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本石头记百科（皇甫苼石头记考证）

癸酉本石头记百科（皇甫苼石头记考证）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唐·李白《戏赠杜甫》胡适与周汝昌为红学界公认的“新红学”之泰山与北斗。研究《红楼梦》若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实现“新突破”，那么也只能站在胡适与周汝昌两位泰斗级人物的肩膀上。因此笔者论证所引的材料，几乎全部源于胡适的《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2013年1月第1版］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2016年1月第1版］两书；并且红学界其他红学大师的著述，本文均不涉及，因此仅在行文中直接标注页码，不再另行说明见谅！【一】既然本文也自题为“考证”，所以先从一则“语典”说起：

《石头记》考证

——皇甫苼

全文导言：《红楼梦》是文学史上的“接力”，也因此成就了文化史上的奇迹！首稿《风月鉴》，为江宁织造曹寅始创志异性戏曲；曹寅嫡子曹顒在其的父基础上，将《风月鉴》易稿为传记性野史《石头记》；曹顒遗腹子曹雪芹将《石头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并最终定稿为传奇性小说《红楼梦》。曹雪芹批阅增删定稿《红楼梦》之时，为使全书“朝代年纪可考”，故而假借自己之“生辰年庚”加以添缀。因此《红楼梦》之精妙辞章和精深义理仅可审美鉴赏及探究评价，其传奇性“情事”决不可视为传记性“本事”，更不可把曹雪芹当作贾宝玉的原型以致“又向荒唐演大荒”地考证与索隐！

关键词语：太瘦生、四十、五旬、观卦、风月鉴。

胡适与周汝昌为红学界公认的“新红学”之泰山与北斗。研究《红楼梦》若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实现“新突破”，那么也只能站在胡适与周汝昌两位泰斗级人物的肩膀上。因此笔者论证所引的材料，几乎全部源于胡适的《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2013年1月第1版］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2016年1月第1版］两书；并且红学界其他红学大师的著述，本文均不涉及，因此仅在行文中直接标注页码，不再另行说明见谅！

【一】

既然本文也自题为“考证”，所以先从一则“语典”说起：

唐·李白《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据史记载，李白［701-762］与杜甫［712-770］两位中国诗歌史上的泰山与北斗，先后仅有两次邂逅，一次是公元744年在洛阳，再次是公元745年在东鲁。前后两次邂逅相隔一年左右的时间，据诗中“别来”字样来看，《戏赠杜甫》一诗应当是李白公元745年在东鲁所作，可见确有杜甫之“从前作诗苦”，方有李白“别来太瘦生”之借问。李杜之后，自公元745年以来，“太瘦生”这则“语典”，文人墨客诗句之引用，已然浩如烟海。此处因为要重点诠释“太瘦生”三字，所以列举名家［非名家不用，还是因为迷信“巨人”的肩膀牢靠一点而已］相关诗句及佐证材料如下：

苦学怜君太瘦生——北宋·苏轼《次韵答顿起二首》

惟恨相思太瘦生——南宋·陆游《梅花》

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本有“诗无达诂”之论，但仍然不得不字字落实以期“达信”解读。依据三位语言大师的相关诗句及佐证材料来看，“太瘦生”三字的语意重点在“太瘦”二字，也即“忒［tuī］瘦”之意；“生”字不过是一个语气助词，大致相当于口语中的“啥［shá］”字，并非古语今词中的太学生与大学生之类实义名词。

在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份之前，还必须诠释三十、四十、五十之类“数典”。所谓的“三十而立”，很显然是说人生在21-30岁这个年龄段，要成家立业，当有所建树。这种语言现象是典型的古今异义，故“三十而立”是指人生的第三个十年，是指一个年龄段，而非今人所说的满30岁时这个时间点。否则如果在28/23之类年岁，则成家立业，有所建树就不能称之为“立”了吗？同理“弱冠之年”也非满20岁时这个时间点，而是指11-20岁这个年龄段。王勃《滕王阁序》记云“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终军请缨”时年仅18岁且称之“弱冠”，这足以证明“弱冠之年”也是一个年龄段而非一个时间点。古代豪门士子在满20岁时加冠又叫“成人冠礼”，只为强调“弱冠”年龄段末、满20岁时这个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时间点而已，也即所谓的“成人”，马上进入“而立之年”。《礼记》有云：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可见所谓的二十、三十之类“数典”，均为一个年龄段，而非一个时间点。所以典籍中诸如三十、四十、五十之类“数典”又还有“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天命之年”等笼统提法。

