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会下情蛊的女人有什么弊端（情变放蛊苗族女子失恋后究竟做了什么）
苗族会下情蛊的女人有什么弊端（情变放蛊苗族女子失恋后究竟做了什么）现代社会里，据小编生活的黔东南凯里地区（明清时期属于妥妥的生苗地界），苗族女子些，都是敢爱敢当，爱就爱了，散也就散了，失恋后，无非是大哭一场，到酒吧喝一顿酒，找朋友聊聊天，然后拨云见日、该干嘛干嘛。放蛊？不会，也没听过！现在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发现了明代以来数十万件的契约文书，里面有很多婚书，都是男方提出离异的，他们的借口也都是一些“六命不合”，难圆夫妻“鱼水之欢”的说辞，即便是在这样的理由下，男女们也都是立一份离异婚书，结束一桩婚姻。这么多的文书中，并未见到女子“为情施蛊”的记录，这种出自苗寨的原始资料，若果真有类似事情，会一点痕迹都没有吗？这两段记录说明，在明清苗人群体里，女人在未生育之前，即便“许有家、亦必结好数人”，甚至越多越好，以此为荣。然而，迨至她们证明了生殖能力，落入夫家居住之后，这种自由私会男人的权利就会失去，因为“自是有犯，夫遂得以兵刃从事”，也就是说，其夫可以强行干涉
苗族女子失恋后会“为情施蛊”，让负心人不得好死，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是经过至少几百年的积累而流行起来的。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明清代士大夫在游览西南地区所写的笔记，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他们道听途说，对苗人的记载充满了污蔑，把秦汉以来的巫蛊之祸嫁接到苗人群体，为明清王朝对西南特别是苗疆地区的开辟制造舆论；二是现代武侠小说和网络小说的渲染，他们塑造的苗女，无不是既多情又施毒之人，在这些武侠小说里，苗女的出现，充满了危险与诱惑，小说情节里又常常把苗女安排爱上大侠，但最后却没有好的结果，由因爱生狠，放起蛊来。三是苗族社会内部的传说，传得甚是邪乎，有板有眼，散见于网络上的各种版本不尽相同，但大体内容是：如果对苗族女子用情不专、始乱终弃的话，女子便会对负心人下蛊，过一段时间，被下蛊之人，就会肚子痛，然后肚子里长出蛆，把人整死。有一个典型的故事，在湘西苗族地区流传甚广：
这些传说和故事的流行，让人不寒而栗。果真有蛊的话，或者说苗女真会放蛊的话，谁还敢接近？退一万步说，不做负心人，最后在一起了，也可能有闹矛盾而离婚的情形出现，只要出现离开或者说失恋，就来一蛊？这谁受得了？谁还敢谈？还有，明清王朝对苗疆地区展开了多次的军事征服行动，苗疆真有蛊事，那么，放一大堆蛊出来，不就把清军全部麻翻了，还要用木棒、锄头当武器？那么多的卫所、屯堡驻军还能呆下去？身处苗疆腹地的那些汉人寨子，还活不活了？由此可见，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说和故事，纯属无稽之谈。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故事和传说？这一问题我将另文介绍。这里还是先谈苗族“为情施蛊”的问题。
那么，苗族女子失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让人们的误会那么深？硬要说她们会“为情施蛊”？其实，苗族女子也和常人无异，只是她们深居山里，天真无邪，见识面窄，对爱情看的较重。这当然和她们的传统有关，根据现有的材料可知，明清时期，苗族女子比汉族女子有更多的自由。苗族女子参与“跳月”之后，即便成婚了，但在生子之前，还是可以自由地和其他男人私会。例如舒位《黔苗竹技词》就吟唱道：
浅草春开跳月场，聘钱先乞紫校榔。来年一咲占归妹，抱得新儿认旧郎。词注曰：每岁孟春，会男女于平野，曰跳月地，曰月场。各为歌唱，合意则以摈榔投赠，遂为夫妇。而昏成三日，妇即别求他男与合，非生子不能归也。这里说得很清楚，跳月合意成为夫妇在一起三日之后，妇女即可以离开，“别求他男与合”，要等到生子以后才回来。至于她私会了多少男人，这里没有交代。于此，贝青乔在《苗妓诗》中有详细记录，兹引两段相关材料如下：
