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情歌的真实故事由来（江定仙先生与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的真实故事由来（江定仙先生与康定情歌）2021年4月10日于北京《康定情歌》在民间流传的年代无法考证，但它走进歌唱舞台，至今已有76年；走向世界舞台，至今已有73年。要不是康定籍作家郭昌平的追寻，恐怕这首民歌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至今是个谜。受江定仙先生之子江自生先生的委托，要我写一篇文章，再把《康定情歌》得以传播的历史事实告诉世人，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从这首民歌得以流传的每一个环节来看，江定仙先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江先生为《康定情歌》的精心编配，是这首民歌走上国内外音乐舞台的关键。作曲系王震亚等学生组建“山歌社”，江定仙先生是时任系主任；《康定情歌》的整理记谱者吴文季，是受“山歌社”的影响而热心采集民歌；这首民歌由歌唱家伍正谦首次在舞台上演唱时，是由江定仙先生编配和伴奏的；江定仙先生又为出版《中国民歌选》写序、校对并提供《康定情歌》的编配谱；江定仙先生后来又向喻宜萱先生推荐由他编配的《康定情歌》，通过喻宜萱先生将这
1992年，王次炤（左）与江定仙在上海的合影
江定仙塑像
大家一定知道《康定情歌》这首民歌，或许还知道这首民歌的另一个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民歌不仅在民间传唱，而且还是专业舞台上歌唱家们常选的曲目，无论是民族歌唱家，还是美声歌唱家，甚至是流行歌手，都往往把它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首民歌开始传向海外，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国外歌唱家演唱中国歌曲最多的一首。然而，这首民歌来自哪里？为何能广泛传唱？《甘孜报》和《羊城晚报》都曾征集过文章，试图找到真相。有人说《康定情歌》是王洛宾创作的，也有人说是罗念一创作的；有人说是康定人李天禄创作的，甚至也有人说是画家丰子恺创作的。这些猜测和误传，显然会让人们对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来历错解，甚至也会对这首民歌为何流传全世界感到迷茫。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记者郭昌平，经过20多年的调查、采访和研究，撰写了题为《我们的〈康定情歌〉》一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告诉人们，这首民歌的记录者、编配者和传播者，均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四位老师和一位学生。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康定情歌》是一首流传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的民歌。所谓民歌，即民间集体创作的歌曲，《中国音乐词典》里这样解释民歌：“在群众口头的代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因而，民歌的词曲作者很难得到考证，但民歌的记录者和被记录的演唱者是可以确定的，民歌的改编者、编配者和传播者更可以确定。据江定仙、王震亚、喻宜萱等教授回忆，《康定情歌》是抗战时期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声乐系学生吴文季采集记录的。江定仙先生曾经委托女儿江桥，在回复郭昌平的信中说：“这首民歌是当时的一位学生，参加西昌地区的活动带回学校的，由伍正谦转交给我，这首曲子具有很好的和声和旋律，我很喜欢。后来我对其进行了精心的编配工作，交给同学花腔女高音喻宜萱演唱。”江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我是怎样编配〈康定情歌〉的》中回忆说，男高音歌唱家伍正谦为了开独唱音乐会，请江先生为这首民歌配伴奏。江先生不仅完成了编配，还亲自为他的音乐会弹伴奏。喻宜萱先生在《深深的怀念——纪念江定仙先生90诞辰》文中曾经回忆说，1947年她在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一场独唱音乐会，“在这次音乐会上，我第一次演唱了江先生改编的民歌《康定情歌》（又名《跑马溜溜的山上》），受到听众热烈欢迎。自此以后，我在各地陆续举行独唱音乐会，以及1949年在巴黎和伦敦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都少不了这首歌曲。”
王震亚先生当时是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山歌社”的倡导者，他也曾对《康定情歌》有一段回忆。王先生撰文回忆说：“1945年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受延安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影响，在学校开展了编配、演唱民歌活动，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一活动得到江定仙教授的热情支持，他不仅为出版的《中国民歌》写了序言，还亲自动手为西康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写了伴奏。为写这样一首小歌的伴奏，他闭门数日，是精心之作，所以一经问世，就广泛流传，近40年来在国内外传唱，一直到今天。”
