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义和拳现状（义和拳运动为何在东南沿海地区反响平平）

山东义和拳现状（义和拳运动为何在东南沿海地区反响平平）最终，这起“巨野教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德国以维护教民利益为由强占胶州湾。1897年11月1日夜，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能、韩二人原本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因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路此天晚而宿。张庄教堂神甫薛田资，主让客先，安顿能，韩二人成了替死鬼。薛田资听到动静后发现情况不妙，仓惶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纵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现象：汉族官僚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十分强硬，相比之下，满族官僚对拳民的态度十分“宽宏大量”。当时的直隶、河南、东北、内蒙、山西这五个地区都是满族督抚当政，恰巧，这五个地区的拳乱最为严重。山西巡抚毓贤在被调往山西任职之前，曾担任过山东巡抚。熟悉清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在山东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位满族巡抚的不作为。十九世纪末期，山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从清末义和团运动的活动范围来看，这场农民起义主要活跃于直隶、京城，向河南、山西、东北、内蒙等方向扩张。但是，令人疑惑的是：义和团在我国东南地区的发展势头远不及其它地区，东南一带的拳民组织松散，且规模很小。

那么，势同燎原的义和拳运动为何在东南沿海地区反响平平呢？研究历史的我们自然不能将其视为机缘巧合，实际上，造成这一现象的是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纵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现象：汉族官僚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十分强硬，相比之下，满族官僚对拳民的态度十分“宽宏大量”。当时的直隶、河南、东北、内蒙、山西这五个地区都是满族督抚当政，恰巧，这五个地区的拳乱最为严重。

山西巡抚毓贤在被调往山西任职之前，曾担任过山东巡抚。熟悉清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在山东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位满族巡抚的不作为。十九世纪末期，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重灾区”，当地拳民与教民之间的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在我国近代史上那场骇人听闻的“巨野教案”便发生在1897年的山东。

1897年11月1日夜，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能、韩二人原本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因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路此天晚而宿。张庄教堂神甫薛田资，主让客先，安顿能，韩二人成了替死鬼。薛田资听到动静后发现情况不妙，仓惶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

最终，这起“巨野教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德国以维护教民利益为由强占胶州湾。

鉴于这一结果，朝廷希望驻守山东的毓贤对拳民和教民同时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多方开导的方式化解双方的矛盾。不过，毓贤在回复朝廷的奏折中却表示：“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反倒是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

由此可见，毓贤的态度明显偏袒拳民，所以，当地教民无法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教民与拳民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亦无法化解。正因如此，毓贤才会被史学家认定为“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在近代的野史作品中，更是说毓贤“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

毓贤此举，无疑对义和团运动起到了扶持的作用。

最终，在这种“主抚”政策的影响下，义和团在山东的地位水涨船高，不但山东地区的拳民可以进行公开活动，而且，还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

据说，当时有许多拳民打着毓大人的旗号，进行一系列打压教民的活动。而近代史中也明确记载了山东地区的拳厂数量是全国最多的，仅庄平县一地的八百多个村庄中，几乎出现了与村庄数量相当的拳厂，也就是说每个村庄都有义和团运动的“根据地”。

山东巡抚的“不作为”使教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西方列强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为了增加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列强国不断向满清朝廷施加压力。例如，当时驻京美国公使向朝廷“建议”：“找一个能力更优秀的大臣取代毓贤。”美国公使的提议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一时之间各国公使中要求更换山东督抚的声音层出不穷。

那么，在外国人眼中，谁才是取代毓贤的最佳人选呢？

驻京英国公使在与英国政府的协商中提到：“关于以后山东地区的形势，我认为由袁世凯担任巡抚，会使局势对我国更有利。”此后，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国们的干涉下，毓贤被暂调回中央，袁世凯暂代山东巡抚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毓贤对义和团采取的“怀柔”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

在毓贤返回京城之前，他便卸磨杀驴，除掉了山东地区著名的义和团领袖朱红灯。由此可见，毓贤对义和团运动的纵容的目的并不单纯，至少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同情”。笔者认为，也许毓贤与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达成了某项共识，双方各取所需。不过，在外国列强的影响下，毓贤的目的并未达到，而与毓贤来往密切的拳师朱红灯也成了牺牲品。

