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个人生活近况（见证巴金晚年文坛往事）

巴金个人生活近况（见证巴金晚年文坛往事）巴金在他的大书房里新时期开始的1979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巴金赴会。会议期间，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吴泰昌陪茅盾和巴金观看电影，看他俩耳畔絮语，亲切交谈。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相隔十多年后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会议上，茅盾连任中国作协主席，巴金选为第一副主席。会议休息时，吴泰昌看到翻译家高莽正抓紧时间，把茅盾和巴金交谈的场景给画出来。在巴金眼中，茅盾“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他相信天气暖和后茅盾会好起来的，“下一次见”的信心始终没动摇过。可是巴金“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电话，就把我的下一次见永远地结束了”。巴金说：“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自己知道。”吴泰昌亲见并真切地感受到，茅盾的辞世，给巴金带来的巨大痛苦。第一次见面，巴金就像老朋友那样，与吴泰昌谈了那么多，尤其是谈了对老舍、阿英等老作家平反并恢复名誉等文坛上的重要话题。在吴泰昌的心目中，留下了对巴金的美好印

吴泰昌

年逾八旬的文艺评论家、散文家吴泰昌先生，上世纪60年代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后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的编辑和采访工作，曾任《文艺报》副总编、编审。1970年代后期，他与巴金有了较多接触，尤其是巴金晚年经历的一些重大文坛往事，他都亲历现场，亲眼目睹，是见证者和参与者。今年，在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回首往昔，不少史料弥足珍贵。

作为编辑，向作家约稿是其主要的工作职责。1977年近年底，受《人民文学》杂志社委派，吴泰昌来上海组稿。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否顺利约到巴金先生的稿件。经与熟识巴金的报社记者谷苇先生联系安排，于12月2日来到武康路巴金寓所。这是他第一次与巴金见面。因之前杂志社及他本人都给巴金写过信，访谈的相关要求巴金已经知悉。约好上午十点，巴金已早早在客厅等候了。和煦的阳光照在巴金的脸上肩上，显得安祥宁静。谈起请巴金为《人民文学》写稿事，巴金说，会写的，写了合适的稿件就给你们。巴金还请吴泰昌代为问候张光年主编、严文井副主编。巴金说，刚读了《人民文学》发表的《诗两首——老舍遗作》，他屈死这么多年了，我非常怀念他。话题就转到了老舍上，吴泰昌告诉巴老，为了促使给老舍尽快恢复名誉和落实政策，《人民文学》决定先行刊出老舍的遗作，派吴泰昌专门到老舍家，找老舍家属商量此事，终于在抄家退还的杂乱书稿堆中， 找到了老舍写于1965年的两首短诗手稿，一首是《昔年》，另一首是《今日》。遂安排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由编辑部写了编者按，主编张光年在审稿时，在老舍名字后，加上了“同志”两字，说老舍本来就是同志，一个好同志，却弄得不成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剧。又决定《人民文学》分三期连载老舍生前未竟稿，九万多字的《正红旗下》。巴金听后，用四川话连说好好，你们这样做得对噢！

接着，又谈到了阿英先生。6月18日得悉阿英在京去世，巴金即刻发去唁电并送了花圈。阿英追悼会后，巴金又专门给吴泰昌去信说：“读到悼词仿佛见到阿英同志的微笑，对他的评价是公平的，他的确为中国人民文艺事业做过不少好事。他的藏书不少，希望不会散失。”巴金想到的是，保护和利用好作家遗留的书籍，是对其最好的怀念。

第一次见面，巴金就像老朋友那样，与吴泰昌谈了那么多，尤其是谈了对老舍、阿英等老作家平反并恢复名誉等文坛上的重要话题。在吴泰昌的心目中，留下了对巴金的美好印象：“蓝色中山装，一头白发，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是一双透着智慧而有神的眼睛。”