【二】

单就表达效果而言，诗歌中的“用典”这一表现手法，不仅使象义更为摇曳多姿，而且让境义更加委婉含蓄，例如李商隐诗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似华年”。李商隐［约813-约858］一生满打满算也就45岁，怎么也够不上50“年华”。解读“锦瑟”这首无题诗如果强扭解读“五十”与“华年”两词，那就真成胶柱鼓瑟了！李商隐诗中的“华年”特指“青春时光”，也是“语典”——“华年”并非“年华”。据此典义重新解读这首无题诗也就不再朦胧了。曹雪芹的去世时间，红学泰斗胡适与周汝昌两人的论断分别是“壬午除夕”与“癸未除夕”，但两人两种说法均不可信［敬请参阅《脂评本义疏》一文］，争论焦点则是“四十”与“五旬”两则“数典”。有鉴于此，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份，同样不可胶柱鼓瑟地强扭考证，所以不得不对百年来红学界一直争议不休的三组小诗，重新达诂解读！

敦诚《鹪鹩庵杂记》挽曹雪芹⑴

其一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其二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敦诚《四松堂诗钞》挽曹雪芹［甲申］⑵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垌。

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伤芹溪居士⑶

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铓铓。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达诂⑴敦诚挽诗“其一”中的“四十萧然太瘦生”一句并非针对曹雪芹而言，而是敦诚的自悲自叹。敦诚生于甲寅［1734］年，至甲申［1764］年诗挽曹雪芹时已满30岁，所以敦诚的人生已过“三十而立”［21-30岁］的年龄段，并且步入“四十不惑”［31-40岁］的年龄段。然此时的敦诚却境遇“萧然”，形容“太瘦”，所谓“早衰怪我遽如许”。“其二”中所述的“三年下第”与“一病无医”正是敦诚“萧然太瘦”原因之所在。“晓风昨日拂铭旌”诗句，既有“晓风”凄凉难耐之景象，更有“铭旌”悱恻难堪之情物。处于“四十不惑”年龄段的敦诚，人生面对此情此景，故交旧友如曹雪芹者却“零落散如云”，因而自悲自叹。“其二”诗末“他时瘦马西州路”虚拟一笔，更是“萧然太瘦”之精彩写照。

达诂⑵此诗虽为《鹪鹩庵杂记》中两首浓缩而成，然“四十年华付杳冥”一句中的“四十”之意未改。“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此时敦诚不仅下第“未立”，而且自己的“不惑”人生何所托付、何以聊赖，也渺茫无知，此即所谓的“付杳冥”——针对“四十不惑”而言，并非“赴阴冥”之意。标题清楚写明“挽曹雪芹”，故“阿谁铭”并非不知所铭死者“阿谁”，而是敦诚自问：曹雪芹何许人哉？后三联正是对“阿谁”自答：知己至交，知音故友！敦诚在此诗中肯定要抒发对亡友曹雪芹的挽伤之情，然“诗言志也”，挽诗中更多的是在抒发敦诚自己的人生失意，前途渺茫，又无人理解，无处倾诉的无奈与悲叹！

达诂⑶张宜泉《伤芹溪居士》的挽诗小序为“史笔”记录，“达信”解译即可，不必在乎“雅”之与否。关于“旬”字，《说文解字》训曰：“徧［遍］也，十日为旬”。古人运用天干计时，依序循环一遍即为一旬。所以张宜泉所载的“年未五旬而卒”，并非曹雪芹未进“五十”［41-50岁，即“天命之年”］这个“年龄段”而卒，而是存年未满“五旬”这个“循环期”而卒！据此可知“十”与“旬”两个数字，在古汉语中均指一个“年龄段”而非一个“时间点”。除非前后语境有特别说明，例如白居易《偶吟自慰兼呈梦得［予与梦得甲子同，今俱七十］》诗句：且喜同年满七旬，莫嫌衰病莫嫌贫。

按语：另外还需强调的是，《红楼梦》中贾母“八旬大寿”是指满71岁，因为满71岁为八旬之首，所以称之为“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贾母熬过了古稀之年［61-70岁］以后，也就进入了耄耋之年［71-90岁］，故满71岁也即“八旬大寿”，更应大庆。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还有贾母的“暗九”之说，也是年龄段［73-81岁］“数典”，亦为古今异义，不指今人所说的满81岁时这个时间点。敬请参阅《红楼梦辞章》一文。

【三】

区区三组小诗，红学界宗师级泰斗及骨灰级大师胶柱鼓瑟地穿凿考证，附会索隐，口水仗打了一百多年也未掰扯清，《红楼梦》史诗一般的宏篇巨制，他们是否真正读懂了更令人怀疑。据胡适著述中的论断可以肯定，他根本没读懂《红楼梦》，甚至不曾认真读过。鲁迅先生曾如此生动描述：“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胡适也是所谓的“新红学”之开创者，所以他既是鲁迅先生所说“在路旁吐一口唾沫［续貂说］，自己蹲下去看着”的大人物，也是“无端大叫一声［自传说］，拔步便跑”的大人物！

