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风范邓小平（大家风范邓小平）

大家风范邓小平（大家风范邓小平）1976年4月，发生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借此恶毒攻击邓小平。据吴德同志回忆：“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这件事集中表现出邓小平坚忍的个性。坚忍不拔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协助周恩来工作。1975年初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为了改变全国各方面工作的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开始着手领导全面整顿，很快扭转了局势，收到显著的效果。但是，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不利于“四人帮”，他们竭力攻击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极尽谗言，使晚年的毛泽东相信，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尤其不满意邓小平领导整顿对“文化大革命”错误

文/完颜亮

邓小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淬炼、风雨如磐的政治磨砺、长期的学习与思考、自觉的党性修养锻炼，养成了他的大家风范。这种大家风范集中体现为：胸怀宽广，坚忍不拔，客观公正，坦诚待己，宽厚待人，目光远大，勇于创新。由此构成了他作为独具个人魅力大政治家的风格。

胸怀宽广

有一句格言说：比地大的是天空，比天大的是人心。宽广的胸怀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心胸豁达的人是真正的强者；乐观者能应付生活险境，掌握自己的命运。邓小平的大政治家风范之一就是胸怀宽广。他经历过人生三次大的起落，能够挺过来，得益于他宽广的胸怀。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乐观主义。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邓小平80岁高龄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问他“长寿秘诀”，邓小平回答说：“天塌下来我也不怕，有大个的顶着。”邓小平的乐观基于他胸襟开阔。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会上致悼词评价邓小平大家风范时，特别提到了他的胸襟开阔。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则进一步对邓小平所以有博大胸襟的原因作出分析，说：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协助周恩来工作。1975年初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为了改变全国各方面工作的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开始着手领导全面整顿，很快扭转了局势，收到显著的效果。

但是，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不利于“四人帮”，他们竭力攻击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极尽谗言，使晚年的毛泽东相信，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尤其不满意邓小平领导整顿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认为邓小平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毛远新保持不多的联系。这种状况，使他更加难以全面了解情况。虽然“四人帮”在其间作了一些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但毛泽东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很大期望。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只是希望邓小平能够肯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站到一个立场上来，这样还会继续使用邓小平。因此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在这件事情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观点，决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这样的决议。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我不能主持政治局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在“翻案”，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既不悲观失望，更不惊慌失措。他以乐观态度对待逆境。在停止工作期间，他每天从容地读书。读书累了，就和几个老同志打打牌，对于外边大喇叭的批邓喧嚣，他根本不当回事儿，不听那一套。他总是保持着平静愉快的心情，读书时专心致志，打牌时赢了，仍像往常一样露出会心的笑容，和老同志老部下在一起时，仍然谈笑风生。据张震同志回忆，那个时候，张震在一个场合见到邓小平，走向前去问候，邓小平仍然从容乐观，面部平静，表情坚毅。邓小平视惊涛骇浪为无物，体现了他胸怀宽广、积极乐观的精神境界。

坚忍不拔

1976年4月，发生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借此恶毒攻击邓小平。据吴德同志回忆：“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这件事集中表现出邓小平坚忍的个性。

在这次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毛泽东听信毛远新按照“四人帮”意见的定性汇报后，把这场群众运动称为“反革命事件”，作出了解除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江青借机毫无根据地造谣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总后台”，提出要开除邓小平党籍，遭到毛泽东拒绝。但江青不死心，曾打算派人抓捕住在宽街家中的邓小平。毛泽东对此早有预料，提前派汪东兴秘密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一处住宅保护起来。此时的邓小平，孤独一人住在一幢楼里，形同软禁。但邓小平仍然保持镇定自若的心境。他手边没有一本书，也看不到报纸，听不到收音机，身上只有一副扑克牌，那还是他被紧急转移时，他女儿临时放进他衣服口袋里的。他每天就用摆牌、开牌来打发时间，每天都内心平静，表现出坚忍不拔的个性。

邓小平的一生，转战南北，浴血沙场，生离死别，三落三起，多少委屈伤心，多少艰难曲折，他从不流泪，体现出坚忍不拔的性格。2014年，在一部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四次邓小平流泪的镜头。邓家三姐妹看后，一致指出，这个情节不真实。邓林肯定地说：“会哭的，就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女儿邓榕说：“我妈妈与爸爸一起生活了58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我们五个子女与父亲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眼泪。我父亲是一个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从小到大，我们没见过父亲流泪。哪怕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获悉邓朴方摔伤，他内心的痛苦，都没有通过眼泪倾诉出来。”从不流泪，是邓小平坚忍不拔个性的外在表现。

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对待历史是邓小平大家风范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受到重大打击，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特别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话后亲自作出的决定。但是，当“文革”结束后不久，在党内有不少人在如何评价毛泽东问题上，对毛泽东持否定态度，甚至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动摇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时，邓小平却站出来，力主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时专门讲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此后，邓小平去工厂、农村视察，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讲话，和老同志谈话，总是反复讲“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基本观点。他强调：“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坚决反对个别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的观点，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应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而且，毛泽东也并不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他以贺龙为例说：“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邓小平还认为，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有成绩的地方也应该承认，“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还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邓小平一开始就对起草这个决议谈了三条意见：1.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3.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但在起草过程中，有个别人却偏离了邓小平的三条意见，提出了不少错误观点，有的人甚至主张决议里不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这种情况立即引起邓小平关注。邓小平认为，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旗帜。那种妄图丢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错误思潮，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他提醒中央注意，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绝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问题，而是在给我们的党和人民共和国写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正是在邓小平坚持下，中央通过的这项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邓小平在此过程中不计个人恩怨，公正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博大胸襟，也受到了全党同志的赞佩。

