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秋书友会2（忆秋白----杨之华）
忆秋书友会2（忆秋白----杨之华）他俯下身来，摸摸黄仁同志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查看受伤的身体，轻轻地呼唤着黄仁同志的名字。 但黄仁同志仍然合着眼，似乎沉沉睡熟，不能答应了。我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晚上，支部派我到医院里看黄仁同志。医生告诉我，他的生命已经无可挽救了。过了午夜十二时，夜深人静，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只有我和黄仁同志两人，他躺在白被下面，一动也不动。 我不断替他擦去从鼻孔里、从嘴角里流出来的鲜血。 正在这时，突然，秋白出现了。“他怎样了?”秋白一进门，就急切地问。
3
1924年10月10日，天气好极了。清晨，一些同学和我邀秋白到半淞园去散步，打算玩一会儿，再去参加上午10时在天后宫召开的群众大会。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大家一同上了电车。在电车上，碰到上海大学的一位同学，他悄悄地通知我们: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当即要秋白回家去，由我们先去看看动静，再打电话告诉他。秋白同意了，下车回家工作去了。
大会刚开始，台下一阵混乱，一声呼啸，只见流氓们跳上台动手打主席团了。上海大学学生会早准备了一批人保护主席团，但仍被有武力的流氓们打伤了好多人，伤势最重的是黄仁同志，我们急忙把受伤的人抢救下来，黄仁同志已经神智不清，失去知觉了。我们雇了汽车，把受伤者送到宝隆医院里。这时，我们又得到消息：反动当局要用恐怖手段逮捕共产党员。秋白的处境也很危险。
晚上，支部派我到医院里看黄仁同志。医生告诉我，他的生命已经无可挽救了。
过了午夜十二时，夜深人静，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只有我和黄仁同志两人，他躺在白被下面，一动也不动。 我不断替他擦去从鼻孔里、从嘴角里流出来的鲜血。 正在这时，突然，秋白出现了。
“他怎样了?”秋白一进门，就急切地问。
我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
他俯下身来，摸摸黄仁同志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查看受伤的身体，轻轻地呼唤着黄仁同志的名字。 但黄仁同志仍然合着眼，似乎沉沉睡熟，不能答应了。
秋白把两手插在大衣袋里，站直身子，沉思着。 最后，他答应我天一亮就把棺木、寿衣送来，他就走了。
黄仁同志的死，使国民党右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大为高兴，而这时，上海英法巡捕房已下令通缉秋白，并且搜查了他的住所慕尔鸣路彬兴里和西摩路上海大学。 当时，秋白已避难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同志的家里。 巡捕房没有捉到秋白，便把他的“向导”等报刊，和他在苏联节省了自己的白糖换来的俄文书籍搜去，付之一炬。那天，巡捕房还带走了在上海大学图书馆值班的学生李炳祥。包探问李炳祥:“瞿秋白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我在书报流通社工作，可不知道瞿秋白是谁，更不知他在哪里。”
秋白的秘密住所是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的三层楼的阁楼上。我是经常去和他取得联系的人之一。 当我报告说，他的家和学校被搜查，书报被烧毁的消息时，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出一丝慌张的神色，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冷静地在桌子周围来回地走着。最后，他停下来说:“书烧了，但是进步的思想是毁灭不了的!”
4
1924年11月，我与秋白结婚了。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美满的。
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我与以前的丈夫有一个女儿，那便是独伊。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 我在上海时常想到女儿，不知她生活过得怎样，长的多高了。 我渴望着看到她。 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1925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回乡下去看孩子。
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的公婆家里。 我过去的公公知道了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的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我痛苦地走出了他的书房，在厨房门口，碰见了他的大姨太太。我们过去的关系很好，她听说了我的苦处，便说:“别作声，我带你去。”我们悄悄地穿过几个厅院，大姨太太推开了一间侧屋，在暗淡的油灯光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 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去的玩具啊! 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她那两颗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我，又拿手上的玩具给我看:“这是妈妈买来的。”
“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
“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
我掉下了眼泪。 是那些人欺负我的女儿，说我死了，但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看见了我，仍然认识我是她的妈妈。 幼小的心灵，弄不清这回事，把它想象成为两个妈妈了。
我亲了她，但是不得不很快地离开了她。
在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秋白曾经不安地到火车站来接我，但是没有接到。 又过了一天，我才回到了上海，他从我的神色中，已经知道这一次去，并不是很顺利的。秋白懂得母亲们心灵上所感到一切，他比谁都了解我，他想尽一切来安慰我，他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讲解给我听。 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心灵啊!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
不久，秋白又写了一首长诗给我，痛斥了黑暗的旧社会，并且表示:孩子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一定爱护她，一定会比她自己的生父更负责任地培养她，教育她，使她将来在社会上发挥她的力量。我感到秋白是如此细腻深刻地了解我、体贴我，我为他这种无私的爱和高尚的人格所感动，也相信他的话会实现的。
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关在那阴森的房子里，过着完全不适合儿童身心健康的寂寞的生活，我的心就痛得蜷缩起来。我一定要孩子回到我的身边，秋白很同意。我们又抽了一个时间，两个人一起回到我的家乡。在我母亲家里，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派人把孩子偷出来，然后抱回上海。
那天，秋白和我站在一座山上等着。等了好长时间，才看到孩子出来了，大姨太太和照护孩子的人跟随在后边。 我高兴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的两只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 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 他们走的那么快，谁都追赶不上。我们眼巴巴地望着被抢走的孩子，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 我制不住哭起来了。
我和秋白冷冷清清地从河边走着，一路上默默无语，我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看到秋白流下了眼泪……。
（未完待续）
《红旗飘飘》 第8期 1958年7月出版
忆秋白----杨之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