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晋商怎么没落的（张家口明清时代的晋商有着怎样的辉煌）
清代晋商怎么没落的（张家口明清时代的晋商有着怎样的辉煌）以范氏为例，他是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早在明代，远祖范至刚就是“市易边城”的商贾，历经八代，传至范永斗，正当清兵入关前后，他为清兵军需提供了大量物资，帮助了清兵渡过经济难关，清政府建立后，便把他隶内务府籍，诏赐其为官商，享有经商的特殊权力，传至范永斗之子三拔时，由于屡有贡献，频受优厚奖赏，深得清廷宠遇，其经商规模范围都有较大扩展。传至三拔之子毓馪、毓香覃、毓香奇时，由于他们在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中，以自费办粮售军，“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弟毓香覃辞赐职布政司参政。”范氏以务商获此高官，实为当时绝无仅有。以后范氏家业大振，声名显赫。范氏祖孙四代，在清朝百年间，是既有权势，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堪称“兄弟从子，甲第联辉，各艳当世”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擘。由于这些条件，山西商人
明清时代北方重镇张家口、大同等地开辟为马市，其中怀安马市口位于长城边口，马市交易地位很重要，开始了以茶马互市为主的重要经济活动，大量的茶叶及其他内地商品，通过陆路流入蒙古，其中有一部分商品如金、银、布、帛、茶等辗转输入俄国，初步形成了一条国际贸易通道。
张库商道上行进在沙漠中的老倌车（又叫勒勒车）
张家口东接冀、鲁，南达豫、鄂、皖、湘、赣、闽，西通陕、宁、新，为北出塞外直抵蒙俄的交通要冲。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山西晋商早在张家口从事经商活动，具具有雄厚的财力和显赫的政治实力。因此张家口在清初已经成为“塞外商埠”、“旱码头”。
当年在张家口有八大晋商，还清政府赐为官商，享有特殊的权力，并赐张家口为封地，成为轰动一时的豪富。
从康熙至乾隆年间，社会较为安定，一时呈现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在清兵入关前，由于处于东北一隅的清兵，急需内地的多种物资以供军用，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况，不能入关贸易，因此，除了不时突入内地进行军事抢掠外，大量的物资通过蒙古地区与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尤其是当清军征服蒙古各部后，张家口就成为摄取内地各种物资的主要渠道了。当年操纵张家口贸易的主要是“八大商家”。据《万全县志》载，这八大商家是：“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云。定鼎(指定都北京)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馔……。”这八家就被清政府赐为官商，享有特殊的权力，并赐张家口为封地，成为轰动一时的豪富。
以范氏为例，他是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早在明代，远祖范至刚就是“市易边城”的商贾，历经八代，传至范永斗，正当清兵入关前后，他为清兵军需提供了大量物资，帮助了清兵渡过经济难关，清政府建立后，便把他隶内务府籍，诏赐其为官商，享有经商的特殊权力，传至范永斗之子三拔时，由于屡有贡献，频受优厚奖赏，深得清廷宠遇，其经商规模范围都有较大扩展。传至三拔之子毓馪、毓香覃、毓香奇时，由于他们在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中，以自费办粮售军，“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弟毓香覃辞赐职布政司参政。”范氏以务商获此高官，实为当时绝无仅有。以后范氏家业大振，声名显赫。范氏祖孙四代，在清朝百年间，是既有权势，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堪称“兄弟从子，甲第联辉，各艳当世”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擘。由于这些条件，山西商人为张家口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每当运货的驼队到达外贝加尔湖后，俄国人就团团围住驼队，争着用皮毛、牲畜换取茶叶，有时甚至跳起舞，迎接驼队的到来。
时至清雍正时，恰克图(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赫巴托以北阿丹布拉克)被辟为中俄交易市场后，张家口的晋商捷足先登，占领了大半个市场。据清人何秋涛撰《朔方备乘》载：“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喜欢感激，信睦尤著。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由此可见张家口成为与俄商恰克图贸易的主要通道。