胡适“大胆假设”的学术教条其本质即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格诗律说不清了，就胡诌自由诗；文言文道不明了，就鼓吹白话文；《红楼梦》读不懂了，就假设“续貂说”！他跑到台湾后《红楼梦》则成了“莫名其妙的对象”，被他“骂”得一文不值，可能是因为他刚着手做《红楼梦考证》时，一门心思在故纸堆里搜罗“考据”，《红楼梦》前八十回文本也未曾认真读过，晚年发觉自己还是读不懂，所以干脆全盘否定。如果《红楼梦》真的就像“一口唾沫”毫无价值，胡适为何要“自己蹲下去看着”并且反复考证研究呢？反动文人之所以反动，大概因为总喜欢反着动！毛主席曾前瞻性地预言红学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胡适的对错到二十一世纪再说！所以到了该彻底清算胡适开创的所谓的“新红学”的时间了！

高鹗《红楼梦叙》影图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时乾隆辛亥［1791］年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全编》P100］。

以上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对高叙的点逗：“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胡适用句号将“公同好”三字点逗为前句，如此句读显然不通。他肯定是受程伟元序言中“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至是始告成矣”这句话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句读的错误。大概因为胡适做《红楼梦考证》一文之前，在西洋呆得太久，洋墨水喝多了，所以连母语的句读知识都忘了，整出此等洋相，真有邯郸学步之嫌！

同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语］”！“公同好子闲且惫矣”一句，当为“公同好子间［閒］且惫矣”。“子”为“经史子集”之“子”，小说属“子部”。高鹗自号“红楼外史”，是为“好子间”之明证。“惫”为“惫怠”之意，高叙开篇说自己关注《红楼梦》“几廿余年”，一直以未得“全璧”“为憾”，故有了“惫怠”之心。恰好程伟元得到了《红楼梦》“全璧”，邀高鹗合作刊印，故高鹗“欣然拜诺”。如此句读不仅文通意顺，而且合情合理。此处点逗应为：“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间且惫矣，盍［何不］分任之？”可见胡适所说的“但高鹗若是庚戌的新进士，次年辛亥他作《红楼梦序》不会有闲且惫矣的话；故我推测他们是戊申乡试的同年”，纯属主观臆断。胡适因为“句读之不知”从而导致了“惑之不解”，实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邯郸派大人物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方法论更荒唐。他是根据创作的需要来“科学”地穿凿考证作者的生年，他在《与周汝昌书》中说：“最要紧的是雪芹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全编》P186］”。按胡适的这种逻辑，施耐庵如果不曾有过“落草为寇”的经历，也是写不出《水浒传》了。如此考证推断文学作品，真令人瞠目！胡适又认定曹頫［fǔ］为曹雪芹生父，虽依据文本推论，却又将文学作品“主观”地附会索隐。他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贾政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为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全编》P93］”。考证派大力士胡适曾嘲讽索隐派是“猜笨谜”，他自已却又深陷“猜夯谜”的泥潭。如此所谓的“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胡适不外乎卖矛又卖盾者流！胡适信口胡柴、削足适履的“续貂说”与“自传说”之悖论，仍有不少学步者虔诚信奉，真是“妈的”咄咄怪事！

令人遗憾的是，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步了胡适的后尘！周汝昌因为对“四十”与“五旬”两则“数典”的曲解［不甚明了“古今异义”的语言现象］，以致也谬而论举地认定曹雪芹是癸未［1763］年除夕未满40岁而逝；并且又在曹頫甲辰［1724］年正月初七的奏折中找到了“妻孥”［《新证》P502］一词，因此也认定曹雪芹为曹頫之子。据此推断看似合理，但周汝昌的考证也属自相矛盾。因为既然认定曹雪芹是诞于甲辰［1724］年芒种节［闺四月二十六］，而曹頫的上奏时间却是甲辰［1724］年正月初七，所以可以肯定此处“妻孥”之“孥”，根本不可能是曹雪芹。大清万年历记载，甲辰［1724］年芒种节是闰四月十四，此年闰四月二十六根本不是芒种节。令人费解的是，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竟然如此主观性考证，真不知道他依据的是哪门子历法！

周汝昌还编纂了一份自许“惊人符契”的年表。他将甄士隐梦游太虚境的时间索隐为雍正甲辰［1724］年芒种节［闺四月二十六］，并且作为贾宝玉生辰，也即曹雪芹诞辰。然而同年中秋节甄士隐对贾雨村道：“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明清科举制度规定，秋闱均在子午卯酉之年秋季，春闱即在秋闱来年，也即辰戌丑未之年春季。这就与周汝昌的索隐推论背谬了，因为雍正甲辰［1724］年的次年，根本就没有“制科”春闱，史料记载也不曾有“恩科”。所以说，周汝昌编纂的这个年表，在起始之年就经不起推敲，他自许“惊人符契”的年表之科学性也非常值得怀疑。依据前面对“四十”与“五旬”两则“数典”的诠释，史料中确有一则“惊人符契”的记载：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奏云：窃奴才母在江宁，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将奴才承嗣袭职，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闻命之下，感激痛哭，率领阖家老幼，望阙叩头。随於二月十六日赴京恭谢天恩，行至滁州地方，伏闻万岁谕旨，不必来京，奴才母谨遵旨仍回江宁。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新证》P464］