当袁世凯走马上任山东巡抚的消息传到京城，各国驻京公使终于长舒一口气。1899年末，驻京美国公使给美国国务院致信道：“我十分高兴地向国务院汇报，就在不久之前中国武卫军将军袁世凯接替毓贤成为新任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力出色且行事果断的人，与外国公使来往密切。相信中国皇帝在颁布恰当的谕旨之后，山东地区的拳乱即可停止，秩序亦可恢复。”

从事态的发展来看，袁世凯为了稳固山东地区的稳定，对义和团丝毫不留情面。

据说，袁世凯上任的第一天，就命人邀请了山东各大义和团领袖，让他们来到官府表演“刀枪不入”的奇术。就在这几个义和团首领装模作样地做法时，袁世凯掏出手枪，几枪便将“神灵附体”的义和团领袖们射杀。袁世凯的这一招可谓高明，不但除掉了山东地区的义和团首脑，还当众向世人拆穿了拳师们装神弄鬼的骗局。

当然，传闻毕竟是子虚乌有的，我们没必要与其较真，但是，袁世凯的确实行了一系列针对义和团的举措，且态度十分强硬。

在袁世凯抵达山东后，所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张贴《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以及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此举直接使山东地区的义和团失去了合法性，拳民无法继续明目张胆地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

随后，袁世凯命令山东各州县自行募兵，组建团练，与官兵共同剿杀义和团。袁世凯对义和拳民的处理方式非常直接，闹事的拳民一经抓获，全部就地处死，以儆效尤。在袁世凯的铁腕政策下，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一度陷入瘫痪。

其实，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运动中，原本应该起到主导作用的清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归根结底，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还是因为统治者的放任与不作为，前文中提到的多地督抚对拳民的纵容也是受到了朝廷的影响。

因为，朝廷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各地对义和团的处理办法均由地方官员自行制定，这也使各地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不同，有的支持主剿，有的支持主抚，而总体的倾向是主抚。之所以，清政府会在义和团运动中期确定明确支持拳民，很大程度是因为维新党的崛起，守旧派希望通过扶持义和团以解决维新运动的隐患。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党提出“借法自强”的主张，倡导朝廷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师夷长技以制夷”，以相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变革。光绪皇帝似乎在维新党人的主张中看到挽大厦与将倾的曙光，在皇帝的支持下，一场长达百日的维新运动在中央展开。

当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明显不符合清末中国的国情，改革势必会触动到守旧派的核心利益。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守旧派悍然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宣告失败。此时的清朝已错失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中国社会反倒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为了解除维新党遗留的影响，慈禧下定决心要将光绪赶下台，另立新君。

然而，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慈禧未能如愿。

对于顽固派来说，光绪无疑是影响其利益的肉中刺，他的存在是潜在的巨大威胁。虽说，光绪皇帝被软禁起来，但西方国家却给予光绪极大的支持。守旧派若要废掉光绪，改立新君，必须解决掉支持光绪的洋人。因为，守旧派根本没有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力量，所以，便希望靠着义和团的“民气”制衡洋人，进而达到废立皇帝的目的。

因为义和团本质上是封建且落后的组织，所以，双方很快便一拍即合，朝廷与义和团形成了单方面的利用关系。站在义和团的角度来看，拳民本身就对洋人有满腔怒火，几欲喷发。在得到了清政府的官方支持后，义和团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历史告诉我们，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群众运动，十分容易变得极端，而朝廷的支持，甚至，只是默许就足以让拳民们的行为变得“过火”，逐渐失去了仅存的理智。然而，作为统治一方的清政府必须回归理性，朝廷无法容忍拳民的过激行为，不论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果如何，满清政府最终都会找“台阶”下。

最可悲的是，义和团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一旦义和团运动僭越了朝廷可以容忍的范围，义和团只会被背后的朝廷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这场群众运动自发起之初就已注定成为牺牲品。

参考资料：

【《晚清义和团运动》、《中国人史纲》、《中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