清代王先谦在一份奏疏中说：“从前，张家口有西帮(山西商人)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又说：“恰克图，俗名买卖城，……东西向有一条街，约有半里长，名横街。较大的商号有‘福源德’、‘天和兴’两家。南北间有三条街，皆不到1里长。中间有一街，名中巷子。较大的商号有‘大升玉’、‘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兴’等四家。东街名东巷子，较大的商号有‘独慎玉’、‘永玉亨’、‘天庆隆’、‘祥发永’等四家。西街名曰西巷子，较大的商号有‘公和盛’、‘璧光发’、‘天和兴’、‘永光发’、‘大泉玉’等五家。恰克图没有北京‘外馆’所经营的商业，都是晋帮(即山西帮)商号。经营的出口货以红茶、砖茶、白绸等为大宗。”上面提到的这些商号有的在张家口设有总店，有的则是分号和庄口。在恰克图贸易中最大的商家是山西榆次车辋镇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康熙五十七年生)于乾隆时从事这项贸易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150余年。他们的“羌北庄”，张家口叫“碎销铺”或“哈喇庄”由初期“大德玉”扩大到“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四个联号，张家口当时叫“四大玉”，恰克图有总店，张家口设有分号，被称为清代常氏外贸世家。据沈家屯张氏老人回忆，当时他在“独慎玉”当学徒，店里主要经营茶叶、绸缎和其他杂物，所谓“上至绸缎，下至葱蒜”，要啥有啥。他们的商号在库伦有分号，恰克图有总店，在贝加尔湖一带和莫斯科设有分号。每年春节前后，掌柜和伙计们都十分思念家乡，但又没有通讯设施，就在早晨太阳出山前，在店铺前挖个坑，坑里立一根木杆，他们就烧香跪拜，遥祝远在张家口的亲人平安幸福，表达他们思乡之情。
恰克图市场的中俄贸易进入道光时期(1821-1850)为空前繁荣阶段。这是由于俄国各阶层的嗜茶者与日俱增，风行各地，大大刺激了茶叶进口量的急剧增长。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饮茶之风日炽，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沈家屯张氏老人回忆，外贝加尔湖周围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爱饮砖茶，茶是每日离不了的饮料，每日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也须有茶，每天喝茶有5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10至15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有时你身体不舒服进了他们的账房，不喝茶就是对主人的不尊敬。由于俄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叶的销路特别好，每当运货的驼队到达外贝加尔湖后，俄国人就团团围住驼队，争着用皮毛、牲畜换取茶叶，有时甚至跳起舞，迎接驼队的到来。
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运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为3450驼(每驼约250斤)和1420车(每车约500斤)，合计为157万斤。而到1829年(道光九年)却一跃而增长为9670驼和2705车，合计为377万斤。1830年(道光十年)，俄国买去茶叶563440磅，1832年(道光十二年)，买去6461000磅，皆系黑茶。由恰克图旱路运至担色(托木斯克)，再由水旱两路分运娜阿额罗。到了1837—1839年(道光十七至十九年)每年茶叶输入俄国量平均为80171880俄镑，约值800万卢布左右。其中1838年，除大小砖茶71950块及60430块外，还有茶叶43070箱(每箱100磅)。1843年，运到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当时价格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一大方箱(比方箱大1/2)家茶为80卢布。由此可以称出，8万箱花茶，价值即达960万卢布。家茶若以平均一箱为70卢布，可值280万卢布。仅茶叶一项，合计价值可达1240万卢布。除了茶叶之外，还有中国的棉布和丝织品，已在西伯利亚地区广泛使用，成为那里土著民族普遍衣着用料。据沈家屯张氏老人述：西伯利亚地区的哥萨克人，夏天穿褡裢布(一种中国棉布做的长袍)，多数是蓝色的。用半丝织品做衬衫，用大布(即河北土布)做裤子，这两种布都是用牲畜从恰克图换来的。那里的妇女穿的是半丝织品衬衫，用中国平纹棉布做的裙子和背心以及大衣。姑娘们头包各种彩色的方巾，媳妇们头戴半丝织品三角巾，这些面料都是由张家口运至库伦，再转运至恰克图，俄人用牲畜、皮张换的。
张垣晋商在恰克图与俄商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张家口经济的发展。据道光三十年(1850)，张家口办出赴恰克图交易的信票268张，而咸丰初办出信票达400—500张。当时，张家口就有茶叶字号约100多家。随着茶店的增加，张家口加工茶叶的人口也增至600多人，现在张家口还有以“老茶店巷”、“小茶店巷”、“晋昌西栈”，“晋昌东栈”等命名的大院和街巷，留下了往日繁荣的遗迹。
张垣晋商，每年要由福建、湖北等地经过张家口向中俄边境输送数以10万担的茶叶及各类商品。当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主要依靠驼、牛、马运载。除了牛车外，以驼运为大宗。