之后，巴金每次去北京，大多由吴泰昌陪同、照顾。第二年3月，巴金赴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代会，会议结束由吴泰昌陪着，专门到丰富胡同九号老舍家，看望了老舍夫人胡絜青及子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老舍大女儿舒济告诉巴金，出版社正在计划出版老舍的书，巴金听后十分欣慰，并与家属聊起家常。巴金的到来，给沉闷许久的老舍之家，带来了勃勃生气。6月，有关方面正式为老舍恢复名誉，正值在北京出席全国文联会议的巴金，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旁的吴泰昌，看到巴金的手紧握着胡絜青和她子女的手，神色庄重又有些激动，他很想说点话，却终于没能说出口。巴金想表达对家属的安慰，话却积压在胸中。他反复想的是，为什么老舍会有这样遭遇？1979年，巴金的思考成熟了，他要回答这个“为什么”，执笔写下了《怀念老舍同志》，编入《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中。巴金说老舍是“伟大的爱国者，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吴泰昌看到此文后说：“这是我读到的巴金写怀念友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1981年3月，吴泰昌来上海，到武康路向巴金汇报全国中短篇小说的评奖工作（巴金是主任评委）。这天，巴金的精神尚不错，见到吴泰昌来，巴金兴奋地谈起最近读了不少小说，中短篇都有，还具体谈了对其中几篇的看法。接着，吴泰昌和李小林还陪巴金在院子里散步一会，边走边聊。巴金说，茅盾也认为现在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超过了我们，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好事。巴金又谈起，茅盾还住在医院里，身体应该没大问题，只是会影响他写回忆录的进度。然而，就在他们回到屋内时，突然电话铃响起，巴金女儿李小林拿起听筒，当即脸色大变，脱口说“茅公”时，大家都明白了。只见巴金急忙接过电话，十分艰难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茅盾的去世，巴金感到太突然和意外了。客厅里气氛骤变，大家沉默，巴金木然地坐靠在沙发上，像瘫倒一样有气无力。

新时期开始的1979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巴金赴会。会议期间，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吴泰昌陪茅盾和巴金观看电影，看他俩耳畔絮语，亲切交谈。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相隔十多年后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会议上，茅盾连任中国作协主席，巴金选为第一副主席。会议休息时，吴泰昌看到翻译家高莽正抓紧时间，把茅盾和巴金交谈的场景给画出来。在巴金眼中，茅盾“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他相信天气暖和后茅盾会好起来的，“下一次见”的信心始终没动摇过。可是巴金“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电话，就把我的下一次见永远地结束了”。巴金说：“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自己知道。”吴泰昌亲见并真切地感受到，茅盾的辞世，给巴金带来的巨大痛苦。

巴金在他的大书房里

巴金想起过去的事。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与茅盾见面了，称他“沈先生”（茅盾原名沈雁冰），这样的尊称持续了一辈子。抗战中许多刊物停办，大家联合创办了《呐喊》周报，巴金、黎烈文等商量后，请茅盾担任刊物主编。可惜只出了两期，就被查封。又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巴金每期按时把稿件送到茅盾家中，请他终审定版。直到茅盾离开上海，巴金接替了茅盾的主编工作。巴金看到茅盾移交给他的稿件，每篇都用红笔改得清清楚楚。后来，茅盾编香港《文艺阵地》，在广州校对印刷，住在爱群旅社，巴金去看望他，见他在一字一字改正来稿上的错别字。这都让巴金感慨：“我要以他为学习榜样。”

茅盾辞世当晚，《文艺报》急电吴泰昌，让他即刻请巴金写纪念茅盾的文章。吴泰昌向李小林转达了报社的请求。小林说，爸爸会写的，他现在情绪不好，稍后写。果然，巴金很快写成《悼念茅盾同志》，交给了吴泰昌，稿件很快以挂号航空寄回编辑部。1981年4月22日，《文艺报》率先刊出此文。月底，吴泰昌去巴金家，向巴老汇报《文艺报》刊登悼念茅盾的专版情况。临别时，巴金把一张原先吴泰昌请巴金题字的画片交给他，上面巴金题写道：“火不灭，心不死，永不搁笔！巴金八一年三月廿七日。”此日期，正是巴金获悉茅盾去世的这天。

巴金给吴泰昌题字

巴金在《悼念茅盾同志》中写道：“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谈他的过去，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这是两位文学大师最后一次见面。

