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电影经典镜头刘伯承（刘伯承走马上任南京纪事）

淮海战役电影经典镜头刘伯承（刘伯承走马上任南京纪事）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当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大批城市相继解放，干部极为缺乏，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刘伯承身先士卒，虚心求教，亲自参加各界座谈会和各类群众集会，宣讲政策，了解民情。5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随军南下干部与南京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刘伯承与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领导人均作了重要讲话。刘伯承充满激情地号召大家：“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此前，刘伯承幽默地表示：“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5月9日晚，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被召集开会。刘伯承指出，从南京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鉴于渡江战役胜利在即，南京指日可待，便预先确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

从战场上挥斥方遒的军事家，到为民勤政的南京首任市长，刘伯承在建设新中国的壮丽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

1949年4月，刘伯承（右二）在庆祝南京解放大会上检阅游行队伍

“对于人民的家私、财富，我们一点一滴都要爱护”

5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随军南下干部与南京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刘伯承与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领导人均作了重要讲话。刘伯承充满激情地号召大家：“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

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此前，刘伯承幽默地表示：“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5月9日晚，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被召集开会。

刘伯承指出，从南京解放的这一天起，“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已由被统治者变成为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了”。

当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大批城市相继解放，干部极为缺乏，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刘伯承身先士卒，虚心求教，亲自参加各界座谈会和各类群众集会，宣讲政策，了解民情。

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

自5月13日至18日，他在6日之内先后出席了工人、学生、科学文化、工商界座谈会近10次，践行了“就职演说”中的承诺。

他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极好时机，总是一丝不苟地起草和准备发言稿。有时在办公室忙到曙色临窗，就接着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大声招呼警卫员：“装茶。”警卫员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用茶解乏的老习惯，只要喝下一大杯苦涩的浓茶，他又会精神抖擞，继续伏案工作。

不仅如此，刘伯承对于市委的日常领导工作也非常具体深入，对做好南京建设工作高度重视。保存至今的解放初期市委档案记录显示，当时他一两天就要主持召开一次常委会，仅5月7日至6月8日就开了19次，他经常在会上大段发言或指示。尽管身兼多个要职，管理好南京确实是他当时的工作重心所在。

5月初，二野文工团奉命到国民大会堂准备演出。这是当年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佳的会议场所。工作人员在布景时，由于时间紧，要赶工，而且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建筑，蒋介石当总统的地方”，存有鄙视的心态，所以粗率地在天花板、后壁上敲了20多个窟窿，钉了许多铁钉，以便穿绳挂标语和画像等。

当时的国民大会堂管理处主任曹锦回忆，刘伯承得知消息后，立刻带着军管会房产处处长朱启銮到现场察看，当即严厉批评文工团团长、指导员等：“你们在这里乱弹琴啊！……这个大会堂过去是蒋介石的，可是现在到了人民的手里，就是人民的家私了。”“人民的家私不能随便糟蹋！人民的家私就是人民的血汗！这样一个大会堂需要多少钱才盖得起？蒋介石也是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才盖成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我们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的，对于人民的家私、财富，我们一点一滴都要爱护。我们哪有权力随便糟蹋人民的财富呢？”

由于这样的教育无处不在，使得人民政府的作风令百姓耳目一新，威信迅速提高，大家普遍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

“要把消费的南京，变为生产的南京”

刘伯承按照华东局的指示，提出“要把消费的南京，变为生产的南京”，于是调整经济结构，恢复和改造生产成为当时最切要的中心工作。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伯承领导的军管会首先以一个月时间快速完成了接管，同时严格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来开展财政经济工作。

为领导经济工作，南京成立了财经委员会及其财经办事处作为统率机关，统一计划调度城乡生产。工人们的生产热情也普遍高涨，生产计划都超额完成。

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口，以及散兵游勇、特务、惯匪小偷都是增加城市负担、妨害治安、影响建设的重要因素。对此，刘伯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处置：

一是疏散安置。解放初两个多月疏散了15万人，约2万名失业人员、学生通过工运干部训练班、工人政治学校、军大、华大、西南服务团吸收为干部，散兵游勇遣送回籍，惯匪小偷进行劳动教养。对地主的处理复杂一些，刘伯承提出，只要他们改过自新就应从宽处理，以免“他们无法生活将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治安”。

二是肃清特务。特务的活动主要是散播谣言，扰乱治安，伪装成解放军实施抢劫，趁水灾破坏江堤等。刘伯承提出打击的原则是少、准、狠。南京解放四个月，破获特务案件41件，逮捕重要特务115人，自新登记的匪党和特务分子有345人，“百万市民再不像以前那样时时遭受匪特迫害，奠定了民主、自由、安宁新秩序的初步基础”。

当时政府施政最受掣肘的还是财政，一方面百废待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一方面生产尚在恢复，财政收入极其有限。刘伯承提出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特别指出必须克服“坏现象”，反对贪污浪费，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规定编制名额，严格执行预决算。

当时南京永利化学厂厂长感慨地说：“在过去，要想在中国独立地发展民族工业，真是何其艰辛，内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欺诈。现在已经是人民自己的世界了。我们要积极解决运输和电力困难，研究减轻成本，提高产量，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这也是我们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也颇有感触地说：“往日国民党请我们商人的客，是要我们出钱。今天共产党的市长请我们的客，则是商量发展工商业，并且可以贷款发展生产，这是我们从来想不到的。”

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刘伯承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我们都看到旧的中国即将完全被打碎，我们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繁重而又光明的。在这个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我们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与会的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听了非常感奋，一致表示，一定要为建设新南京贡献各自的力量。

可以说，作为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的新手，要在这个上百万人嗷嗷待哺，30万人没有职业，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工厂停工，敌特破坏的棘手环境中建立获得广泛认同的新政权，其难如上青天。但刘伯承等共产党人，以“为政不在多言”的姿态，用惊人的速度完成角色转换，勇于担当，直面难题，积极回应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完成接管建政、稳定秩序的任务，使一座有着国际影响的标志性中心城市不仅保持了正常运转，而且很快就走向新生。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1949年9月7日，刘伯承作为二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赴北平参加创建新中国的系列活动，就此暂别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开始走上向正规化、现代化转型之路。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正规军校体系，首先是创办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并有意让已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挂帅。

不过当时，中央还有另一个考虑，即调他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刘伯承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他致函中央军委，表态要辞去西南的一切职务，去办军事学校。经过一番意见征求，10月23日，中央军委正式电令刘伯承主持陆军大学筹备工作。校址暂设于南京。

11月21日，刘伯承抵达南京，着手组织军事学院的工作机构和筹备开训。1951年1月15日，仅用48天时间，军事学院就正式开学。军事学院规模极大，号称占了半个南京城。仅校址主体占地面积就达3平方公里，曾经举行过侵华日军投降签字典礼的大礼堂为学院的标志性建筑。

到1956年，仅军事教员就由最初的190人增至1007人，其中共产党员比例由不到10%增至63%;而五年中由学员留下任教的有324人，由在职干部和知识青年培养而成的有136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随着学院分建又走向全国各地，成为解放军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先驱和骨干力量。刘伯承为探索解放军正规化的教育训练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三联生活周刊》 李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