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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说杜月笙的八字(盖叫天顶撞慈禧)

老梁说杜月笙的八字(盖叫天顶撞慈禧)高阳到天津320里地,兄弟们坐不起车,便背着布褡裢,装满30个窝窝头、20张高粱饼,就这么走着上路了。张英杰的大哥就是这样走上了学戏的道路。可在乡间生活实在吃不上饭,兄弟们商议从天津去上海投奔大哥。因为人长得黑,有个绰号叫“老黑”。光绪年间,河北灾荒不断,高阳连涝十年,哀鸿遍地。老百姓为给孩子找个活路,只要给十几个馒头、一吊钱,就把孩子送去学戏,总比在家饿死好。

老梁说杜月笙的八字(盖叫天顶撞慈禧)(1)

盖叫天

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

——盖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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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河北省西演村佃农张开生家第五个孩子出生,名张英杰。

因为人长得黑,有个绰号叫“老黑”。

光绪年间,河北灾荒不断,高阳连涝十年,哀鸿遍地。

老百姓为给孩子找个活路,只要给十几个馒头、一吊钱,就把孩子送去学戏,总比在家饿死好。

张英杰的大哥就是这样走上了学戏的道路。可在乡间生活实在吃不上饭,兄弟们商议从天津去上海投奔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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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到天津320里地,兄弟们坐不起车,便背着布褡裢,装满30个窝窝头、20张高粱饼,就这么走着上路了。

夜晚投宿在小客栈,一间屋里一个大土炕,十几号人都挤在一个炕上,一盏油灯冒着黑烟。

张英杰饿得头昏眼花,但哥哥们也不让他吃,并训他:“睡觉了还吃什么。”

当时生活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干活才能吃饭,不干活吃饭就是浪费,糟蹋粮食。

走到天津,正逢隆庆和科班招收学员。于是四哥改变主意,不去上海,带着老五张英杰一同进了科班,那时他才8岁。

张英杰天性喜欢戏,论年龄他最小,但见刀枪就爱不释手,成天舞刀弄棒。

趁没人常偷偷给自己勾上脸,但往往把五颜六色的油彩涂得满脸。

师父们教戏,轮不上他,他就杵在旁边看,师父们慢慢感到这孩子是块戏料,就由姓齐的老先生给他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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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五点钟起身空着肚子练功。

头一年练的功是拿顶、虎跳、踺子、小翻这四样。

一年过后,再用8个月的时间练四面筋斗,之后再练“手上的”,后练把子,这之后才是学戏。

人常说科班学戏如同十年大狱,科班有着严格到近乎残酷的训练

按照艺术的标准,磨练一个孩子,让他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合格的戏曲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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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的张英杰受尽煎熬,吃的是“三黑”,而且也不是每顿能吃饱。

要等登台演戏的演员们先吃,如果吃光了,不演戏的学生们就得挨饿。

张英杰在上海卖艺时第一次见到雪白闪亮的大米饭,竟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敢吃!

穿在身上的旧棉裤,晚上睡觉也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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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戏时一旦错了,老师就是一戒尺,口形不对,戒尺就捣进嘴里……

老师点一柱香,用骑马式蹲着唱,香烧完才能收功。

冬天在冰地上跑圆场,老师用两头削尖的竹签缚在他的腿弯处,稍跑得不合规格,竹签就会戳进肉里。

凡是基本功稍不合老师的指教,就用藤条狠狠抽打,过去把教戏叫“打戏”,真真切切是一点点打出来的。

张英杰在这严酷训练下,练就深厚功底,满以为有饭可吃了,谁知时过不久,戏班没钱被迫解散。

张英杰与四哥无处投奔,只能在街上卖艺糊口,积攒了一点路费,又赴上海投奔大哥“赛阵风”。

岂料,由于常年演戏奔波,大哥早累出了病,久病在家。

张英杰曲艺超人,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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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杭州、苏州演唱。张英杰只好去杭州搭戏,他才13岁。

到了杭州后,大伙合计给张英杰另起艺名,他都不喜欢,恰在那时谭鑫培正走红,谭鑫培人称“小叫天”。

张英杰就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

不料边上一个人说:“你也配叫这个名字!”

他一听火了说:“为什么不能?我不光向他学习,还要自成一家,盖过他呢!”