六月六日为换带之期，群女裸浴于溪涧中，人或薄而观之，赠以裙带，则尤喜。嗤者或不得带归，而父母以为耻，野老亦以多为荣。私一男，则髻上蒙红巾一方，斜叠若巾，愈高而愈自得。有积至数十层者，同伴咸啧啧称羡云。女在室，蒸报旁通，淫奔无忌，即跳月后，许有家矣，亦必结好数人，名曰野老。聘夫就之，强相合而已。有子始告知聘夫，延师巫结花楼礼圣母。圣母，女娲氏也。亲族男妇歌饮二日，名曰作星。自是有犯，夫遂得以兵刃从事矣。这两段记录说明，在明清苗人群体里，女人在未生育之前，即便“许有家、亦必结好数人”，甚至越多越好，以此为荣。然而，迨至她们证明了生殖能力，落入夫家居住之后，这种自由私会男人的权利就会失去，因为“自是有犯，夫遂得以兵刃从事”，也就是说，其夫可以强行干涉她的私会权利了。
在这样的传统里，苗族女子当然更要追求合意的心上人。她们的行为和明清时期的汉人女子本质上是不同的，汉人女子，动辄父母之命，关在深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除了潘金莲、崔莺莺等个别特例外，一般民众只知道听从理学安排，又何来“为情施蛊”？但若像潘金莲一类的形象，为情夫毒杀自己亲夫，岂不比“为情施蛊”更甚？“苗女多情，为情施蛊”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正是苗族社会里有自由的传统，才导致了她们成为理学之士攻击和污蔑的对象，加之以巫蛊，也就合乎逻辑了。
实际上，苗女失恋或婚变之后，处理方式和人类社会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加洒脱。民国年间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调查，写出著名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里面就说：“苗人离婚甚易，凡面貌不扬，贫富悬殊，性情不合，行为不端，有一就可为离婚的理由。男女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后的子女，普遍归男方抚养，如有未断乳的幼孩，则由女方养大后送还男家。又如男家贫无立锥之地，则子女多归女方抚养。离婚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解放后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有《苗族社会历史调查》，里面也说：“在‘游方’时，男女青年通过互换信物而等于订立婚约的，如果后来女方悔约，在黔东南炉山她可以向男方追回信物，如有争执，女方的母亲有时还会出面协助。在黔东南黄平、台江等县，一般无法追回她送给情人的原物。如系男方提出，男方必须把女方给他的信物如数退回，当然女方也必然把男方的信物交还。信物经退回，双方以前所订立的默契，就宜告无效。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任何手续。”从这些调查材料可知，苗族女子对于失恋或者婚变，持一种好聚好散的态度，并不像宣扬的那样，要死要活，要放蛊，没有的事。当然，任何人群社会里，都有特殊事例，如因爱生狠而报复之类的事件，也偶有出现，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
现在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发现了明代以来数十万件的契约文书，里面有很多婚书，都是男方提出离异的，他们的借口也都是一些“六命不合”，难圆夫妻“鱼水之欢”的说辞，即便是在这样的理由下，男女们也都是立一份离异婚书，结束一桩婚姻。这么多的文书中，并未见到女子“为情施蛊”的记录，这种出自苗寨的原始资料，若果真有类似事情，会一点痕迹都没有吗？
现代社会里，据小编生活的黔东南凯里地区（明清时期属于妥妥的生苗地界），苗族女子些，都是敢爱敢当，爱就爱了，散也就散了，失恋后，无非是大哭一场，到酒吧喝一顿酒，找朋友聊聊天，然后拨云见日、该干嘛干嘛。放蛊？不会，也没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