根据三位教授珍贵的历史回忆，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首民歌能够得以流传的历史背景和记录者、编写者和传播者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试想，假如没有山歌社的活动，也许就没有当时国立音乐院学生热心采集民歌的举动，和出版刊有《康定情歌》的《中国民歌选》；假如没有吴文季的记录，这首民歌也可能只在民间传唱；假如没有江定仙先生的编配，《康定情歌》很难成为专业歌唱舞台上的常选曲目；假如没有喻宜萱先生，首先在欧洲巡回演出时演唱这首民歌，恐怕它也不会在海外产生影响。这一连串的假设，归根结底一句话：《康定情歌》的流传，是由于当时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几位专业音乐家，通过不同方式努力的结果。这一切事件，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都与江定仙先生有关。江先生当时是国立音乐院作曲系主任，山歌社的活动主要是作曲系王震亚等学生倡导的；《康定情歌》由男高音歌唱家伍正谦首演时，江先生不仅为这首民歌编配钢琴伴奏，而且还亲自登台演奏；《中国民歌选》的出版也是在江先生的支持下完成的，江先生不仅提供由他编写的《康定情歌》，还亲自校对全部作品并写序言。后来，喻宜萱先生在南京首演这首民歌时，又是江先生为她弹的伴奏。但所有这一切，最核心的环节，还是江定仙先生为《康定情歌》编写了十分精致的四段钢琴伴奏。正如喻宜萱先生所说：“但最根本的，一来是这首民歌本身具备的优越性；二来是江先生的精美配乐，高明的艺术加工，使原来就很优美的身影，穿上一件裁剪合体、制作精致巧妙的漂亮服装，使这首活泼动人的民歌更加完善，得以广泛传播。”
《康定情歌》作为吴文季整理记录下来的民歌原型，应该是一首四段歌词的分节歌，曲调只有十四小节。在江定仙先生的精心编配下，成为一首民歌风格的艺术歌曲。江先生将不同歌词的四个唱段，根据歌词的表达内容，配以不同的钢琴伴奏，再加上简短的前奏和尾声，把这首歌曲的音乐结构扩展到六十八小节。虽然歌唱部分的旋律是重复的，但每一段歌唱的伴奏，都配以十分精致并各不相同的钢琴演奏。从钢琴伴奏的和声和织体来看，虽然没有惊人之处，但它恰恰是这首民歌朴实、深情的风格体现。乐曲开始的4小节前奏，右手是主题的提示，左手则用四、五度音叠置成的和声，配以清新柔和的节奏背景，让听众从一开始就感受到这首民歌“质朴、含蓄的感情特点”。之后的4段音乐，每一段都随着歌唱的情感变化而变化。第一段沿袭了前奏质朴的民歌风格，前半部分的伴奏与前奏保持一致，后半部分依然是平稳的织体，但节奏型作了变化，给人一种期待感。第二段在高音区用琶音演奏的手法，和声上也做了变化，表现出诙谐和挑逗的情趣。第三段的伴奏是一个融合型的织体，高音是8度的主旋律，低音则采用了第一段后半部分具有期待感的节奏型；这似乎是这首民歌音乐发展的必然，体现出情感从朴实到挑逗，再到期待的自然流露过程。可见，江先生为编配这首民歌的用心，他把自己完全融入歌唱的情感之中。第四段的伴奏与歌唱形成对位，钢琴的模仿略有变奏；两者形成互为对歌的场景，把这首民歌的音乐推向了高潮。最后是简短的尾声，在一个扩展了一倍时值的节奏中结束全曲，给人无限的回味。王震亚老师曾经这样评价江先生为《康定情歌》的编配，他说：“全曲简洁而丰富。乍听似无惊人的和声效果，但空四、五、八度、平行和弦和小七和弦的运用，和弦三音的省略以及和弦连接的精心处理，使伴奏部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这首民歌十分协调。”
《康定情歌》在民间流传的年代无法考证，但它走进歌唱舞台，至今已有76年；走向世界舞台，至今已有73年。要不是康定籍作家郭昌平的追寻，恐怕这首民歌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至今是个谜。受江定仙先生之子江自生先生的委托，要我写一篇文章，再把《康定情歌》得以传播的历史事实告诉世人，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从这首民歌得以流传的每一个环节来看，江定仙先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江先生为《康定情歌》的精心编配，是这首民歌走上国内外音乐舞台的关键。作曲系王震亚等学生组建“山歌社”，江定仙先生是时任系主任；《康定情歌》的整理记谱者吴文季，是受“山歌社”的影响而热心采集民歌；这首民歌由歌唱家伍正谦首次在舞台上演唱时，是由江定仙先生编配和伴奏的；江定仙先生又为出版《中国民歌选》写序、校对并提供《康定情歌》的编配谱；江定仙先生后来又向喻宜萱先生推荐由他编配的《康定情歌》，通过喻宜萱先生将这首民歌带到海外巡演。假如没有以上这些环节，《康定情歌》就会像成千上万的民间歌曲一样，仅仅在康定地区的民间传唱。当然，也许会有其他人能为此作出类似的贡献；但是，历史的责任却落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几位教授和学生身上，江定仙先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2021年4月10日于北京
（江定仙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王次炤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王次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