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说一带一路亚投行（述说一带一路亚投行）

在世界银行及IMF中，虽然没有明文指出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是由于两者的议事规则均规定，只有赞同票权重达到85％以上时，重大决议才能通过。而美国在两者中占有的投票权重分别为15．9％与16．8％，事实上具有一票否决的能力，能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根据自己的利益为最终结果“上锁”。

然而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却多次强调：“‘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担当。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中，中国持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股本占比为30．34％，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但《协定》中也写明：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将被逐步稀释。

作为表决权股份超过25％的唯一成员，中国目前对亚投行重要决定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等到全部申请人都加入时，中国准备交出这一权力。“美国和日本加入后中国会单方面稀释自己的股份。”金立群曾明确表示。

虽然“否决权”只能是在针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进行防御，而不能对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若放弃“否决权”意味着，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亚投行中主导决策进程。

据了解，今后如果亚投行有新成员加入，出资比率和投票权将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决定。暗示了参加国进一步增加的话中国的出资比例将下降，不再掌握否决权的可能性。在美国、日本加入亚投行之前，中国还具有事实“否决权”。

5月12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东盟峰会间隙，金立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今年成员数可能从70个增加到85个。而且，亚投行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和日本的加入。

消除高标准担忧

在亚投行筹建的800天中，外界猜疑最多的除了“否决权”，亚投行将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是否会采用高标准等都表示出疑虑重重。

有人推测，亚投行实质上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与美元抗衡，一定会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确，中国作为主要出资国和最大股东，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亚投行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但在亚投行成立大会上，金立群明确表示，亚投行发放的贷款将以美元计价。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将大大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现在由于人民币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网点不是很多，实际结算成本也比较高，存在一定的障碍。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表示，亚投行覆盖了五大洲的几十个成员国，未来的很多项目国际化程度较高，与之匹配的在各个国家的使用程度和接受程度都很高的货币就是美元，所以使用美元阻力最小。

对此，金立群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多边开发机构，考虑到现行的国际金融系统，亚投行将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美元作为结算货币。

亚投行用事实不断向世界证明其开放、包容的基本原则，也通过细节安排打消了关于是否采用“高标准”的疑虑。

5月之前，亚投行已经共为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阿曼、阿塞拜疆等7个亚洲国家的9个项目提供了17．3亿美元贷款，撬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125亿美元。

亚投行官网显示，其目前有11个待批准的项目，其中有6个位于印度。5月3日，首个印度贷款项目正式获批，贷款金额为1．6亿美元，用于印度联邦政府于2014年启动的全民供电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目融资是与世界银行联合融资完成。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经批准的项目大多数是与世界银行、亚开行等联合融资，采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美国等其他国家一直存在亚投行不会采用高标准的担忧。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开始相信亚投行的出现，将改变过去的“零和思维”，结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5月11日，日本的智库也已经先于日本政府看出了亚投行的诚意，呼吁日本政府立即加入亚投行。

5月13日，亚投行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包括智利、希腊在内，7个新成员获理事会批准得以加入亚投行。这是年内亚投行成员的第二次扩围，今年3月份加拿大、中国香港等13个新成员获批加入亚投行。至此，亚投行成员达到77个。

亚投行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范媛

开张一年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以下简称“亚投行”）还是国际发展领域的新伙伴，但却肩负着和“一带一路”齐头并进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

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其全貌以及其可能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本报独家专访了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引导基金董事长、中金资本总裁丁玮，请他来解码亚投行。

丁玮长期在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从业经历，并有在德意志银行、淡马锡及中金公司等国内外知名机构的丰富工作经验。

亚投行和世行比较相似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理解亚投行，跟哪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对标更贴切？

丁玮：亚投行应该和世行比较相似。世行原名叫国际重建开发银行IBRD。重建，主要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成立之初主要是为了欧洲。二战以后欧洲的设施被彻底摧毁。所以世行前十年，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都是围绕欧洲基础设施的重建。这一任务基本完成后世行就开始转向欧洲国家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如上世纪60、70年代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做了不少港口、公路、铁路，也搞了一些钢铁、水泥的工业项目。

