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陵现状（浅析唐王朝帝陵制度的变化及原因）

唐朝帝陵现状（浅析唐王朝帝陵制度的变化及原因）唐王朝的皇帝们，依然如此。不同的是，唐王朝的帝陵在形制上与以往秦汉时期的帝陵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古代人有着生死如一的观念，人们不但经营着眼前的功名利禄，也常常为百年后的归宿做着准备。对于寻常百姓而言，他们往往毫不忌讳在世时就为自己打造过世后所需的棺木，甚至以早日准备为荣。而对那些封建帝王来说，在费尽心机延年益寿的同时，又着手修建去世后能够继续享受以往权利的陵墓。就像那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炼制长生不老丹药、又派徐福渡海寻仙的同时，征发三十万劳工修建他的骊山陵墓。中国古代四百多位皇帝中，有七十多位的陵墓屹立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向后人诉说着那些动人的历史瞬间。而在这些众多的帝陵中，大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更能彰显那一时代历史的风云变化和王朝的荣辱兴衰。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透过唐王朝帝陵的特色变化，去感受唐王朝的荣辱兴衰。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朝政权分崩离析之际，太原留守李渊抓住了历史机遇，待时而动

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崇敬又着迷的人，我常常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拥有“金池汤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

这片厚重的黄土地，承载着民族厚重的历史。周秦汉唐的雄风，刮过三千年的岁月，至今让人热血沸腾；久远而灿烂的文明之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葱笼了广袤而祥和的九州大地。

关中自古帝王都。王朝的更替，沧海桑田，留下的历史印迹，却也数不胜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分布在渭北台塬上星罗棋布的帝王陵墓。

正如民间那句俗语：“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中国古代四百多位皇帝中，有七十多位的陵墓屹立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向后人诉说着那些动人的历史瞬间。而在这些众多的帝陵中，大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更能彰显那一时代历史的风云变化和王朝的荣辱兴衰。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透过唐王朝帝陵的特色变化，去感受唐王朝的荣辱兴衰。

一、唐王朝帝陵形制的几点变化

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朝政权分崩离析之际，太原留守李渊抓住了历史机遇，待时而动，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唐。从南北朝动荡中走来的隋朝虽然短命而亡，但其重新实现的大一统局面，在唐王朝的开拓下，得以巩固和发展。

中国古代人有着生死如一的观念，人们不但经营着眼前的功名利禄，也常常为百年后的归宿做着准备。对于寻常百姓而言，他们往往毫不忌讳在世时就为自己打造过世后所需的棺木，甚至以早日准备为荣。而对那些封建帝王来说，在费尽心机延年益寿的同时，又着手修建去世后能够继续享受以往权利的陵墓。就像那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炼制长生不老丹药、又派徐福渡海寻仙的同时，征发三十万劳工修建他的骊山陵墓。

唐王朝的皇帝们，依然如此。不同的是，唐王朝的帝陵在形制上与以往秦汉时期的帝陵有了很大变化。

1. “以山为陵”为主，“垒土为陵”为辅，两者相结合的形制的确立

一种制度的演进，总是离不开旧的痕迹的影响。大唐王朝的帝陵，在承袭着秦汉时期“垒土为陵”的特点中，又开创了“以山为陵”的新形制。

首先，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中，有四座承袭的是长期以来“垒土为陵”的方式，犹如金字塔的形状。

当我们走近高祖李渊的献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以及僖宗李儇的靖陵，我们会发现，这四座帝陵，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传统的埋葬方式。

以高祖李渊的献陵来看，作为唐王朝开国皇帝的陵墓，其建造严格仿照秦汉的帝陵形制而进行。陵墓建于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太宗李世民感念父亲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深明大义，为了进自己的孝道，在参照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和光武帝刘秀原陵的基础上，修建了父亲李渊的献陵。

考古发现，不但献陵的陵园呈现方形，而且陵墓的封土底部轮廓也是方形，形状如倒立的覆斗。与埃及金字塔略为不同的是，献陵顶部是平的，而金字塔则是尖的。

唐王朝后期的庄陵、端陵及靖陵，采取的都是这样的方式，在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中，它们既代表了对传统的继承，又在这众多的陵墓中显得与众不同。

