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的成就（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特朗斯特罗姆的成就（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1990年12月，便是那场“地震”（北岛语：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的分水岭。那一年，托马斯刚57岁，如同一场恶梦没有醒来（醒／是梦中往外跳伞），中风导致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彻底失序。而在那年8月，他还刚刚在蓝房子招待了布罗茨基，北岛，李笠等诗人。“当时一切都很好，是瑞典的度假期。我们喝啤酒，晒太阳，聊诗歌。托马斯还拉起布罗茨基跳进旁边海里游泳，8月的海水都开始凉了。北岛不想去，我便留下陪他。那时所有人都没有预兆。”托马斯健康时的各种镜头，李笠始终忘不掉。5年后，年轻的托马斯出版处女诗集《17首》，技惊四座。时隔4年，《迷途》轰动瑞典文坛。他烙着胎记，向灵魂深处一寸一厘地写去。托马斯退休后，不再是一个“兼职写诗”、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心理医生。他成了一个专职写诗的“老人”。2004年，新诗集《巨大的谜》时隔8年出版，这组写于晚年的短诗和俳句，总算改写了他“一生只写过163
文 | 张丁歌
见到托马斯时，是夏末的一天。地点不在蓝房子。
我随李笠、黄礼孩、莱耳、李占刚、桥等几位中国诗人赴斯德哥尔摩，参加当地的诗歌节，并采访几场文化活动。其间重要的一站，便是去拜访已80岁的的托马斯。“莫妮卡将招待我们家庭午宴，和托马斯一起共进午餐。”这一消息令大家兴奋。虽然，托马斯因行动不便，几年前已从戎马岛那座150年的蓝色木屋——几乎成为诸多诗人笔下托马斯和其诗歌的标配：蓝房子——搬离至斯德哥尔摩老城的普通居民楼。
那楼房很好找，就在梅拉伦河边的一处居民区高地。Stigbergsvägen 大街30号，一架老旧窄小的铁栅电梯，嘎吱作响着把我们向上送往托马斯家。
托马斯退休后，不再是一个“兼职写诗”、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心理医生。他成了一个专职写诗的“老人”。2004年，新诗集《巨大的谜》时隔8年出版，这组写于晚年的短诗和俳句，总算改写了他“一生只写过163首诗”的“新闻赤字”。听说，由于多次提名又多次落选，以往每到十月某日守在这间电梯旁等着抓新闻的媒体，也很少再来蹲点了。
【“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发现所有的恐惧已处于边缘。”】
真正拯救托马斯的还是诗歌。锤击钢琴的他，正在高中读拉丁部，在被古老诗歌俘虏的同时，也开始用心写起现代诗。“拉丁课从关于战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历史课本，进入了卡塔拉斯与贺拉斯的诗歌。”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读心理系之前，18岁的托马斯称“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在撤退。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我慢慢复原。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发现所有的恐惧已处于边缘。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抽着雪茄讨论哲学。是穿过苍白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时候了……”一个诗人的成人仪式完成了。
5年后，年轻的托马斯出版处女诗集《17首》，技惊四座。时隔4年，《迷途》轰动瑞典文坛。他烙着胎记，向灵魂深处一寸一厘地写去。
1990年12月，便是那场“地震”（北岛语：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的分水岭。那一年，托马斯刚57岁，如同一场恶梦没有醒来（醒／是梦中往外跳伞），中风导致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彻底失序。而在那年8月，他还刚刚在蓝房子招待了布罗茨基，北岛，李笠等诗人。“当时一切都很好，是瑞典的度假期。我们喝啤酒，晒太阳，聊诗歌。托马斯还拉起布罗茨基跳进旁边海里游泳，8月的海水都开始凉了。北岛不想去，我便留下陪他。那时所有人都没有预兆。”托马斯健康时的各种镜头，李笠始终忘不掉。
【“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 / 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