中国经济时报：世行贷款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怎么样呢？

丁玮：效果不一样。在有些国家不是特别好，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局、体制大多不太稳定，其经济体系的基本制度也没建立好，民权、私有财产、合同没有足够保障，再加上贪污腐败，经常的改朝换代，到最后连还款都成问题，最后不是财政不行就是外汇不行。所以这些国家首先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搞好制度建设。世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项目之外再辅之以结构性改革贷款，就是配套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如果不做这些改革，尽管公路、铁路基础设施项目在建设，但对于民生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强，项目也会常常达不到预期。

中国经济时报：这些改革主要针对哪些方面？效果如何？

丁玮：改革就是通过结构性调整，把项目贷款跟经济改革、制度改革联系起来。比如说针对可能的腐败，项目要有明确的规定和制约，采购必须要走程序；利率要市场化一些、要降低税收、要减少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等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海关、产业结构和政策、国有体制等等，五花八门，当然包括在金融领域。

当年我在世行时在东欧做得更多一点。那时的东欧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所以要做工业、农业，企业的私有化，推进市场化制度和体制的建立，包括自由贸易、自由定价、自由雇工等等，各个国家的政策不一样，但总体来说都是走向市场化、制度化、公平化的改革。当然，一国的改革主要不是靠一个金融机构、一个国际组织就能推进得了的，改革的动力还是来自国内的政治和国内民众的要求，如果国内不配合，世行的结构性政策性贷款也只能是碎片化的、局部化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就算局部得到了满足也不能改变整体，通常也就不能持久。中国做得比较好，中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世界银行配合中国的改革，虽然世行对中国贷款总量不是太大，但影响力是巨大的。

2000年以后，世行贷款和项目更多地转向对社会政策调整的要求，这也是一种结构性贷款，但却是超出了传统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扶贫、妇女、儿童、健康、教育、环境。今天世界银行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格局，社会性的占了一大半，同时辅之以行业性政策调整的改革，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如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世行也是会参与。而且世行也通过其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FC）来支持民营企业、私有企业的发展。世行主要通过中央政府财政部门落实对具体项目的贷款，而IFC则超出了贷款，也进行股权投资，像基金一样，虽然有风险，但做得好回报也更高一点。

所以从世行改革的过程看，基础设施是必须要做的，但不够，作为国际性机构必须关注到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适当性，同时也要关注社会效益。

吸取世行的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时报：亚投行目前主要是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从世行经验看最大的风险点是什么？

丁玮：主要还是还贷风险。可能会有一些国家贷款贷了十几年，欠了很多，最后不想还了。当年有些国家就指责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前的贷款强加了不合理的条件，老百姓不答应等等，所以在这些方面亚投行还是应该未雨绸缪。

要关注这些国家的整体情况，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分析应该是作为基础设施贷款的前提之一，国家贫穷一些、经济回报率低一些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看被投资国是不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要看民心所向，是否有积极的改革开放和要搞好的愿望；是否符合“一带一路”的沿线经济发展。如果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走向正轨，政治经济完全是被寡头利益瓜分，以后问题就会比较大。

中国经济时报：亚投行成立一年多，您觉得有哪些好的方面？内部治理应注意哪些方面？

丁玮：我非常看好亚投行，中国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符合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经济本身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帮助。亚投行从开局至今，可以说开局良好、思路良好、框架良好。特别重要的是选了一位好行长，金立群在世界银行和亚开行都工作了相当长时间，有智慧、有学问，更重要的是非常有经验，他在制度设置上的很多方面都是吸取了世行的经验教训。未来亚投行在内部治理上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防止官僚化，防止机构臃肿。

亚投行：从发展和风险中寻找平衡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范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其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即注定了要面对一场复杂的博弈。如何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开行等国际组织平衡发展？作为金融机构，防风险是第一要务，亚投行又该如何防范贷款风险？中国经济时报特别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军红，为读者进一步解读亚投行在世界金融格局中的博弈。

