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音乐的代表作家（音乐史抗战爆发后）

抗战音乐的代表作家（音乐史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疯狂镇压。由于大革命（特指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文化战线的分化，曾经参加过文化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离开了大革命。一部分人则在党的领导下，或坚持在白区城市里继续战斗，或随着工农红军，深入到农村去，成为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批文化工作者。这年，北伐军进上海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举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从而破坏了整个北伐战争，使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揩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在开展音乐社团活动的同时，专业音乐教育的建设也有所发展，1920-1927年间的音乐专业教育机构主要有北京女高师音乐科、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音乐系和上海专科

第三部分 中国现代音乐（公元1919-1949年）

第九章 “五四运动”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九）

向阳光

在本时期发展成熟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器乐乐种“广东音乐”，发源于广东戏曲中的伴奏音乐。1920年后受到江南丝竹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器乐小合奏形式，著名艺人严老烈等，将民间小曲器乐化，编创了《旱天雷》、《小桃红》、《雨打芭蕉》、《连环扣》、《倒垂帘》、《得胜令》等乐曲。“五四”以后，“广东音乐”进入极盛时期，有吕文成、何柳堂等，先后组织“素社”、“广东省国乐研究会”等，并用民间流行小曲或戏曲曲牌等，改编创作了《赛龙夺锦》、《饿马摇铃》、《华胄英雄》、《平湖秋月》等大量乐曲，通过各种场合的演奏以及电台、唱片的传播，影响甚大，在二、三十年代曾风行一时，特别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但在抗战爆发后的数十年间，曾受到殖民地化和商业化的严重影响。

在开展音乐社团活动的同时，专业音乐教育的建设也有所发展，1920-1927年间的音乐专业教育机构主要有北京女高师音乐科、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音乐系和上海专科师范音乐科。他们主要采用德国或日本的音乐专业教育体制，规模小，不完备和不能独立设校。

1927年夏天，北京各艺术院校被当时盘踞北方的奉系军阀政府勒令解散，肖友梅等转而南下，在蔡元培等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后改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接着有十二处音乐院校科系陆续成立。

“国立”音乐院是我国最早一所体制较完备、规模较大和独立设校的音乐教育机构，它完全搬用欧美音乐教育体制，外籍教员在校中占着统治地位。

这年，北伐军进上海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举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从而破坏了整个北伐战争，使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揩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疯狂镇压。由于大革命（特指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文化战线的分化，曾经参加过文化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离开了大革命。一部分人则在党的领导下，或坚持在白区城市里继续战斗，或随着工农红军，深入到农村去，成为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批文化工作者。

蒋介石的反动政府不顾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再与日寇妥协，并且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帮助下，一面全力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强化法西斯的统治，屠杀人民，大搞反动的文化政策，并采取卑劣的手段破坏、捣毁进步组织，监禁以至公开或秘密地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的办法来加紧它的文化“围剿”。

在白色恐怖之下，音乐界虽然有少数人畏缩动摇，只能凭借风花雪月来发泄他们在高压政策下的苦闷，有的甚至还进行了一些粉饰太平的创作或活动。但是，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许多革命音乐家深入到工人、职员、市民群众中去，把革命的音乐与群众广泛、直接地结合起来。同时又从群众中培养了一批新的革命音乐战士，并与左翼戏剧、电影相配合，不断地创作出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来。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建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工农红军。南昌起义胜利后，我党又成功地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这几次起义的影响下，全国爆发了一百多次起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整个世界，特别是对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和影响，毛泽东在井岗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随后，党在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区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革命，组织人民自己的政权，并于1931年正式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从此，国内出现了红色的革命政权和白色的反动政权相对峙的局面。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革命的文艺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的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人的精神都很振奋，群众文娱生活很活泼。虽说大革命失败后，专业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沉寂期。然而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却兴起了群众音乐运动，产生了许多工农红军歌曲和革命民歌，如：《苏区景》、《共产儿童团歌》、《八月桂花遍地开》、《盼红军》、《工农革命歌》等，这些反映革命内容的歌曲，大多是利用民歌曲调来填词的，体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气概；白区则“黄色歌曲”泛滥成灾。