“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 / 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托马斯曾在诗中描述过中风后的迷茫和惶惑。我猜想，他15岁时的黑暗也许瞬间回来过。但——还是音乐，左手锤击、掌控下的音乐，把他身上的魔再度驱走。他后来相继写出《光芒涌入》、《夜间旅行》、《像做孩子》、《悲哀贡多拉》……等依然坚硬的诗歌（1996年诗集《悲哀的贡多拉》）；2004又出版40余首俳句、短诗合集《巨大的谜》。我想象他后期的写作状态，那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谜”。
“托马斯当真一年只写几首诗？”我直接问去莫妮卡，她笑着看向托马斯，托马斯回她一个的默契的眼神，又落到自己握着啤酒杯的左手。这个“谜”他们不止一次解释，“以前总有人以为托马斯作品少，是因为他白天上班，没时间。其实，即使他不上班，作品也不会多到哪儿去，他写诗确实很慢。我们生活也确实简单。” 莫妮卡描述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就像讲述一个简单的下午。李笠解释说：“瑞典的诗人没有太富有的，不像中国。中国大多数诗人不安于更不敢于这样生活。163首诗，也许早饿死了。” 他曾跟托马斯聊起另一位瑞典作家，那人曾在中国住了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托马斯当时听后，意味深长地笑：“要是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
托马斯在用自己的身体和感官去触摸世界，——“把世界当作手套来体验”。一首长诗《画廊》他写了近十年，短诗《有太阳的风景》，自手稿雏形落在李笠手上到发表历经七年。那首悲观地描绘瑞典图景的散文诗《摄氏零度以下》，——“我们参加了一个并不爱我们的派对。最后，派对使面具跌落，露出真相：一个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冰冷的雕像站在迷雾笼罩的铁轨上。一支粉笔涂完了车厢的大门。这是不能明说的，但这里存在着许多受压的暴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了好多好多年”。
托马斯剖析过自己：写诗时，我感到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一切都来自内心，来自无意识，它是全部来源，我从来不命令自己去写什么东西。——这听上去奢侈，也有些残忍。
想起他的一首诗，《在劳动的边缘》。那首诗曾让托马斯更加确定，必须是诗在找他。那时他仍在一座监狱（少管所）里做青年人的心理医生，想写下这一经历，他写了一首很有抱负的诗——即雏形的《劳动的边缘》——他不满意，“对产生于这一抱负的诗不满意。最终，这首跟监狱中的穷孩子有关的不真实的、抱负远大的诗中，我能接受的只有几行：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渴望野蛮的绿荫/渴望只有电话线单薄的文明才能穿过的荒野。”那首冗长、严肃、很有抱负的关于监狱的诗，只剩下了这么一句。
后来，他又以《监狱》为题为过一组9首俳句。“男孩喝完牛奶 / 在囚室安睡去 / 一个石头母亲。”“越狱者被抓/他身上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果”……首首短促、震撼，如苦涩的子弹。想起他曾说的：刽子手与语言同行。他身体里的刽子手，从未缺席。
【“我不是空虚，是空旷”】
托马斯得知，在前一晚的哥特兰岛国际诗歌节上，我们用中文朗诵了他的《车站》。他发出大声的JA (好，要！)。我们即兴开始了一场家庭朗诵会。大家合用一本诗集，分别给托马斯朗诵他的诗歌。他始终用下巴点着节奏在听，明亮带点狡黠的眼神，在给中文音调打分。席间，他显然心情大好，三次主动为自己杯子里倒满啤酒。
莫妮卡感慨地说：家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这样的朗诵会让她觉得像过节。托马斯用左手摩挲啤酒杯。那一刻，我有些伤感。眼前似乎就是两个温暖的老人，他们会写诗，会做饭，他们写好的诗，做舒适的饭，他们彼此匹配，他们说瑞典语，他们住在斯德哥尔摩，他们走过很多路，他们过着安静的日子。
要走的时候，托马斯知道。他有些怔地看了我们一眼。之前他打过一个呵欠，他累了，可仍然不想让大家走。看着这位沉默的诗人，沉默得像是一个壮举。我想说的话还是没说出来，——“词不答应”。
临别扭头，看到托马斯那个孤独的侧影，想起他那首《维米尔》。“晴朗的天空向墙弯下身/仿佛向空虚祈祷/空虚把脸转向我们/低语：我不是空虚，我是空旷”。
（注：维米尔是托马斯最喜欢的画家，是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却被人遗忘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他的作品不多，至今被认定为真迹的只有36幅。）
* 真的“再见”时，却是一个半月后，在诺奖颁奖视频中：他在镜头前惊讶的笑，穿着和那天一摸一样的毛衣。沃尔科特1992年得奖时说的那句话被我再次想起——瑞典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办法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写于：2011年10月
（编辑：Ci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