坦诚待己

以坦诚、正确态度对待自己是邓小平大家风范的又一体现。为党和人民立下丰功伟绩的邓小平经常对别人讲，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集体制定的。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那时候我们中国挂7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谈到：“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很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 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邓小平回答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1980年11月，邓小平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访问，被问及：“你是否要写回忆录?”邓小平回答道：“没有时间，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当然我革命几十年也干了些事，但还谈不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被问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你的照片，这是为什么？”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宽厚待人

宽厚对待他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是邓小平大家风范的另一体现。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他作为政治主官，和军事主官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战役战斗，不仅形成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还带出一支威名远扬的刘邓大军，留下“刘邓不可分”的佳话。邓小平善于同别人共事。他尊重上级和同级，同时十分信任自己的下级。他还善于团结和任用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从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处事，更是从来也不整人。邓小平说：“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他亲自提议到中央或者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中，有许多是在历史上和他有过意见分歧，反对过他并且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邓小平在长期工作中，同各种各样的人共过事，什么经历、什么性格的人都有，邓小平对待他们，都一样的谦逊随和，平易近人，从不分远近亲疏。他说过，“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邓小平宽厚待人，使党内外的人都愿意和他接近，哪个同志和他一起工作，都感到愉快。

邓小平宽厚待人，还表现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林彪事件后，如何安排林彪女儿林立衡，中央有不同意见，最后中央形成一个意见：安排到地方上去，并且提出有三个城市供选择。选定哪个城市，中央交由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圈定。邓小平在三个城市中，放弃了两个偏远的城市，而是圈定了交通方便，城市生活条件也较好的郑州市安排林立衡，并且就照顾林立衡的生活专门向地方作了交待。1977年，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又将林立衡调回北京，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在住房和其他生活方面也妥善安排好了。谁都知道，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与林彪有直接关系。当时毛泽东让邓小平与林彪谈一次话，但这次谈话却谈崩了，随即邓小平被打倒，受到批斗不说，还下放江西数年。如果没有毛泽东几次为邓小平说话并安排汪东兴予以保护，邓小平可能遭到与刘少奇同样的命运。但在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却在安排林彪女儿事情上表现出真诚的善意，人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称道：邓公厚道！邓小平这种宽厚待人的品格，使他在党内外享有很高威望。

目光远大

邓小平的大家风范还体现在他目光远大上。他具有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是邓小平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学习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以远大目光看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创造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基本条件，他认定，此时应该抓住时机，果断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他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就多次和中央和地方的同志谈，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工作重点转移问题。邓小平建立在远大目光、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判断得到全党赞同，迅速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他推动下，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创办经济特区等举措一个一个推出，并取得明显成就。在对外关系中，他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思路，以此为突破口，改善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思路，为和平统一祖国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以远大目光看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他力主对外开放，建立了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通畅联系，迅速引进大量资金和技术，奠定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腾飞的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要坚决维护中国独立自主权利，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他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一直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当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坚决主张中国不要当社会主义的头，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我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他强调中国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对于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看得远，看得准，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是邓小平大政治家风范之一。

勇于创新

邓小平一生葆有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正如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综观邓小平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

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国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时，就在当时“左”的政治气氛很浓、自己办各种事都受到制约情况下，不仅以“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的极大勇气坚决整顿，还创造了恢复规章制度，坚决反对派性，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七调八调”的工作方式，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也让“四人帮”抓不到把柄。1977年复出后，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邓小平鲜明提出，不能“书上没有的，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面对如何既客观讲清毛泽东错误又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个难题时，邓小平创造了一个科学语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只此创造性的一句话，即解决了党内外其他人长期被困扰视为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对党内同志经常讲：“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当邓小平不断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也曾遇到质疑和阻力，对此，邓小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处理方式：“不争论”，他说，不争论，是我的发明。不争论，使他带领全党，抛开一切阻力，不纠缠于实践之前理论上的是是非非，而放开手脚，大胆实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邓小平的勇于创新是与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联系在一起的。他特别强调“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试验是“冒”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科学论证。“冒”，能增强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他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可以说，敢闯和创新的人格特征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与气派，形成了他独特风范的一部分。勇于创新，使邓小平一生尤其是晚年实现了他个人的四个巨大超越：超越了传统的东方思维模式，奠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认识前提；超越了战争时代的旧我，从而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世纪伟人；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转变。邓小平自我四大超越，解决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使中国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勇于创新的精神，说：“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作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风范，是一个人作风、品格的外在体现。邓小平的独特风范是他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是他高尚内在素质外化的表现，不仅对革命事业有重大影响，而且是留给世人的巨大精神宝库，激励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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