1988年2月9日，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医院去世。吴泰昌在第一时间接到家属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得知这个不幸的噩耗，他马上想到，要尽快告诉上海的巴金，叶老与巴金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可转眼一想，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会带给巴金强烈的精神刺激。犹豫了一阵，吴泰昌给李小林通了电话，电话中商量着用什么方式，让巴金不至于感到太突然。

其实，这么重大的消息是瞒不住巴金的，因为他每晚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天是大年除夕之夜，巴金当晚果然从电视中获悉了叶圣陶去世的消息，他顾不得吃“年夜饭”，连忙让小林拨通北京叶家电话，亲自向叶老的儿子叶至善、叶至诚表示问候。同时，口授唁电：“病中惊悉叶圣老逝世，不胜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巴金与叶老友情深笃。尤其在新时期开始，两人联系密切。1977年5月，巴金在《文汇报》发表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叶老读后，不但写信表示祝贺，还专门吟诗一首：“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第二年，巴金到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代会，会上见到了叶圣陶先生。这是他俩相隔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巴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遇见叶圣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很感谢他。”会后，巴金去看叶老，知道叶老喜欢饮黄酒，特地带去一瓶陈年花雕给叶老。吴泰昌记得，巴金倡议并一直关心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在馆址尚未确定前，巴金已经想到，要请叶圣陶先生题写馆名。文学馆筹委会主任孔罗荪嘱托吴泰昌经办此事。吴泰昌当即去叶老家说明来意，并转达了巴金的这一愿望。叶老欣然同意，没过两天，叶老家属就让吴泰昌去取。叶老为现代文学馆题写了横竖各一条馆名，孔罗荪看后，高兴地说：可以给巴老电话了，他一定会高兴的。1985年3月，巴金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26日这天，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开馆典礼。甫到馆前，他先在大门口驻足凝视，仔细看了叶老题写的馆名，欣慰地点点头。

吴泰昌和巴金合影

叶圣陶对巴金也是常常念挂于心。每次吴泰昌去看望叶圣陶，叶老都要问起巴金的近况。一次，吴泰昌刚从上海出差回京，叶老就问起巴金，吴泰昌告诉叶老，说巴金右背长了囊肿，已顺利动了手术。叶老当即请他拨通巴金家的电话，通过小林向巴金表示问候，并说这不是大病，但折磨人，要照顾好。那段时间，两位老人都相继住院，难得联系。巴金在病中听说叶老患胆囊炎时，专门让小林电告吴泰昌，托他代巴金给叶老送去一束鲜花。叶老收到后，非常高兴，马上请人找花瓶插上。叶老手术后，专门写了一首七言诗，其中写道：“巴金闻我居病房，选赠鲜花烦泰昌。”九旬高龄的叶老，已难得动笔，居然写出完整七言诗，说明两人的感情至深。

1985年3月，巴金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告诉吴泰昌，打算去看望叶老。吴泰昌告诉巴金，叶老在医院，已通知叶至善了。第二天，在吴泰昌及巴金子女小林、小裳的陪同下，巴金与叶老再次会面。两双写作了一辈子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巴金说：“叶老好，我们都很想念您。”叶老回答说：“您还年轻，也要注意身体啊！”叶老把刚出版的《叶圣陶散文甲集》赠给巴金。巴金接过书，感慨地说：“叶老这些年写了那么多呀。”巴金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叶老的最后一次会面。陪伴在一旁的吴泰昌，用相机记下了这次难忘见面的镜头，为文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史料。

这次见面回上海后，巴金写下了《我的责任编辑》一文，其中写道：“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我似乎又回到了50年前了，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言语中，对叶老充满殷殷之情。巴金把此文编入《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在《后记》中，庄重而诚恳地说：“要把心交给读者。”巴金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1984年10月，巴金赴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又逢85岁诞辰之前，吴泰昌想给巴金致电表示祝贺。他进了邮局，看到公用电话，心想，何不先给冰心去个电话请教一下。这样，他先拨通了冰心家的电话。他说想给巴金拍一个电报，能逗巴老发笑的有趣的祝贺电报，请冰心给想个词儿。冰心听后说，这个主意好，巴金准高兴。冰心想，这回巴金去香港，是难得的一次外出，“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然后，她与吴泰昌一起聊起巴金，说巴金辛苦了一辈子，勤奋了一辈子，这回在香港多住几天，好好休息，尽情享受。