这是乙未［1715］年三月初七日，承嗣并袭职江宁织造的曹頫给康熙皇帝的“代母陈情折”。奏折中明确记载曹頫兄嫂马氏［曹顒(yóng)之妻］“现因妊孕，［二月十六日］已及七月”。依据生理常识推理，马氏当是在甲午［1714］年七月孕育。这个时间即为通灵宝玉的“幻形转世”［非“落草”］时间。甄士隐梦游太虚境“大叫一声”醒来时，正是十里街“过会”；在甲午［1714］年七月，能与“过会”关联得上的恰有“乞巧节”；并且此年的“乞巧节”正处于长夏“末伏”，完全符合甄士隐梦游太虚境的“炎夏永昼”之时令。甲午［1714］年的来年即乙未［1715］年，有制科大比，也正符合甄士隐所说的“春闱”。所有这些都是难以置信的“惊人符契”！如果进一步推演，从甲午［1714］年七月初七起，至乙未［1715］年五月初五，刚好十月妊娠周期；大清万年历记载，乙未［1715］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当天也为芒种节，此即贾宝玉的生辰，也为曹雪芹的诞辰！可巧的是乙未［1715］年二月十六日亦为二十四节气之“春分”，曹氏孤寡起程进京的日期，似乎也是刻意挑选。

据此考证推理，曹雪芹为曹顒遗腹子，诞于乙未［1715］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当天也为芒种节，逝于甲申［1764］年初春［依据敦诚《挽曹雪芹》与张宜泉《伤芹溪居士》两首悼亡诗的写作时间及诗中时令暗示］；未满49岁而逝——虚岁“年未五旬而卒”。甲戌本中的“壬午除夕”这则批语是指畸笏叟的点评时间，并非曹雪芹的去世时间。因此胡适与周汝昌两位泰斗级大师有关曹雪芹去世时间的论断，“壬午除夕”中“壬午”两字不足信，并据此得出的“癸未除夕”中“除夕”两字也不足信。敬请参阅《脂评本义疏》一文。

按语：江宁织造曹寅于壬辰［1712］年七月去世，康熙因命曹寅嫡子曹顒接任江宁织造一职；甲午［1714］年八月至乙未［1715］年正月期间，20岁左右的曹顒也病故——实为“隐逝”，也即“悬崖撒手”。康熙因此又命曹荃［曹寅胞弟］之子曹頫承嗣袭职，以养赡曹氏父子孤寡。此即曹雪芹身世争论之源起。端午节既是伟大诗人屈原的逝日，也是旷世巨著《红楼梦》定稿者曹雪芹的诞辰，因此如果要确立中国的文化节，没有比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个日期更有纪念意义的了。

【四】

关于曹顒，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辑录了一则极其简短的史料：康熙年间《上元县志》载，曹顒字孚若，乳名连生［《新证》P27］。可惜的是，周汝昌没做进一步考证。鲁迅先生曾曰：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笔者下面辑录《易经》第20卦《观卦》的象图与卦辞、彖辞、象辞及爻辞，并做几点考证推理。即便对《易经》一无所知者，应该也不难理解《观卦》的象图与卦辞、彖辞、象辞及爻辞同《红楼梦》的特殊关联！

《易经·观卦》

《观卦》象图

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考证⑴古代士宦之家往往会在孩子初生之时占卜，并从卦爻卜辞中断章取义，从而给新生婴儿命名，曹顒名与字及乳名定是据此而得。曹顒字孚若，名与字均源于《观卦》卦辞“有孚顒若”一句，乳名“连生”也是六三、九五、上九爻辞中“观我［其］生”之联义。

考证⑵《石头记》中“大观”之名，源于《观卦》彖辞“大观在上”一句，当属无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以《石头记》作者以神话传说为题材。女娲补天与七夕相会本为经久流传的神话故事；太虚幻境之说，更是作者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创造。《石头记》全书时序极其精妙，开卷以乞巧节为梦缘，止笔以乞巧节为梦结，并且以传统的二十四节气贯串通部时序，可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敬请参阅《红楼梦辞章》一文。

考证⑶《观卦》象图上巽下坤，“巽风”暗示了《石头记》“风月”之旨；“坤地”为阴为女，故《石头记》一书主要为闺阁昭传［利女贞］。真应了“文章本天成”之说，曹顒初生之时的本命卦，不仅触发了他创作《石头记》的灵感，而且还是《石头记》立意本旨的依据。其他源于《易经》诸如“立象以尽意”之类象征手法，也为《石头记》的作者所广泛运用。如果联系《坤卦》与《巽卦》进一步解读，会有更多妙处，本文暂不展开。