其次，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中，另外十四座则都是“以山为陵”，气势恢宏。

开创“以山为陵”形制的，是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昭陵位于今天陕西省的礼泉县境内，依九嵕山而建，陵园整体周长竟有60千米之长，总面积达30万亩左右之广。李世民的陵寝位于九嵕山主峰，大有居高临下，继续蔑视一切的雄浑与霸气。

而在“以山为陵”的唐王朝帝陵中，最具特色的当属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乾陵。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夫妻皇帝合葬陵，乾陵依今天陕西省乾县境内的梁山而建。因地制宜、巧夺天工，其雄浑壮阔之势不亚于李世民的昭陵。站在乾陵主峰顶上，游人倍生追古思今的感慨。

以昭陵和乾陵为代表的十四座唐朝帝王陵，以山为陵，占尽天机，时至今日，由点到线，一字排列在关中平原的北部，就像是一部部厚重的史书，等待着后人去凭吊，去追思。

2. 王公大臣陪葬墓的制度化

在讲究“天人感应”、“视死如生”的古代社会，统治者总是会想尽办法，将活着时的荣耀带进死后的世界去。

大唐王朝的许多帝陵，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孤单守望，很多帝陵都有多多少少、数量不等的陪葬墓。这些陪葬墓的主人，大多是当朝皇帝在位时地位显赫、功勋卓著的王公贵族、文臣武将。帝陵与陪葬墓相得益彰的组合，延续着君臣之间曾有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大唐王朝陪葬帝陵的制度，始于高祖李渊的献陵。

李世民为父亲李渊建造献陵时仿照汉代将相死后陪葬帝陵的做法，奠定了唐王朝王公大臣陪葬帝陵的制度。

在《赐功臣密戚墓地东园秘器诏》中，有一段关于李世民对这一制度的规定：“自今以后，（功臣）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葬地，并给东园秘器，务从优厚，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

正是因此，唐王朝帝陵陪葬制度得以确立。从高祖李渊的献陵开始，到李世民自己的昭陵，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乾陵，以致后世的一系列唐朝帝陵，都有着为数众多的陪葬墓。

正如李世民的昭陵，以帝陵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包括魏征、房玄龄、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人在内的庞大的陪葬墓群；也如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乾陵，分布着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以及中书令薛元超等一大批王候将相的陪葬墓。

星罗棋布的陪葬墓，将一个时代政治的风云变幻定格成永恒的画面，等待着世人去打开沉封的记忆。

二、 唐王朝陵制变化的原因分析

当我们走近唐陵，追忆往事的时候，常常在内心会不由自主地发问，唐朝帝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1. “以山为陵”形制的原因

首先，受到历史因素的制约。关中自古帝王都，作为周秦汉唐等一系列朝代的京畿所在地，按照先来后到做原则，以秦都咸阳和汉代长安城为中心，历朝历代的皇帝陵在渭河北岸的高地上，由近及远，渐次分布。

距离现今咸阳和西安最近的渭河北岸的高地上，以五座帝陵为主的汉朝，早已占尽先机，由西向东，分布着武帝刘彻的茂陵、成帝刘骜的延陵、高祖刘邦的长陵以及景帝刘启的阳陵等一系列汉朝陵墓。因此，唐王朝的帝陵，在选址上，只能往离京城更远的渭河以北的更高地带延伸。

其次，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相比较汉代帝陵以塬为主的地理条件，唐王朝帝陵分布的地区，介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更多地以山地为主。这样的地理条件，对唐王朝的帝陵来说，既是迫不得已面临的局限，又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唐王朝的风水家们和建筑设计大师，因地制宜地开创了“以山为陵”的新形制。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分布于渭河北边更高处的唐朝帝陵，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比汉朝更辉煌更震撼人心的成果和胸襟。

第三，彰显皇权至高无上地位的需要。“以山为陵”的建造形制，更能凸显封建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大唐帝国的强盛。人们登临高山，更能产生天高任鸟飞的激情，更能升腾起气吞万里、指点江山的豪情。

正如杜甫在《望岳》诗中所写的一样：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所以，唐王朝“以山为陵”的形制，反而化腐朽为神奇，把那个朝气蓬勃、自信乐观、昂扬进取的时代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即使今天，我们登临凭吊，豪迈之情也会油然而生。