于是，吴泰昌很快就拟好电报文稿，交给邮局工作人员，对方看后笑笑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抬头对吴泰昌说，发往上海巴金，三小时准到。

冰心知道吴泰昌常到上海出差，就对他说：“一定要去看望巴金，把我的近况告诉他，老巴很挂念我的。”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去世，巴金知悉后，深感悲痛。冰心对吴泰昌说：“我不另写信给巴金了，你将情况告诉他，说请他放心，我好好的。”不久，巴金接到冰心女儿吴青的信，即刻回复说：“吴青：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

冰心是巴金倡议建设现代文学馆的最有力支持者。手稿、字画捐了满满一辆面包车。这令巴金深为感动，专门写信给冰心：“您要把那么些珍品送给资料馆，太慷慨了，我很高兴，谢谢您。”巴金知道冰心喜欢玫瑰花，在冰心九十大寿之前，委托吴泰昌给冰心送了一只90朵玫瑰组成的大花篮。一见这花篮，冰心就对吴泰昌说：“准是巴金让你办的，他了解我的心意。”

20世纪40年代的巴金

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时，约吴泰昌写写巴金，初稿写成后，吴泰昌请好友冯骥才提意见，冯建议题目用《巴金这个人……》，说这是冰心的原话，也只有老太太才能说出，可征求冰心的意见。果然，冰心高兴地同意，说“尊文拜读。巴金这个人是写不尽的”。

吴泰昌常常寻思 巴金与冰心如此深厚的友谊是何时建立的？有一次，他就向冰心问起这个问题。冰心说，第一次见到巴金，是巴金与靳以一起来看她。靳以有说有笑，巴金一言不语。巴金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这样，内向，忧郁，但心里有团火，敢讲真话。冰心是最了解巴金为人的。还有一次，加拿大籍华人、巴金研究者余思牧与吴泰昌谈起这个问题，吴泰昌分别询问了李小林和冰心及家人，就作了如下表述：“巴金从小就爱读冰心作品，仰慕其人品、文品。巴金和冰心以姐弟相称。小林说，冰心很喜欢母亲萧珊，解放后，萧珊在《收获》做编辑，与冰心来往较多，也对冰心和巴金友谊的加深有促进。”巴金与冰心，两位世纪文坛老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性格和品行。其纯真友情，是文学史永远值得研究的课题。

吴泰昌不但见证了巴金与老舍、茅盾、叶圣陶、冰心等老友的情谊，巴金晚年一系列的文坛往事，还亲见了巴金与《人民文学》、与《文艺报》及许多北京朋友的友情。我与吴泰昌认识十多年来，总以文坛前辈敬之。他的《艺文轶话》《梦里沧桑》等，是我放在案头常读的书话集。他认识朱光潜、钱锺书、沈从文等中国顶级文坛大咖，写了那么多文坛大事，当是我效仿的楷模。曾听上海画家戴敦邦说起，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他被抽调去北京，为《红楼梦》英文版配插图，正无从下手的苦闷之际，是吴泰昌伸出援手，主动陪他去看望病中的阿英先生，解决了戴画红楼梦的关键难题。不久，阿英就因病离世。而吴泰昌的古道热肠，给戴留下深刻印象。听后，我也肃然起敬。

“人民作家”巴金

那些年，知吴泰昌是大忙人，常常是文事在身，奔走在全国各地。因此，不敢打扰他，平时联系也不多。有一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韦泱，我在上海，能见一面吗？”我喜出望外。他说住在顺义路上的亲戚家。我就在这条路的附近找家饭馆，与他共进午餐。那天主要听他聊天。知道他在上海办完公事，心情愉快，想多待几天放松一下。真是难得的休闲时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