1931年，“九·一八”的炮火震撼了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也震动了我国整个乐坛。以黄自为代表的爱国作曲家，写出了一些团结抗战、奋起救亡的歌曲，在他们的艺术歌曲中，也增添了不少寄寓爱国情怀的好作品。但是这些远不能满足广大民众迫切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抗日救亡心声的要求与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中，以聂耳、洗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战斗性、革命性的群众歌曲和艺术歌曲，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马可的《南泥湾》，贺绿汀的《嘉陵江上》、《游击队歌》，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压倒了猖獗一时的“黄色歌曲”，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也达到了一个新高潮。随着抗日民主斗争的高涨和抗日救亡音乐运动的发展，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原来一直受压制的爱国进步力量也得到了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救亡音乐团体，在群众中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写出了一批抗日歌曲。如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肖友梅的《从军歌》、陈洪的《上前线》、陈田鹤的《夺回失去的土地》、陈啸空的《武装自卫》、黎锦晖的《向前进攻》等等。随后，聂耳、任光、张曙、星海、吕骥等人，又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等。

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根据地里和长征中产生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和歌颂共产党革命领袖以及反映根据地群众精神面貌的歌曲。如：《八一起义》（即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在起义胜利后不久，这首歌曲便在南昌地区流传开来）、《红军纪律歌》（即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南沟岔》、《与二路军会合歌》、《我随红军闹革命》、《盼红军》、《兴国山歌》（这是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山歌。一声“哎哟来”便把山岳震动，风云变色的战斗环境凸现了出来，从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想见山歌声、战号声、炮火声交织的战场，它那高昂激越、泼辣奔放的曲调，很好地表现了根据地军民的英雄性格）、《刘志丹》、《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送郎当红军》、《天心顺》、《八月桂花遍地开》（此乃一首表现根据地人民翻身得解放，获得新生活的歌曲）等。

1935 年 2月，刘良模在上海组建了“民众歌咏会”。该组织在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协助下发展很快，并在广州、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六月，吕骥等人又在上海组织了“业余合唱团”。参加者大多为左翼文艺界的音乐工作者。如：沙梅、崔嵬、盛家伦、丁里、麦新、塞克、孙慎、孟波、周钢鸣、吉联抗等。这个组织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阻拦，各成员只好到附近的工厂、学校去教唱歌曲和组建歌咏团体。并陆续创作了《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保卫马德里》等，并翻译了前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等歌曲。

这些歌曲，都得到广泛的传播，推动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同时，这些歌曲也反映了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工农群众的痛苦和呼声，在民族危机下人民群众的艰难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决心。它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解放，向日本侵略者冲锋陷阵，英勇战斗。随着抗日救亡歌咏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歌曲创作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发表的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关门主义的结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以及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运动，是一场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与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使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新的高涨。根据国内矛盾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二·九”后，北京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上海学生为抗日救国组织了八千多人的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这些活动把群众歌咏进一步推向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南京的中大、金陵等学校与南京的歌咏团成立了歌声协会，北京的燕京等十四所学校组织了六百多人的合唱团。在东北、陕西、四川、江苏、浙江的每个小镇，在广东的台山、佛山，广西的梧州、桂林以及香港，都有无数人在唱救亡歌曲，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已经同声响应。1936年正式提出解散原来的左翼作家联盟，而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为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37年7月1日，《立报》（增刊）登载文章说：“听吧，歌声已响彻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确实已普及深入人心。总之，在“国防音乐”这一口号下，音乐界逐渐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许多音乐工作者从大城市走向战区和内地，增加了同工农兵群众接近的机会，从而给歌曲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

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使我国处于山河破碎，灭种亡国境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音乐运动很快发展成全民族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音乐家和优秀音乐作品，把新音乐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平津沪等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歌咏团，走向前线和内地。1938年，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专管抗战宣传的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冼星海、张曙负责音乐工作，在星海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武汉地区出现了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参加的各种歌咏大会，把抗日救亡歌咏推向新的高潮。

在解放区，歌曲创作获得很大发展，不但作品数以千计，而且在反映群众生活的深度、广度，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民族风格和生活气息的浓郁，以及时代特色的鲜明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成就。特别是1942年文艺整风后，产生了更多的优秀歌曲作品和新的歌曲样式（如联唱、歌表演以及说唱叙事歌曲等）。