考证⑷关于“顒”字，《说文解字》训曰：“顒，大頭也；从頁禺聲。”尤其“顒，大頭也”一句，令人怀疑《石頭记》书名本为《石顒记》，曹顒为了将“真事隐去”，故意用了一个义近形似的“頭”字。因此《石頭记》书名中“頭”字的含义，与今语“石头”一词中“头”字的含义［后缀虚词］并不相同！裕瑞在《枣窗闲笔》中对曹雪芹外貌描述：“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用今天的遗传“科学”来解释，可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按语：笔者小学阶段始读《红楼梦》，大学期间也曾涉猎过相关专著，故多少有点“红学”基础。二十多年前中文科班出身步入社会，偶然原因喜好上《易经》与占卜之类，虽是误入“谋虚逐妄”的歧途，却无意间发现了《易经·观卦》与《红楼梦》的特殊关联；加之鲁迅的评语，所以笔者坚信，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不可能不受到“大道之原”者《易经》的某种影响。多年来笔者与《红楼梦》死磕，总共读过上百遍，读破六七套，坚守的正是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精神。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以笔者据此得出一些推理结论，决非为否定先贤、标新立异，也非为“无端大叫”、哗众取宠！

【五】

曹顒的生平事略，红学界多局限于他与曹頫谁是曹雪芹生父的争论；近年红学界的新秀陈林——也许还有他人，曾主张曹頫为《石头记》的作者。百年来的红学争鸣，无论是关于曹雪芹的生父还是《红楼梦》的作者，至今也没发现有谁给出过令人信服的论证。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还零散地收录了一些有关曹顒的史料，为了进一步弄清曹顒与《红楼梦》的关系，本文按编年体例辑录如下，并且再做几点考证推理：

㈠康熙庚午［1690］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捐纳监生事得准，咨文于户部曰：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顺十三岁，曹颜三岁；曹荃之子曹顒二岁。皆隶三格佐领下。［《新证》P268］

㈡康熙乙酉［1705］年，《陈鹏年传》记曰：乙酉，上南巡。车驾至江宁，驻跸织造府。一日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新证》P364］

㈢康熙己丑［1709］年，二月初八日曹寅折云：臣愚以为皇上左右侍卫，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远，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庄田奴仆，为永远之计。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新证》P405］

㈣康熙辛卯［1711］年，三月初九日曹寅折云：窃自去年二月蒙圣恩将李煦任内带征一百万两，至十月十三日交代与臣，新旧共该存库银二百八十六万二千馀两。臣自到任后即与署道满都并力催征，已完过九十万两，现在上纳。尚该银一百九十馀万两，易完者十分之九；不能完者十分之一，皆有通河保状。即不能完，众商人为之摊补。［《新证》P427］

四月初十日内务府总管赫奕等具奏曰：原任乌林达曹荃之子桑额、郎中曹寅之子连生［曹顒乳名］曾奉旨“着具奏引见，钦此”。现将桑额、连生之名，各缮绿头牌，由内务府总管赫奕保住具奏，带领引见。［《新证》P428］

㈤康熙壬辰［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李煦折云：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疟竟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寅织造历年积欠九万馀两，多淮商欠，去年奉旨官商分认，亦应完二十三万两，而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煦将于十月十三日视盐任满，乞代管一年，以完其欠。康熙批云：曹寅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新证》P433］

九月初四日曹连生折云：奴才年当弱冠，正犬马效力之秋，又蒙皇恩怜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俾携任所教养。岂意父子聚首之馀，即有死生永别之惨，乃得送终视殓者，皆出圣主之赐也。九月初三日奴才堂兄曹颀来南，奉梁总管传宣圣旨，特命李煦代管盐差一年，着奴才看着，将该欠钱粮补完，倘有甚么不公，复命奴才折奏。［《新证》P436］

㈥康熙癸巳［1713］年，二月初三日曹顒折云：窃奴才包衣下戝，年幼无知，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职衔。今奴才于二月初二日已抵江宁莅任，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接印视事讫。［《新证》P451］

十一月十三日曹顒折云：今李煦代任盐差已满，计所得馀银共五十八万六千两零，所有织造各项钱粮及代商完欠，李煦与奴才眼同俱已解补清完，共五十四万九千六百馀两。谨特完过数目，恭呈御览。尚馀银三万六千馀两，奴才谨收贮。［《新证》P454］

㈦康熙甲午［1714］年，八月十二日内阁起居注曰：两淮盐课原疏内，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满，曹寅李煦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馀万两，若将盐务令曹寅之子曹顒、李煦管理，则又照前亏欠矣。此不可仍令管理，先是总督噶礼奏称，欲参曹寅李煦亏欠两淮课银三百万两，朕姑止之。查伊亏欠课银之处，不至三百万两，其缺一百八十馀万两是真。［《新证》P459］

㈧康熙乙未［1715］年，正月初九日传旨谕内务府大臣曰：曹顒自幼朕看其长成，此子甚可惜！朕在差使内务府包衣之子内，无一人及得他，查其可以办事，亦能执笔编撰，是有文武才的人，在织造上极细心谨慎，朕甚期望。其祖其父，亦曾诚勤，今其业设若迁移则立致分毁。现李煦在此，着内务府大臣等询问李煦，以曹荃之子内必须能养曹顒之母如生母者才好。［《新证》P463］