2. 王公大臣陪葬制度化的原因

首先，为了再现皇帝在世时的荣耀。当我们翻阅史书时不难发现，大凡拥有大量王公大臣陪葬墓的唐朝皇帝，都有足以傲视一切的丰功伟绩。

促使王公大臣陪葬制度化的献陵，其主角高祖李渊，在乱世中抓住机会，改朝换代，开创了大唐这一新的统一的封建王朝；而拥有大量王候将相陪葬墓的昭陵，其主角太宗李世民沿着父辈的足迹，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开疆拓土、臣服四夷，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宏图；同样拥有大量陪葬墓的乾陵，其主角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依然能够推陈出新，把大一统的事业推向前进。

所以，王公大臣陪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体现皇帝丰功伟绩的需要，是再现荣耀的需要。

其次，为了笼络人心，凝聚统治集团的力量，维护统治。从唐高祖李渊献陵开始的王公大臣陪葬帝陵制度，是为了体现君臣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是维系君臣之间上下一心的纽带。

不是谁都能有幸陪葬帝陵的。只有那些功勋卓著、地位显赫的王公大臣，才能享受这样的荣耀。凡是有幸进入陵园陪葬的大臣，都会享受隆重的待遇，根据功劳大小可以选择适当的墓地，一切丧葬费用皆由朝廷统一划拨。因而，唐朝的大臣皆以陪葬为荣；因而，陪葬制度凝聚了人心，对唐朝前期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帝陵背后的王朝兴衰史

综观唐王朝十八座帝陵的形制及其陪葬墓的多少，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形制不同、规模不一、陪葬墓多少不同的帝陵，更像是唐王朝荣辱兴衰的一面面镜子。

1. 帝陵背后的盛世

从高祖李渊的献陵到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再到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乾陵，它们陪葬墓众多，大多气势恢宏，彰显的是大唐王朝从发家到强国的那段辉煌史。

还是那个名垂青史的唐太宗，还是那座巍然屹立的昭陵，还是那个让人魂牵梦绕的贞观盛世。在它的背后，是无数王候将相的努力。比如那个敢于直谏的魏征，为了大唐王朝的繁荣，积劳成疾，死后陪葬昭陵，且离帝陵的玄宫最近。

唐太宗在他病逝后曾饱含深情、痛心疾首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从高祖到太宗，及至武则天时期，大唐王朝的发展如日中天。政治上，制度创新，统治清明；经济上，技术进步，物产丰饶；文化上，科举完善，人才辈出，诗歌繁荣；民族关系上，四海臣服，和同一家；疆域上，北出塞外、南控交趾、西出阳关、东临大海，空前广阔。

而这样的盛世，也定格在 大唐王朝前期那些气势恢宏的帝陵中。透过它们，我们感受到的是豪迈奔放，是激情四射。

2. 帝陵背后的衰局

盛极而衰，亘古不变的真理，大唐王朝也难逃这样的命运。唐王朝中后期帝陵的落寞与萧条，和这样的命运转折不无关系。

实际上，早在中宗李显时，朝中已有韦武之祸，到了玄宗李隆基时，一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元盛世，另一方面却又是接踵而来的“安史之乱”。以致玄宗死后，其泰陵倍显凄凉孤寂，陵园陪葬的王公大臣仅有与之患难的宦官高力士一人。

安史之乱历经八载，虽然得以平定，然而大唐王朝再也无法恢复到昔日的盛况。自中期以来，政治上，藩镇割据，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经济上，农工商萎缩，苛捐杂税阻碍民众的热情；民族关系上，契丹、吐蕃的侵扰此起彼伏；疆域上，支离破碎，风雨飘摇。大唐王朝最终在一次次的农民起义下，在藩镇割据的制衡局面被打破的情况下，走向了灭亡。

反观后期的唐王朝帝陵，陵墓之规模日渐缩小，陪葬大臣墓葬甚至全无。令人深感意外的考古发现是，唐朝最后的皇帝禧宗李儇的靖陵，其墓室的石棺床，竟是用陪葬乾陵的唐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和左仆射杨再思的墓碑做成的，其窘迫之境况，令人尴尬。

总结：

屹立在关中平原北部这些唐王朝的帝陵，恰如厚重的史书，也似历史的镜子，它们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去凭吊，去追忆。

它给爱好那段历史的人们，有一个了解唐王朝帝陵形制变化的表现和原因的平台，并通过这些平台，去感知那段历史的沧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