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过监狱的真实案例（杭州男子在监狱与死囚做了笔）

进过监狱的真实案例（杭州男子在监狱与死囚做了笔）每天一早，监区民警都会按规定查监，戒具、内务、监控，甚至是在押人员的情绪，不能有丝毫差错。过去15年中，杨旭东管理过许多监区，接触过的犯人里有未成年人，有艾滋病患者，也有死刑犯。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努力把这些犯人平稳过渡到下一阶段，或是少管所，或是监狱，或是法律裁决的人生终点。36岁那年，杨旭东奉调去了杭州市看守所。“这里太隔绝了，刚来的时候觉得不太适应，接触的世界小了很多。”从第七监区检查监室结束，杨旭东拿着台账说。监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锁落下……“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和他们（死囚）再聊些什么。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和他们谈话，无非是一直坚守在这座终点站......”1968年出生的杨旭东曾在武警部队服役，转业之后加入公安队伍。当警察的前12年，他冲在最前线，干的是特警。时至今日，他偶尔还会想起自己当年在街头缉拿嫌疑人的场面。那是2000年前后，飞车抢夺案频发的年代，他骑着警

如果说，杨旭东的警察生涯分为两个阶段，那么36岁之前是他的威风凛凛的燃情岁月，与嫌犯硬刚到底；而之后，他沉淀下来看遍人性的丑恶软弱，成为嫌犯罪与孽的摆渡人......

这是个特殊的监区，里面关押着携带艾滋病毒的死刑犯。杨旭东曾在这里无防护地一次次与他们交谈，只为安抚他们邪恶躁动的心灵，让他们回归善意，坦然面对终局。

曾经让飞车抢夺犯闻风丧胆的

铁血特警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和他们（死囚）再聊些什么。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和他们谈话，无非是一直坚守在这座终点站......”

1968年出生的杨旭东曾在武警部队服役，转业之后加入公安队伍。当警察的前12年，他冲在最前线，干的是特警。时至今日，他偶尔还会想起自己当年在街头缉拿嫌疑人的场面。那是2000年前后，飞车抢夺案频发的年代，他骑着警用摩托车飞驰，嫌犯玩命似的逃窜。凭着一次次舍命追截、一次次因公负伤，杨旭东成了令抢劫、扒窃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铁血特警。

“我在杭州老城区长大，从小就爱打抱不平，所以很早就想当警察了。”杨旭东说，疾恶如仇，这是他当警察最初的动力。

36岁那年，杨旭东奉调去了杭州市看守所。“这里太隔绝了，刚来的时候觉得不太适应，接触的世界小了很多。”从第七监区检查监室结束，杨旭东拿着台账说。监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锁落下……

每天一早，监区民警都会按规定查监，戒具、内务、监控，甚至是在押人员的情绪，不能有丝毫差错。过去15年中，杨旭东管理过许多监区，接触过的犯人里有未成年人，有艾滋病患者，也有死刑犯。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努力把这些犯人平稳过渡到下一阶段，或是少管所，或是监狱，或是法律裁决的人生终点。

“我不是个善于言辞的人，后来，我发现自己居然能慢慢胜任这项工作，让很多在押人员回归善意。”说起这些，杨旭东有些感慨，“虽然不是所有……”

一次次与穷凶极恶的死刑犯面对面

行刑前他突然跪地痛哭

在最“忌讳”的监区，他做了一笔“灵魂交易”

2015年到2018年，杨旭东负责的是六监区的工作。其实，每个监区的空间结构和环境都是一样的，可六监区始终是一些工作人员内心忌讳的地方——那里羁押的犯人都是艾滋病患者，这让本就严肃的监区增添了一分令人不安的气息。

刚调到六监区时，杨旭东并没有想太多，可工作了没两天，他也开始有些不安了。他暗下决定，绝对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工作。从那时起，他多了一个习惯——每次从监区出来，用洗手液洗手；下班回家前，用洗手液洗手；到家第一件事，还是用洗手液洗手。

这并不是一种歧视。“为了更好地和犯人沟通，我和同事只要手上没有伤，无论是与犯人握手、检查物品，还是做其他日常工作，都不会戴口罩和手套。”杨旭东说，正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他赢得了六监区许多犯人的信任，工作也变得更容易了。

3年中，六监区的犯人数量不断增多，有一名犯人，给杨旭东的印象最深。

洪方（化名），因贩毒被判处死刑，2017年进入杭州市看守所羁押。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时，前来对接的民警就提醒杨旭东：“这人身体不好，之前住院时挟持过护士，你们当心点。”杨旭东听了，心头一紧。