于是张英杰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用了“盖叫天”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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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盖叫天头一天的打炮戏是《天水关》,饰演孔明。

第二天《翠屏山》演石秀,戏里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欢迎。

第三天《断后龙袍》演太后,第四天《十八扯》演花旦妹妹。

四天戏中,他分饰老生、武生、老旦、花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完美出演这么多角色,实为难得,四天下来立刻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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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馆给他每月70元的包银,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家中母亲有饭可吃了,大哥也有钱治病了,打这时起,盖叫天就背起一家人的担子。

当时上海天仙茶园,正在物色一个叫座的角儿,听人介绍最近出了个新角盖叫天就邀请他来参加茶园演出,盖叫天算是告别了浪迹天涯的生活。

盖叫天第一次在上海演出,观众时时叫好,素有“江南第一武生”之称。

生活稳定了一些,家中父母兄嫂七八口人全依仗他演戏养活。

十五六岁的他白天练功,晚上演出,散了戏回家也一路打“飞脚”,以致因营养不够,劳累过度,发高烧昏迷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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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叫天自知虽然有点名气,但艺术上还差得远,他跟随李春来拼命学习。

盖叫天第一次到北京演出,对他来说极为关键,因为北京素以“京朝派”自居,看不起外地的演员。

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上海的武生,对他的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与兴趣。

演出的那天,很多京剧界知名人士都到场,武生名家杨小楼、俞振庭也来了。

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

开始时,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正面对着台上,集中精力看盖叫天的演出。

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乎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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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杨小楼听见,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

杨小楼这一说,无人再敢说贬盖叫天的话了。

以杨小楼之艺术高度,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绝然非同凡响。

杨小楼与盖叫天后来成了京剧武生的泰斗,一南一北,人称“南盖北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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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楼

盖叫天出科以后,长期在杭州、上海一带演出,享有盛誉。

由于他特别擅长演武松戏并极具神韵,被称为“江南活武松”。

盖叫天的表演宗李春来派,又借鉴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中武生及其他行当的表演艺术之长,并模拟自然界物象的形体运动姿态,使他的武生表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

1904年,盖叫天16岁。

由于身手不凡,唱红舞台,出了大名。

他被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举荐,清廷拟召入宫内供奉,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演戏。

盖叫天竟然拒绝了,托辞不奉召。

后来溥仪也多次想看盖叫天的戏,却从未如愿,直至溥仪成为平民,才有缘看一次盖叫天唱戏。

当时“清廷供奉”是赏给名伶的一种最高荣誉,许多人求之不得,盖叫天却不为所动,直言:“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

不奉召,可算是公然顶撞皇家,顶撞最高权力者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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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3年至1931年,盖叫天不肯受戏院老板挟制而遭排斥,各家戏院联合起来抵制盖叫天,不让他在上海演出。

9年间,盖叫天只得去南昌、汉口、宁波、开封等地做短期演出,生活陷入困境。

那时候,唱堂会成为一种风尚,有位老演员回忆:不管对方是小孩还是老人,只要人家过生日,就得给人磕头,这是规矩。

盖叫天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唱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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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杜月笙为光耀门庭,在家乡浦东高桥建造杜家祠堂,计划在祠堂落成那一天,办一次南北京剧名伶大会唱堂会。

杜月笙广发请帖邀请各地名伶来唱堂会,其中有“四大名旦”等59位最红的生旦净丑各个行当演员。

然而,已贫困九年的盖叫天拒绝参演。

好心人劝说盖叫天:“杜月笙办堂会,是他家的一件大事,他很江湖义气,出手大方。只要他说一句话,上海各家戏院老板不敢不请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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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

盖叫天付之一笑:“我不唱堂会的规矩不能破!即使生活再困难,我也不会去唱堂会的!”

他的生活,早已常靠典当借贷。

可是纵然被抵制没有生路,贫困窘迫,盖叫天对练功,却从无一日懈怠。

固守十年之后,盖叫天终于有了一次在上海演出的机会。

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与他签定合约,邀请他演出一个时期。

演出《武松》时,其中《狮子楼》一场,剧场老板不按老戏的演法,为了争取观众,自作主张给搭上布景:一座漂漂亮亮的狮子楼。

事先,盖叫天不知道,直到演出扮戏时,方才发现,按盖叫天的脾气,这种市侩做法他是决不同意的。但演出已经开场,要更换也来不及了,于是只得忍着性子,硬着头皮把戏演下去。

《狮子楼》是武松替兄报仇,与西门庆二人仇人相见一场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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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西门庆不敌,从窗口跃下,武松紧接在后,跟着越窗跳楼。

就在盖叫天蹿出窗口时,他发现先下地的西门庆还躺在那里,按规矩,先下地的人要向前翻身,留下地位。

那天不知怎么,他下地后仍躺在原地不动,盖叫天发现后,怕自己砸着他,他不死也伤。于是在半空中,将身子向外再用力一偏。

可是盖叫天落下的地方,不是地板,而是舞台伸出去的部位,当他落地时,只听见“喀嚓”一声,他的小腿骨折了,断骨从靴子里直戳到外面来。

盖叫天直痛到心里。

可他立刻想到:我台上演的是武松,武松不能在人面前躺下,我不能让英雄出丑!

他咬紧牙关,依然用金鸡独立式,亮了一个英武的相。他手执钢刀兀立不动,直至落下帷幕才轰然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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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叫天的腿断了,但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却依然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

就医后伤慢慢养好,盖叫天满怀期待等待伤愈重返舞台。可是,拆开夹板后才发现,医生把骨头接歪了,这样的腿还能演戏么?