山西商人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前期大部分来自福建武夷山。其时，运输多由福建省崇安县过分水关进入江西铅山县(又名河口)，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达樊城(今襄樊)起岸，由驼队接替运输，贯河南入山西泽州(今晋城)继续北上，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老号休整，然后再北上忻县、大同经天镇到张家口枢纽，转运恰克图。
中期办茶多在湖南安化。其运输路线分水、旱两路：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继续北上抵达张家口转运恰克图；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下水至武汉，转汉水上抵樊城，起岸北上，沿河南、山西抵张家口转恰克图。
后期办茶在湖北省的崇阳、蒲圻、通城及湖南省的临湘。以湖北的羊楼洞与相邻的湖南的羊楼司为集散中心。其运输路线则为沿陆水河入长江达武汉，转汉水至襄樊起岸，沿上述河南、山西陆运到达张家口。后期也有少量经山西北部的右玉县过杀虎口关抵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再由归化转运恰克图的。
茶叶和绸缎等到达张家口后，经过加工，包装加固，然后由张家口的驼队、牛车队运输到库伦转恰克图。张家口至恰克图地旷人稀，溯漠大荒，戈壁流沙，旅途漫漫。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塞外高原，溯风呼啸，极度寒冷。春秋两季，时遇风沙骤至，天地晦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令人心寒胆颤。旅途之险恶是难于用语言形容的。昔日张家口有个民谣叫《提起个拉骆驼》，其中有：“提起个拉骆驼，几辈受饥荒，冬天冻个死，夏天晒得荒，夜晚蚊虫咬，受不完罪过吃不完的苦啊，提起个拉骆驼……”可见当年驼工的艰辛。
张家口的驼队，一般大的商号有自己的驼队，驼数多达几百或上千头。当时的大盛魁就有驼马约七百多头。在交易繁盛时期，有多达数万只(辆)骆驼和牛马车投入塞外运输。驼、车各结队而行。骆驼在塞外组织为队，每15驼编为一队，每队有2名赶驼人，每10队结为一顶房子。每顶房有驼150头，马20余匹，有赶驼人20余。驼行常数房相随，累百达千，首尾难以相望。那驼铃叮咚之声，飘荡在沙漠旷野，数里外可以听到。牛、马车辆，也以百或数百结队，一辆辆首尾相衔，长达几里，真有一番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味道。
张家口养驼户多是回民，这些人绝大多数祖籍在宁夏、甘肃等地，素有养驼运输经商的经验。张家口的旅蒙晋商除自己养驼搞运输外，大部分商品靠雇用当地养驼户帮助运输。张家口养驼户多是回民，这些人绝大多数祖籍在宁夏、甘肃等地，素有养驼运输经商的经验。清咸丰年时前后迁到张家口居住，仍以养驼运输为业，清前期，张家口、宣化两地有养驼户百家以上，最大的养驼户宣化的郝、肖两家，各有驼千头以上，张家口佟、闪、郑、梁几家也各有驼近千头上下。据老人们回忆，每年秋冬季节，张家口驼队结集在深沟街、西坝岗河滩和大境门外西沟、正沟一带，骆驼挤满河滩，那种热闹情景，就是今天回忆起来也是令人振奋的。
时至清末民初，张家口的对外贸易日渐衰落，张垣养驼户及驼店仍有数十家，骆驼运输依然为张家口的一项重要收入。据新华街回民李阿訇回忆，当时张家口养驼百头以上的大户有：“增盛堂”，掌柜叫马福增，宁夏人，清同治年间迁来张家口。“万来成”，掌柜郑隆和、郑隆喜，怀来县王家楼人。李国海，俗称李家大门，养驼160头左右。“荣盛和”，掌柜马进荣，宁夏人，养驼近100头。李万全，字号“兴胜李”，养驼100多头。“聚盛魁”，掌柜杜金贵、杜金德，清同治年间迁来张市，有驼100多头。其次是郝万宝，有驼100—200头。马玉彪，有驼近100头。这些养驼户由宁夏迁来张家口时，骆驼也由宁夏牵来，逐步由20—30头，发展到上百头以上，这是当年回民中比较殷实的富户。
养驼50头以上，100头以下的户有：“德善堂”，掌柜吴天祯、吴天祥、吴金安等。“三胜魁”，掌柜王三魁，有驼50多头。其他还有马明亮、李国祥等。张家口还有一家后起的“隆成马”，绰号“马三阎王”最多时有驼近200头。
这些养驼户一般都是从晋商和京庄外馆承揽货物，挣脚钱。去恰克图、库伦运送的物资以茶叶、绸缎、粗布、香牛皮靴子、马鞍、木碗、鞭杆、点心、东生烟、酒等为主。一般大驼老秤驮400—500斤；中驼驮260斤左右。秋天走冬季回来。回张运送的物资是皮毛、白蘑、鹿茸、虎骨等。京庄外馆主要运送珊瑚、玛瑙、金银等较贵重的物品。
随着养驼业的发展，张家口以承揽晋商与养驼户之间货物运送中间搭桥，以及供驼队吃住的骆驼店也应运而生。当时张家口有驼店40多家。有名的驼店有：“宝顺店”，掌柜李成财、丁玉峰，北京牛栏山人。“仁义店”，掌柜郑隆和、李进魁。“兴隆店”，掌柜陈万金，张家口人。“忠兴泰”，掌柜杨海亭、任老西。“福玉和”，掌柜洪泽甫(由库伦迁来的人)。“晋生厚”，掌柜山西人。“宝兴店”掌柜王全。一般骆驼店有经理、会计、炊事员、下夜的、零杂工，还有2—3人跑外的，出外承揽生意，回来后集中，然后给各驼户发单运货。
张家口的驼队，除大队走库伦、恰克图之外，还有一部分，从张家口走归绥(呼市)、包头以及甘肃，宁夏等地。宣化的驼队有一部分为京庄外馆跑北京。有的驼队走的近，有跑东西苏尼特、二连，贝子庙、经棚等地的。当时，张家口的驼、牛、马运输业是纵横交错，各走一路，都有收获，真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