洪方真的这么穷凶极恶？杨旭东与他接触后发现，其实他不难沟通。洪方几乎不会提起家里的情况，只是偶尔会说自己有个妹妹，时常会寄些东西给他。

与洪方接触久了，杨旭东发现，这个犯人对画画特别着迷。看守所举办小字报比赛，洪方经常拿第一名，他的作品无论是画工还是排版，都颇有些水平。对于自己的这项技能，洪方对杨旭东说得轻描淡写，都是自学的。

既然洪方喜欢画画，杨旭东就特意去买来纸笔，并找来一本劝善的书。把纸笔交给洪方的时候，杨旭东提了一个要求：“纸笔不是白给的，你得把这本书背出来。”

杨旭东本没指望洪方真能把书倒背如流，只是希望他能在看书的时候找回自己的良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没想到的是，时隔数日，杨旭东在巡查监区时发现，洪方真的在背书。从那时起，杨旭东对洪方的印象有所改观。

后来，因为并发症，洪方被查出肝功能异常，住了好几次院。杨旭东里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做了不少工作，毕竟，这是一个曾挟持护士的危险人物。每一次洪方就医回来，杨旭东都会去看看他——脸色越来越黑，皮包骨头，脸上几乎没有肉，连进食也越来越少……在法律判决洪方死刑前，HIV病毒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宣告了他的人生结局。

最终，洪方的人生终点是法律裁定的。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调离六监区的杨旭东又见到了洪方，他很清楚，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洪方见面了。“他和我说‘谢谢’，说得特别真诚。”杨旭东说，后来，他听人说起，洪方在被执行死刑前跪地痛哭，“可惜，没人能听听他为什么哭了……”

“中年危机”，或许不是阅历能解决的

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小

哪样都落不得

和杨旭东从监区走出来后，我们穿过走廊，来到那扇高数米的大门前。已是下午5点，天还很亮，一片透蓝，路面依旧炎热。大门一开，热浪汹涌而来，门前站岗的武警却岿然不动。

已经下班的杨旭东终于能轻松一些，走出大门，他从包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网上那篇文章发出来之后，许多人说我怎么怎么厉害，那是把我捧得太高了。其实我和其他同事一样，无非年纪大一点，阅历多一点。”

对于51岁的杨旭东而言，“中年危机”或许是他当前最需直面的问题。

15年看守所工作生涯，让他习惯了到家后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明天的工作怎么做？哪些工作应该优先做？工作和生活该如何平衡？尽管每天思考，可这几年里，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都不断地被冲击，节奏凌乱。

前些年，杨旭东的父亲得了一种罕见的心血管疾病。作为儿子，杨旭东工作忙，抽不开身，最后只能嘱托妻子陪父亲去上海看病。因为治疗不彻底，父亲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饱受折磨。他开始觉得，“我们这代人，到如今是很尴尬的存在，上有老，下有小，哪样都落不得。”

父亲去世后的某个夜里，杨旭东罕见地发了条朋友圈：“我亲爱的父亲，我想你了。”之后，他又在朋友圈底下统一回复：“谢谢兄弟们，晚上在家喝了酒，心里难受，没事的。”

自说自话，这是他跟亡父对话的唯一方式。

有一次，他接手了一名犯人，那是杭州市看守所历史上的第一个00后。犯人和案子都平平无奇，可杨旭东内心翻江倒海，因为这名少年犯和他儿子正好同年。为少年犯办完手续，杨旭东急急忙忙走出监区，打开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电话那头，儿子很疑惑：“爸爸你怎么了？以前上班从来不跟我打电话的。”电话这头，和重刑犯打交道多年的硬汉忍不住哭了。那一刻，杨旭东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些年自己对于孩子有多亏欠。

从那之后，杨旭东会找机会跟儿子讲讲“里面”的故事，那些少年犯因为什么犯了错，导致人生不可逆转。一开始，儿子听得饶有兴趣，可到后来，也开始嫌他烦了。随着儿子的长大，父子间的隔阂正在慢慢消除。前几天，儿子在网上看到那篇关于父亲文章，第一时间就转发给他。杨旭东觉得，儿子好像开始理解他了。

下班路上暑气未退，杨旭东斜挎着儿子给买的包，像人群中那些普通中年男人一样，朝着家的方向走。老小区的铁门远不及看守所的大门肃穆，杨旭东那微微发福的身影闪进门内，很快消失在拐角处……

记者 李维和 钟玮 廉笑尘

编辑 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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