等地,济南已处于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我华东、东北解放区的联系,钳制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关于“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的建议,决定确保济南。9月15日,蒋介石下令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后重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徐州空运济南。他得意地说:“济南有坚固纵深的工事,再把七十四师邱维达部运去,足可以守得住。”还制定了一个所谓27万人的“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由王耀武部10余万人坚守济南,以第二、第七和第十三兵团主力约17万人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兖州、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
在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粟裕,提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的任务。电报指出:
“拟令许(世友)谭(震林)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尔后之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
粟裕经过反复考虑,于7月16日电复中央军委:“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示:休整后或在陇海路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当视情况临机决断。
8月10日,粟裕与华野其他领导人在深入研究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后,联名向军委提出以下三个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集中华东野战军全部兵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切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并将重点放在打击由徐州出援之敌上,首先求得在运动中歼灭邱清泉的(新)五军,继而歼击其他兵团。
第二方案: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击徐州可能北援的敌人。
解放前的济南机场
第三方案: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实施,但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先以2个纵队夺取济南机场,11个纵队求歼援敌一部;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主力转攻济南。
粟裕通过比较,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有利。他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分两路沿津浦路及经鲁西南北援,因而准备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 、嘉祥地区。
8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指出作战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指出,依中原作战经验,“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方针,即粟裕提出的第二方案,争取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
济南守将王耀武
8月26日,毛泽东又根据山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指出,此次战役估计有三种可能: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已接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我军应争取前两种可能,出现第三种可能,即应由攻济为主改以打援为主;打退援敌后再攻城。因此,攻济应留出预备兵力,阻援、打援集团更应留出强大的预备兵力。
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和战场的实际情况,粟裕决心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担任攻打济南的任务。其中以三个纵队组成攻城西集团,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首先攻占机场和商埠,尔后在东集团协同下攻城;另指挥一部兵力围攻长清、齐河之敌。以二个纵队为攻城东集团,由聂凤智、刘浩天指挥,首先肃清济南东郊之敌,尔后协同西集团歼灭济南守敌;另指挥一部兵力控制黄河铁桥,尔后向南突击。以特纵炮兵主力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二个炮兵群,分隶攻城东、西集团。以一个纵队为攻城预备队。
粟裕又以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其中,以二个纵队又二个独立旅,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北援之敌;以一部兵力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六个纵队配属特纵炮兵一部,分别集结于济宁、兖州和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击沿津浦路北援之敌。
以一个纵队和各军区地方武装在民兵配合下,积极向当面之敌出击,破坏津浦路、陇海路,配合主力作战。并决定攻济战斗于9月16日发起,预计15天至20天攻克济南。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部署。
9月16日午夜,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发起全线猛攻,经八昼夜连续作战,于24日全歼守敌,解放济南。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但在我打援兵团的威慑下,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兵团交战,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中。由济南化装逃走的王耀武,在寿光县境内为我地方武装俘获。这次战役,我军以2.8万人为代价,换取了歼敌10万余人(内2万人起义)、攻克济南的重大胜利。中共中央在9月29日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粟裕后来在谈到济南战役“攻济打援”作战方针的特点时,这样分析道:
“我军战史上运用过‘攻城阻援’的方法,即以攻城为目的,大部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我军战史上也运用过‘围城打援’的战法,即以小部兵力围城,这是诱敌来援的手段,而以大部兵力用于歼灭来援之敌,这是目的。我对豫东之战的方案虽是既攻城又打援,但与济南战役不同,那是先攻城后打援,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可伺机行事。这次‘攻济打援’则是在新条件下的崭新战法,特点是在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济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是达到攻济目的的必要手段。”
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战役方针,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以粟裕为首的华东野战军指挥员围绕战役目的和战役企图,在全面分析战场情况和敌人行动的新特点,科学地预见战场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战法。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中的“攻其必救”的思想。粟裕对这一新战法的产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