正月十八日李煦折云：奴才李煦跪奏，曹顒病故，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念其孀母无依，家口繁重，特命将曹頫承继袭职，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奴才谨拟曹頫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顒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再江宁织造亏欠未完，又蒙破格天恩，命李陈常代补清完，奴才回南时当亲至江宁，与曹頫将织造衙门帐目彻底查明补完亏空。［《新证》P464］

考证⑴“曹荃之子曹顒”应为误记，曹顒为曹寅嫡子。如果康熙庚午［1690］年曹顒已两岁，那么他当出生于戊辰［1688］年，至乙酉［1705］年至少也有17岁了，应该不会有“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这样的史笔记录！《石头记》第2回冷子兴演说：“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一子，一病死了”。明清士宦子弟“进学”特指捐纳监生，入读京都太学，曹寅己丑［1709］年二月初八日折中记载“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据此可以“索隐”，曹顒生于康熙乙亥［1695］年。从己丑［1709］年二月至辛卯［1711］年四月，两年多期间无曹顒相关史料记载，可能即因就读于京都太学。

考证⑵康熙乙酉［1705］年曹顒还为“幼子”，联系壬辰［1712］年九月初四日曹顒折中“年当弱冠［11-20岁］”及癸已［1713］年二月初三日折中“年幼无知”两种说法及曹顒自我陈述来看，曹顒正式莅任江宁织造，大概18岁左右。至“康熙乙未［1715］年正月初九日传旨谕内务府大臣”之前的某个时间 “病故”，曹顒存世年岁，连头带尾应该也就20岁左右。《石头记》的第120回贾政曾感叹：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贾母去世一年后宝玉隐逝。所以《石头记》一书中曹顒与宝玉年龄相当。

考证⑶曹顒癸巳［1713］年十一月十三日折中明确奏云：“所有织造各项钱粮及代商完欠”且“尚馀银三万六千馀两”，然甲午［1714］年八月十二日“内阁起居注”记曰，又有“缺一百八十馀万两是真”的亏欠。所以曹顒的突然“病故”，肯定与江宁织造府的巨额亏空有关，正所谓“悬崖撒手”，与宝玉乡试之后隐逝时荣国府的境况基本吻合。

考证⑷康熙对曹顒评价极高，曹顒当为青年才俊；加之其父曹寅诗书传家熏陶，曹顒决非平庸纨绔之辈；并且他实实在在地历经了曹家最繁华的光景，所以“隐逝”之后，他完全具备创作传记性野史《石头记》的才学与阅历！如果“索隐”，孙氏［康熙保姆］和曹寅及曹顒这三个曹家原型人物，与《石头记》中贾母和贾政及宝玉三个作品人物大致对榫。

考证⑸江宁织造府亏欠的钱粮，简直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与李煦关系似乎很大。康熙在壬辰［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李煦折后批云：曹寅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这是触目惊心的一笔。李煦为曹顒母舅，《石头记》中把所有母舅身份的人物，都写得薄情寡义［贾政例外］，作者似乎有在指桑骂槐。

基于上述考证推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曹顒突然“病故”实为“隐逝”，也即“悬崖撒手”；曹顒隐逝之后，创作传记性野史《石头记》。综观全书，其创作目的是为“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观卦》象辞］；所以《红楼梦》首稿《风月鉴》或如《资治通鉴》之创作目的，以文学之笔载史学之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虽云“为闺阁昭传”，“毫不干涉时世”，主要传述曹氏自家之兴衰；所以《红楼梦》底稿《石头记》或如《史记》之创作目的，以文学之笔传史学之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六】

《易经》世历三古，上古中古下古，人更三圣，伏羲文王孔子；三圣接力，因此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大道之原”。《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其艺术价值之杰出与文化内涵之丰富，即便天才文学家，也非一人之力能够完就！《红楼梦》百二十回文本有多处明显的改稿痕迹，所以《红楼梦》也是曹寅曹顒曹雪芹祖孙三代接力方才最终完就的经典：《红楼梦》首稿《风月鉴》，为江宁织造曹寅始创志异性戏曲；曹寅嫡子曹顒在其父的基础上，将《风月鉴》易稿为传记性野史《石头记》；曹顒遗腹子曹雪芹将《石头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定稿为传奇性小说《红楼梦》。正因曹氏祖孙的三代接力，方才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鲜有比肩之丰碑，也因此造就了世界文学史上难再企及之巅峰！正因曹氏祖孙三代接力，三改其稿方才最终完就，这不仅决定了作品主题的多向性，也导致了人物的多重性——传记性野史《石头记》中贾珠可能以曹顒为原型，传奇性小说《红楼梦》中宝玉与曹顒又有相似性！但无论贾珠还是宝玉，与曹雪芹都没有可比性！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绝对没有出家经历。《枣窗闲笔》一书中所描述的曹雪芹“头广而色黑”之外貌特征，与《红楼梦》书中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作品人物形象，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到相似性。可见胡适所主张的《红楼梦》为曹雪芹之“自传说”极其荒谬！

梦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第［弟］棠村序也⑴。今棠村已没，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⑵。［梦序本第1回行间夹批，甲戌本眉批“没”改“逝”，其他词句全同。］

