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苏联的态度（苏联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苏联的态度（苏联与西安事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旧把「剿共」列为优先议题。而苏联则提出，国共合作是中苏合作的前提。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彻底失去对热河、华北和察哈尔的控制之后，民情激愤势若水火，中国已退无可退。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决议。内外政策重心由「剿共」转向「抗日」。同时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及对日备战等事项。国民政府早在1933年5月就提出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中方草案。1933年的10月，苏联也提出了苏方草案。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简单说主要就是：国民党仍旧坚持所谓汪精卫蒋介石所说的「秘筹密谋」，指的就是当时中苏密谋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先是寻求国联主持公道。但是当时英国认为，日本侵略满洲，就会与苏联发生利益冲突，有利于英国，所以不主张制裁日本。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因为国联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退出了国联。所以国民政府试图再次利用国联干预抵制

大家好，我是特爱聊的老王。今天咱们聊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西安事变」。

简而言之，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从1933年的「长城抗战」，到1935年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如果仅从结果来看，国民政府是丢了满洲，丢了上海，丢了察哈尔丢了热河和华北，但国民政府对日实行的并不是所谓「不抵抗政策」，而是一面顽强抵抗，一面寻求国际社会支持的「不屈服，不接受，不合作」政策。

长城抗战

热河失守以后，汪精卫说：鸣钲求救而不得，只能默守待援。此时的中国只能在强敌面前暂时低头，而待机复兴。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以和日而掩护外交，韬光养晦，秘筹秘谋，以余报国唯一政策也。

汪精卫

蒋介石所说的「秘筹密谋」，指的就是当时中苏密谋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先是寻求国联主持公道。但是当时英国认为，日本侵略满洲，就会与苏联发生利益冲突，有利于英国，所以不主张制裁日本。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因为国联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退出了国联。所以国民政府试图再次利用国联干预抵制日本的策略， 就没能奏效。但是日本吞并东北，就与苏联的远东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所以一方面试图利用国际社会的干预，一方面试图寻求苏联的支援，一直是国民政府抗日的两条依赖路径。

简单说，从日本吞并满洲开始，中苏就已经成为了联手遏制日本的天然盟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是为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扫清政治障碍。

国民政府早在1933年5月就提出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中方草案。1933年的10月，苏联也提出了苏方草案。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简单说主要就是：国民党仍旧坚持所谓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旧把「剿共」列为优先议题。而苏联则提出，国共合作是中苏合作的前提。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彻底失去对热河、华北和察哈尔的控制之后，民情激愤势若水火，中国已退无可退。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决议。内外政策重心由「剿共」转向「抗日」。同时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及对日备战等事项。

1935年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信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中国全面抗战，我们则准备给予支援。但是我们不明白，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围剿中国红军，那他怎么安排抗日？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所以苏联当时的立场是，苏联援华抗日的前提，是国共两党进行合作谈判。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1936年1月，蒋介石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援，在剿共的问题上向苏联表示了让步。蒋介石提出，可以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即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他则可以同意保留红军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所以虽然《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最后的签约时间是1937年的8月21日，但是事实上在1936年初，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差不多前一年，中苏之间就已经在“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了。而且根据孔祥熙向苏联驻华大使的通报，在1936年的3月，国共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合作抗日」的秘密谈判。所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西安事变」导致的结果，而是西安事变差不多一年以前，就已经达成的共识。

但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毕竟当时还没有正式签约。所以事实上苏联还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的承诺。因为日本为了防止中苏联手抗日，在1935年的10月份，也提出了所谓中日亲善的《广田三原则》。其核心意思就是，中日暂时搁置东北和华北的冲突，共同联手反共反苏。所以苏联当时最大的担心，是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与日本合作，反共反苏。

广田弘毅

而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参加了「国民党五大」，他们既知道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重心已由「剿共」转向「抗日」，也应该了解事实上中苏之间，从1933年就开始的接触，也知道在1936年初，中苏就停止剿共援华抗日，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张学良大约从1936年中开始，秘密联系苏联驻华大使，提出与苏联订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同时派出特使莫德惠秘密访问莫斯科。莫德惠不仅在莫斯科设立了张学良的秘密代表处。还开通了从莫斯经乌鲁木齐-兰州到西安的一条空中通道。蒋介石当时获得的情报是，张学良试图寻求苏联的帮助在西北建立一个受苏联庇护的独立政府。而张学良此举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抗日。他当时应该就是在利用苏联对蒋介石的不信任，谋求政治利益。

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苏联在第一时间，与张学良撇清了关系。声称他们与张学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在西安事变仅仅2天以后，12月14日《真理报》就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是以抗日的名义谋求私利。制造国家分裂。并且认为「西安事变」是亲日分子的阴谋。这说明苏联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应该并不是认为张学良可以成为取代蒋介石的中国政治领袖。最大的可能就是，张学良也是苏联利用的棋子，目的是给蒋介石施压，避免蒋介石倒向日本，与日本联手反共抗俄。

因为蒋介石知道张学良与苏联之间的秘密接触。苏联也知道蒋介石知道。张学良也知道蒋介石知道。蒋介石也知道苏联和张学良知道。所以苏联是在利用张学良给蒋介石施压，避免蒋介石与日本合作，蒋介石是利用日本给苏联施压，促成中苏合作抗日。而张学良则是企图利用苏联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寻求苏联的支持，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这其实是张学良蒋介石与苏联之间的三方博弈。而苏联最后选择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支持蒋介石，放弃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应该始终并不确定，苏联是否会真的支持他。因为苏联始终没有明确承诺会支持张学良。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也并没有通知苏联。最大的可能就是为了避免苏联的反对。

另外张学良并不是坚定的抗日将领，他是东北沦陷的直接责任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不抵抗命令」，反而是有明确的「抵抗命令」，但是他并没有执行。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完全占领东三省。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但日本对国联的谴责和决议置之不理，反而继续进攻东北守军。11月份，国民政府明令东北守军应该严守疆土，不应一味放弃。到12月，日军进攻锦州时，顾维钧，宋子文和蒋介石都致电张学良，请其务守锦州，不可轻易放弃。但张学良还是自行其是，放弃了锦州。日军是在兵不血刃占领锦州之后，才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同时，他也是1933年「长城会战」的战败责任人。他当时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引咎辞职出国考察，直到1935年10月，才重新出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

而蒋介石也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所谓「假抗日真反共。他是『真抗日也真反共』。

因为对蒋介石而言，东北军、红军以及日本侵略者，都是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付日本的侵略，是所谓的『攘外』，而对付东北军与红军，就是所谓的『安内』。他既想联苏抗日，同时也想消灭红军和借机整编东北军，收了张学良的军权。所以他筹划了一盘大棋，本来想一石三鸟，既解决了东北军和红军的问题，也同时扫清中苏签约，援华抗日的障碍。利用抗日之机，把『攘外』与『安内』的问题，一起解决。但是张学良的『兵变』打乱了他的计划。而因为苏联坚决支持蒋介石，又使张学良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谋求苏联支持的计划 也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