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拉内与米兰达（从昆德拉到哈维尔）

瓦拉内与米兰达（从昆德拉到哈维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这段话，便是对哈维尔最贴切的注释。昆德拉与哈维尔，二人生活于同一时代中、同一背景下，在捷克被占领后选择了同样的抗争态度，不同的是昆德拉选择了离开祖国后的口诛笔伐，而哈维尔选择的是留在政治高压下的捷克面对独裁统治，从这个环节上讲，哈维尔比昆德拉更具有勇气和牺牲精神。在此期间，哈维尔的许多流亡异地的朋友都劝他早日离开捷克，在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国度施展他的才华，却都被哈维尔一一谢绝。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政治和生活中去，生活在真实中，这是他的哲学观和亲身力行的人生观。1977年，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先后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千多人，这就是“七七宪章运动”，哈维尔是“七七宪

每当捧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让我陷入思考的，除了肉体、灵魂、生命的意义这些耐人寻味的人生问题，还有作者米兰·昆德拉以及他的好友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故事。

1968年，当苏联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在东欧国家被列为禁书，昆德拉本人被开除党籍，解除在电影学院的教职，其所有的作品都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消失，同时还被剥夺继续发表任何作品的权力。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国，并经由法国作家费尔南德斯的举荐，在雷恩大学担任助教，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流亡期间，昆德拉成为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他不断地在电视上露面，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揭露苏联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而著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便是在此期间诞生的。

直至1989年，昆德拉的老家布尔诺的阿特兰蒂斯出版社主动与他联系，表示愿意出版他二十多年来在祖国一直被禁的作品。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决定将国家最高奖项之一的功勋奖授予昆德拉。那一刻，昆德拉说：“我很感动，也许可以说，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

昆德拉提到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比他小7岁的另一位捷克作家。在苏军占领布拉格的时候，作为戏剧和文化界的公众人物，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都对现状作出评论。布拉格之春后，哈维尔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开批判，其作品也从图书馆消失，家中也被安装窃听器，他的剧本也不能得到上演。和许多当时的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最低层一样，1974年哈维尔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五点钟起来滚啤酒桶。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1975年，他提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当时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哈维尔指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在此期间，哈维尔的许多流亡异地的朋友都劝他早日离开捷克，在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国度施展他的才华，却都被哈维尔一一谢绝。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政治和生活中去，生活在真实中，这是他的哲学观和亲身力行的人生观。

1977年，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先后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千多人，这就是“七七宪章运动”，哈维尔是“七七宪章运动”的三名主要发言人之一，与此同时，哈维尔还是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事后哈维尔被传讯，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十四个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维尔更被以“颠覆共和国”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欧洲议会更要求捷克政府释放包括哈维尔在内的政治犯。

1983年哈维尔因肺病出狱，其他的刑期被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哈维尔出狱后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后，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著名的“天鹅绒革命”，并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3年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

昆德拉与哈维尔，二人生活于同一时代中、同一背景下，在捷克被占领后选择了同样的抗争态度，不同的是昆德拉选择了离开祖国后的口诛笔伐，而哈维尔选择的是留在政治高压下的捷克面对独裁统治，从这个环节上讲，哈维尔比昆德拉更具有勇气和牺牲精神。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这段话，便是对哈维尔最贴切的注释。

然而，在那样一个举世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的时代，能够不畏强权，坚持抗争，为捍卫人类应由的权力、自由和民主倾其一生而不懈努力，无论是昆德拉的去，还是哈维尔的留，都是值得讴歌、值得点赞的英雄壮举。

于是，我想到了梁启超与谭嗣同。同样的毕生致力于社会改良，同样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殚精竭虑，而在变法失败的一线存亡之机，梁启超选择了去，谭嗣同选择了留：“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浩然正气，可惊天地，可泣鬼神。而梁启超的去，却并非消极的逃避，他的推崇立宪、倡导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支持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行为，都在述说着仁人志士的拳拳报国之心。我想，谭嗣同的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可以作为对梁、谭二人的赞誉。

于是，我想到了杨继盛与徐阶。杨继盛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体无完肤，两年后惨死狱中。他早就知道自己必死，知其必死而欣然赴死者，谓之“死士”，如荆轲，如聂政，如专诸，如要离。慨然赴死的杨继盛固然令后人扼腕唏嘘，然而坚守朝堂、忍辱负重、终设计铲除奸雄的徐阶不是同样让人景仰吗？

于是，无还想到了地藏王菩萨与一切智成就如来。《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地藏菩萨前生中“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议计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 “一王发愿早成佛者”便是后来的一切智成就如来，“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便是后来的地藏王菩萨。“早成佛”与“未愿成佛”，都是为了解救众生于水火，体现出同样慈悲、怜悯、伟岸的佛陀胸怀。

能有此作为的人，古今中外都是凤毛麟角，所以，他们才被奉为神圣，所以，我们做不到也正常。也许，你我之辈没有忍辱负重的韧性，没有慨然赴死的豪情，没有舍生取义的意志，更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菩萨境界。作为常人，我们无法达到哈维尔、谭嗣同、杨继盛的高度，难以践行大爱大勇、视死若生的豪壮行为，但大可效法昆德拉、梁启超和徐阶等人的态度，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正义、尊严、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并践行一生——至少，让自己始终都不要泯灭善良、仁德、关爱、利他这些专属于人类的美好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