义疏：⑴“弟”字或为“第”字之讹，为“府第”之意，并且文言文中“弟”字本也可通“第”字；曹雪芹为曹顒的遗腹子，既是“独出”，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乃其弟”之说。曹寅别号之多实在惊人，有楝亭、雪樵、荔轩、盹翁、嬉翁、柳山聱叟、棉花道人、紫雪庵主人、西堂扫花行者等。康熙乙丑［1685］年纳兰性德作《曹司空手植楝树记》一文以酬赠曹寅，文中曾类比性书录：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新证》P254］！纳兰性德文中将曹玺［曹寅之父］手植的楝树比作召伯之“甘棠”，所以“棠村”为曹寅又一别号——据薛宝琴《十独吟》怀古诗谜底可以得出结论，本文暂不解析。史料记载，曹寅文化成就极高，不仅刊印了多种古籍，而且创作了大量诗词以及戏曲作品如《后琵琶》与《北红拂》等，所以《风月鉴》应该即为曹寅始创的志异性戏曲。⑵梦序本这则夹批是“点评本”中最具史料参考价值的批语。敬请参阅《脂评本义疏》一文中“戚前脂后”之推理。“余”既非脂砚斋，也非畸笏叟，可能即指孔梅溪本人，此则夹批就是解释孔梅溪为何将《红楼梦》一书“题曰风月宝鉴”的原因。《石头记》开卷即从甄士隐起笔［起兴之笔］，必然有作者曹顒自身经历因素——曹雪芹绝对没有出家经历。宝玉秋闱失踪后又在毘陵［常州］闪现拜别贾政，所以曹顒最终“隐逝”之处当在江南，杭州的灵隐寺或许即为藏修地。《石头记》当为曹顒“隐逝”之后所创传记性野史！据红学界考证，曹雪芹曾短期充任两江总督尹继善幕宾，可能因此借机从灵隐寺承继其先祖曹寅的《风月鉴》手稿与其生父曹顒的《石头记》草稿。

也许志异性戏曲《风月鉴》是以“风月鉴”为宝物，非以“通灵玉”为宝物。女主角也非林黛玉，更非秦可卿，而是凤姐儿。“风月鉴”正面即是凤姐儿“皮相”，反面则是凤姐儿“骨相”。跛脚道士说“风月鉴”出自太虚境空灵殿上，为警幻仙子所制，而凤姐儿曲词中也有“死后性空灵”之说。可以肯定《风月鉴》的男主角必是贾瑞——可能以曹家同宗某人的“风月”故事为雏形而创作。如果贾珠真为王夫人亲生，从年龄与身份来看，凤姐儿嫁给贾珠也般配，这样对王夫人把控荣国府更为有利，但贾珠绝非王夫人所生［此为“二十年来辨是非”的核心内容，敬请参阅《红楼梦辞章》一文］。秦可卿死后丫环名瑞珠者，也触柱而亡。瑞珠之名隐隐透露出信息，贾珠之死可能与贾瑞之死有某种相似之处，也可能正是王夫人内侄女凤姐儿设局拾掇而亡，从而将贾珠与李纨排除在荣国府的管理层之外。第25回写宝玉与凤姐儿“逢五鬼”，“五鬼”中就有李纨的影子！《红楼梦》中李纨以及贾珠与贾兰身上隐含的剧情，本文暂不展开分析。

《石头记》在《风月鉴》基础上改稿，但《石头记》可能是以甄宝玉为男主角，江南石头城甄家为主场地。《红楼梦》第1回记述空空道人［甄士隐即空空道人之化身］“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第120回空空道人又说“我从前见过石兄这段奇文，原说可以闻世传奇，所以曾经抄录，但未见返本还原”，这是最为明显的增删改稿痕迹。也许曹顒的《石头记》只写到“通灵玉”迷失即止笔，亦即第94回“失通灵宝玉知奇祸”。曹雪芹在其父曹顒《石头记》的基础上十载“披阅”，五次“增删”，并最终定稿为传奇性小说《红楼梦》。曹雪芹改稿时不仅增补了第94回之后“返本还原”的内容，且对《石头记》的结构与人物大幅度地进行了艺术化调整：京都长安城贾府成了主场地，贾宝玉成了《红楼梦》全书的男主角；而甄宝玉成了贾宝玉“虚实相生”法的衬托人物、“晓梦迷蝶”般的诗化意象！

《红楼梦》中所谓的“风月鉴”之名出现在第12回，因贾瑞得了相思病，跛足道人送来一面名为“风月鉴”的镜子，口称“专治邪思妄动，有济世保生之功”。然通读文本可以发现，从第10回至第15回，明写秦可卿由病到丧的过程，又一箭多雕地暗示了贾瑞的“淫情”与贾敬的“孽情”以及林如海的“幻情”。所以书中现在能看到的秦可卿这个“意象”［“意象”起源于诗歌术语，但在《红楼梦》中的含义，依然是“立象以尽意”］，其主要艺术作用显然不在“意象”本身，传情重点在于“象外”：作者是要通过这个杯具［U型］人物，意蕴曲包地展现秦可卿由病到丧期间贾瑞的“淫情”与贾敬的“孽情”以及林如海的“幻情”世界，并且回光返照出贾府“当年笏满床”的百载繁华。所以《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个虚化人物只是因为作品反复改稿之后，曹雪芹刻意留下的一个诗化意象——幻情身！