合作学习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亚投行和世行签署了备忘录加深合作，您如何看待双方的合作？

刘军红：亚投行致力于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解决地区互联互通中的关键节点的兼容性融资难题，这与世行致力于世界发展、开发金融的任务是一致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展开项目合作，共同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融资不足问题，也是一种合作的新尝试。同时，双方都注重融资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健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和谐性问题，对融资、筹资都有较严格的管理要求。这也希望彼此能够合作完成相关项目，相互补充。最关键的是，双方的合作有利于促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投资，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投资。投资预期收益率低下是困扰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题问题。“一带一路”下的亚投行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有利于形成投资条件，提高投资预期收益率，最终通过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这与美国力促世界经济复苏，及其政治意图并不矛盾。因此，美国没有理由阻碍世行与亚投行展开合作。

中国经济时报：亚投行接受世界银行的合作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军红：目前，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更好完成互联互通项目融资，及其方法和信用建设角度，亚投行存在与世行合作，并学习的必要。世行在发展金融、项目开发金融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对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有较好的把握，比如统计、调查及研究，形成了很好的体系，对这些经验、体系和数据的掌握，也是展开项目融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亚投行刚刚起步，还远没有建起独立的统计、调查体系和功能，需要利用世行现有条件和体系。但这种合作并不意味二者的捆绑，与清迈倡议框架与IMF的关联性合作不同，亚投行与世行的合作应该是项目、融资条件的合作。

中国经济时报：亚投行除了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应该学习世行关注教育和扶贫等工作，亚投行民心相通应该如何落地？

刘军红：从当前的条件看，亚投行仍以致力于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突出其专业性，不宜过度追求类似世行、亚开行的发展金融业务。发展金融是需要条件的，也是需要政治支持的。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曾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强调过亚开行展开发展金融的“八个条件”。事实上，发展金融的展开不仅仅需要“八个条件”，兼具发展、合作、协调等外交手段功能。扶贫、教育、环保，和谐发展问题都在其中。但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重点则在于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难题。美国奥巴马政府就曾提出搞“基础设施银行”构想，其出发点是，美国50个州与联邦政府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事实上存在“三不管”的空白地带，至少存在各方法律不适用、财政达不到的空白处，而这里正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节点，是突出表现整体基础设施完整性的关键，也是基础设施之所以能发挥基础设施功能之关键所在。为了解决这些重要的“三不管”问题，需要设立联邦基础设施专业银行，解决专业问题。而不是解决广泛的发展问题，亚投行的专业性也正在于此。

控制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看亚投行规避贷款风险的方式主要是主权结算，从世行经验看，主权结算是不是化解风险的万能解药？

刘军红：主权结算的主要特点事实上就是“政府信用担保”，独立主权国家的政府信用包括政治稳定、制度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确保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健全、可持续性的最关键条件。特别是亚投行的业务多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主要支持项目，金额大、周期长，非市场风险（甚至国家风险）高，使用市场运用方式分散风险、控制风险是不够的，必须在制度上使用直接规避国家风险的方式。主权结算便是其中一种方式。即使从世行、亚行等发展金融的经验看，这也仅仅是规避国家风险的方式之一，也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灵丹妙药。

中国经济时报：贷款风险评估，亚投行延用穆迪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是否有弊端？怎么规避？

刘军红：尽管历史经验证明三大评级机构存在自身缺陷，但历史实践也证明，特别是市场实践证明，其评级仍有市场信用性，是当今世界市场的最具市场信用度的评价体系。但是，这个风险评价体系并不能保证风险完全可规避。其评级仅限于对其发行债券的评级，即融资条件的评价。项目融资的风险是综合的，并不是简单的市场风险，因此，规避、管理风险的手段也是多样的。除了一般市场分散风险、利用多种条件平衡风险与利益，比如掉期、套期保值等常态手段之外，项目实施后的“风险管理”，尤其是“非市场风险管理”“国家风险管理”也是重要的方式。

---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阳

---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http://www.ce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