盖叫天问:可以重接么?

医生说:当然可以,只是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

盖叫天气愤说:好,你给我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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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将腿向床杆上猛力砸去,只听“喀嚓”一声,刚接上的腿又断了。

医生吓呆了,铁青着脸,半晌说不出话。

后来,家人把盖叫天送到仁济医院,重新将腿接好,卧床8个月,方才愈合。

两年后,盖叫天再度在上海更新舞台登台,演出的仍然是《武松》,人人都争着来看他。

当演到《狮子楼》时,盖叫天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完美了。

盖叫天伤愈再次登台,已年届50岁,他的艺术生涯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青壮年时期,他创造力旺盛,博采众长,在艺术上广泛尝试、探索;

断腿之后,他反思了自己走过的历程,决定集中精力,从更高层次表现戏曲真、善、美的意境。

“从博返约”,盖叫天在艺术道路上迈入更高境界。

《武松》虽是武戏,但他演来不是重武轻文,而是文武并重。

为了更恰切、更深刻地塑造人物,盖叫天为武松创造了许多既优美而又富有性格特征的形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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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店》中的睡态,与孙二娘对打中的“乌龙探爪”、“虎抱头”、“拧麻花”和“剁攘子”等绝技;

《快活林》中风摆荷叶似的“醉步”,风飘落叶似的“脱褶”,以及这些戏中美不胜收的许多富有雕塑美的身段。

这些优美的动作是他平时留意观察生活,受到启发,加以提炼而进行创造的。

盖叫天逐渐形成了风格卓异的盖派艺术。

著名书画家吴湖帆曾赠他:“英名盖世三岔口,杰出惊天十字坡”;

陈毅赠他:“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盖叫天、杨小楼、俞振庭都是京剧武生中的杰出人物,他们都在武生的长靠与短打中超越前人,将武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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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汉奸向日军献媚,组织一次京剧演员大会串,定下剧目《铁公鸡》为号召。

盖叫天早年首创真刀真枪演出《铁公鸡》,享誉南北,作为上海第一武生,他演出名单排在首位。

未征得盖叫天同意,就将演出广告登在报纸上。

盖叫天读了报纸,十分气愤,演出那天,盖叫天便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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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事焦急万分,几次派人去请,盖叫天不在家。原来,他故意跑到郊外去了。

日本人的统治下,盖叫天竟有此胆量。实乃让人震惊。

1943年,为了兴办榛伶学校,让梨园子弟能够读书受教育,也为了开办粥厂,散发寒衣,上海伶界联合会决定举办义演。

剧目定为《大名府》带《一箭仇》。

《一箭仇》是盖叫天的代表作之一。筹备者一致提出:请盖叫天“出山”。

可盖老一贯拒演堂会,能请得动他吗?

当听到义演是为了济贫救难,盖叫天满口答应:“这等善举,我当然要参加!”

那次演出名角如林:周信芳、盖叫天分饰卢俊义、史文恭外,“活关公”林树森饰梁中书,赵如泉饰武丑时迁,周信芳的大弟子高百岁饰索超,赵松樵饰林冲……

广告一出,戏票一抢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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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中,气氛空前热烈,观众鼓掌、喝彩、疯狂捧场,剧场沸腾。

报刊争相报道,远在重庆的杜月笙听说盖叫天分文不取参加义演,气得脸色变样。

田汉赞称盖叫天:一个忠于艺术的人,宁愿挨饿,保卫他艺术的尊严,他正是这样有所不为的人,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

建国后,为了抢救京剧艺术遗产,周总理命文化部电影局组织力量,及早摄制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三人的舞台艺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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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杭州气温高达38度,盖叫天被拉去游街。

他们给他戴上高帽子,穿上武松的戏衣,装在一辆垃圾车上。

盖叫天年近80,怎经得起这般羞辱,他愤然从车中跃出,摔在地上,腰椎骨摔断,他们再把他扔回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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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1968年,他们要盖叫天跪倒,盖叫天坚决不跪,他们用一根粗木杠,将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压住他的双腿,两个壮汉踩在杠的两头,强行把他上身拉起来。

只听“咔嚓”一声,盖叫天的腿被压断了。

这位在舞台上为艺术累次断肢折臂,以惊人的毅力重新站立起来的艺术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腿、臂,最终都没有保住。

这一次,彻底断了。

83岁生日那天,他想吃一碗面。夫人想方设法借钱做成一碗面端给盖叫天。

盖叫天吃完面睡去,自此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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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之时,夫人要送他上医院,三轮车驾驶员听说这老人是盖叫天,不要车钱,将他送到医院。

但他是罪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于是回到小木屋,漫长寒夜之后,在黎明之前,盖叫天溘然去世。

先生虽去,风骨犹存,恰如友人曾写:

“争看江南活武松,须眉如雪气犹龙。鸳鸯楼上横刀立,不许人间有大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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