【七】

究竟谁是《红楼梦》的作者，百年来众说纷纭，诸如李渔说、洪昇说、纳兰说、袁枚说等云。所谓的“新红学”争论已极度内卷，但是无论做多少的“红内红外”穿凿考证、附会索隐，谁也无法将“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一记载从历史中抹煞。关于《红楼梦》全书的定稿权，据目前红学界已知的史料，难以得出一致公认的结论，所以必须要更有力的内证“证是”曹雪芹［敬请参阅《红楼梦辞章》一文］，或者要更有力的外证“证非”李渔说等云［敬请参阅《脂评本义疏》一文］。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真正的新文学巨人鲁迅先生倒是给了我们非常特别的启示！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笔者愈后所题，不复改也。

——七年四月二日识。［鲁迅《狂人日记》］

这是1918年5月《新青年》首发的现代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开卷”之前的一篇“叙言”。我们可以把这篇“叙言”与关于《红楼梦》“从何而来”的那篇“楔子”进行比对：狂人与石兄相对，狂人之兄与空空道人相对，鲁迅与雪芹相对。如果我们因为所谓的“科学”考证索隐就怀疑曹雪芹对《红楼梦》全书的定稿权，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怀疑鲁迅对《狂人日记》的著作权了。倘若如此考证索隐传奇性的文学作品，再过一百年之后，只怕“红学”还未掰扯清，“狂学”又要纠缠不休了。

如果非要在“自传说”与“续貂说”两个荒谬的前提下，并用索隐探佚的手段，以求把传奇中的情事与传记中的本事“科学”地做实，再索隐探佚一千年，也不可能得出一致公认的结论，因为谁也不是曹雪芹。再索隐探佚下去，又要开始怀疑前八十回了，最后把曹雪芹的定稿权也彻底否定。“风月鉴”最妙之处就在于，照什么像什么，谁拿着照像谁。既然“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不难，那么说《石头记》为马可·波罗所作也未尝不可，因为如果把《石头记》索隐为马可·波罗从西方来到中国这个红尘世界的游记，也有几分像的。只怕到那时中国的“风月鉴”就真的要变成不伦不类的“西洋镜”、荒唐可笑的“哈哈镜”了。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人问津者。

——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传奇性的文学作品本就不可能“科学”地考证索隐从而一一做实，例如《桃花源记》中渔人明明“处处志之”了的“向路”为什么就成了“迷津”呢？胡适凭借自许为“科学”的考证索隐开创了所谓的“新红学”，同时也让“新红学”钻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他教条地套用西方的悲剧理论，进而罪孽深重地腰斩了《红楼梦》并抹煞了曹雪芹的伟大成就，功过远远无法相抵。中国的文学实践，最终只能用中国的文学理论来指导，所以“今红学”研究之核心，不应再沉迷于故纸堆中所谓“科学”的“考据”［包括考证与索隐］，而应回到作品的“辞章”与“义理”上来，从精妙绝伦的辞章与博大精深的义理中汲取养分，并指导民族复兴时期“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实践！可以肯定，未来的《红楼梦》研究应该是以“考据”为参考，以“辞章”为核心，以“义理”为旨归。依据红学界关键性史料以及《红楼梦》通部百二十回辞章，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㈠曹顒字孚若，小名连生，曹寅嫡子，曹雪芹生父。曹顒在其父曹寅首稿的基础上，将志异性戏曲《风月鉴》，易稿为传记性野史《石头记》。曹顒并非病故而是隐逝，即所谓的“悬崖撒手”。灵隐寺或许为曹顒的藏修地，飞来峰或许为五色石之幻像。

㈡曹雪芹名霑，字芹圃，曹顒遗腹子；初号雪芹，或为托物言志；晚号芹溪，或因寄情山水；诞于康熙乙未［1715］年五月初五芒种，逝于乾隆甲申［1764］年春季。曹雪芹将其父传记性野史《石头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定稿为传奇性小说《红楼梦》。

㈢曹雪芹在其父基础上增删定稿之时，为使全书的“朝代年纪可考”，故而假借自己之“生辰年庚”加以添缀。所以《红楼梦》文本是以甲午［1714］年“乞巧节”为梦缘，又以丙辰［1736］年“乞巧节”为梦结，从而演绎了《红楼梦》巧夺天工的辞章时序。

且附《西江月》而挽曹顒结曰：

仰天汉以止渴，折月桂而充饥。看澹红尘名和利，终是化烟归去。

古今风流无双，天下文章第一。道尽世间情与理，堪称度恨菩提。

——壬寅上元节壶中阁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