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

救亡歌咏运动，在海外也得到了发展。1937年初，任光在法国组织了“巴黎华侨歌唱团”，举办了为祖国难民募捐的演出。他还在四十二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指挥华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这年8月，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侨胞中成立了南洋各埠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和“亚洲华侨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的歌声，在南洋各地也得到迅速的发展。1939年5月，任光在新加坡辅导“铜锣合唱团”，办了“民众歌咏训练班”。1940年，刘良模在美国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录制了以“起来”为名的一套中国唱片。救亡歌声不仅激起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也赢得了国际友人对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作者介绍】

向阳光，湖南临湘市人，大学文化，中学音乐高级教师，国际作者作曲者联合会(CISAC)、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中国音协二胡学会、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中国诗歌网认证诗人，湖南省音乐评论委员会理事，中国音乐学院艺术水平考级优秀指导老师、今日头条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并颁授了“头条青云获奖者”荣誉证章，曾被聘为《湘江歌声》《音乐教育与创作》湖南红网（文艺）专栏作家、湖南省教科院音乐评委、岳阳师院（湖南理工学院前身）音乐系客座教授、《乐苑园丁的歌》《花语》杂志副主编、《百年之歌》（诗歌集）特邀编委。

主要成就：“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获得者。先后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发表文艺作品、音乐评论、音教论文逾千首（篇)，500余万字。《沁园春·国庆感怀》《西江月·祖国六旬赞》《清平乐·党诞九秩感赋》《鹧古天·颂十八大》《捣练子·盛世召开十八大》等40余首诗词、15条语录获全球华人联合会、世界华人作家协会金奖、特等奖；《七律·贺建党百年》《浪淘沙·建党百年感悟》《江城子·晚舟归航》《如梦令·巾帼赞》《采桑子·重阳》《浣溪沙·贺‘神十二’》《水调歌头·大美我家乡》《诉衷情·新年词话》等60余首诗词，荣获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金奖；

《美丽临湘·组诗》(26首)荣获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最佳奖；《中华辉煌》等2首歌词获湖南省文联一等奖。该作品荣入《全球优秀华人诗歌颂典》《颂歌献伟人·唱响中国梦》《永远的光辉》《颂歌献给党》《百年之歌》以及《古今中外名家语录精编》等7部诗歌集、名言集。《献给老师的礼物》等8件作品参加中国国际名人研究院举办的艺术界名人作品展示会系列大展，并获铜鼎奖；《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春江花月夜>赏析》等2篇美学论文荣膺“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摭论素质教育中的器乐教学》等10余篇论文被中宣部、教育部、中央教科所、中国教育学会评为一、二、三等奖；《试论音乐教育科研与教学实践》等8篇论文蝉联湖南省教科院一等奖；《金灿灿的岁月》等5首歌曲获全国征歌大赛金、银奖，其中《跟党迈进新生活》（词曲）参加感动中国（乔羽题）'2021“祖国，我为你骄傲”全国大型原创词曲大赛荣获“十大原创金曲奖”第二名，同时该作品在央视星光演播厅全程录制，现场直播；《<跟党迈进新生活>内涵解读》等2篇音乐评论上了《湖南日报》（湘江周刊·艺风）、中宣部“学习强国”；《我的中华》《我们拥抱春天》等100余首歌曲入选《全国教师作曲家歌曲集》（上下）《中国当代优秀校园歌曲》《甜甜的歌-教坛作曲家特别专号》等10余部歌集。著有《音乐文化与素质教育》《中外音乐史学研究》《中国音教十家优秀歌曲专集》大型声乐套曲《临湘组歌》（十乐章）《五尖山之歌》（五乐章）等10余部，其中《音乐文化与素质教育》（课题专著）

经湖南省教育厅审定，纳入全省中小学图书发行，后入选全国高校音乐教材，被上海音乐学院编入《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专业主干课程）。

此外，他辅导学生参加全国音乐知识大赛50多人次获一、二等奖，3次被中国音乐家协会音教委授予一等园丁奖；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音乐考级、省市“三独”比赛100余人取得良好成绩，10多次获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厅、岳阳市教育局“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他40余年来为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院、西音、川音等10余所院校输送了大批音乐专业生。多次荣获临湘市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嘉奖证书和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社厅颁发的贡献奖证书。《中国教育报》《湖南日报》《教师报》《音乐教育与创作》等曾对其作了“人物特写”、书评和“乐坛人物”介绍，艺术成就载入《湖南文艺六十年·音乐卷》（省文联）、《中国音乐家名录》（邓小平题签）、《中国专家大辞典》（人事部）等20余部历史存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