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

小君 2023-10-01 13:35:48 629

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冯志远老师从教将近50年，在宁夏就是44年培育出了上万名学生有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著名导演、著名作家、著名作曲家、资深媒体人，还有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等名牌大学教授。同学们非常敬佩冯志远老师的奉献精神，更同情他的遭遇，经常打电话慰问冯志远老师，寄礼物给冯志远老师，捐款给冯志远老师，策划宁夏媒体与吉林媒体互动，宣传冯志远老师的感人事迹。2002年5月27日，冯宝珍从长春赶到关帝中学，将哥哥冯志远接到了长春自己家里照顾。冯志远1949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在上海男子中学任语文教师。1958年自愿报名来到宁夏支援“老(老区）少（少数民族）边（边区）穷（贫穷）”地区文化教育建设，分配到中宁县1957年刚刚创建的鸣沙中学是鸣沙中学第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语文老师，教授语文和俄语两门课程。1973年调往中宁县关帝中学（中宁三

杨森林/文

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1)

鸣沙中学时的冯志远老师

一、冯志远小传

冯志远（1930——2013）1930年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农村，2013年去世于长春妹妹冯宝珍家。

冯志远1949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在上海男子中学任语文教师。1958年自愿报名来到宁夏支援“老(老区）少（少数民族）边（边区）穷（贫穷）”地区文化教育建设，分配到中宁县1957年刚刚创建的鸣沙中学是鸣沙中学第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语文老师，教授语文和俄语两门课程。1973年调往中宁县关帝中学（中宁三中）任语文和英语老师。1984年春，冯志远老师刚刚过完55岁生日，因多年患青光眼疾病而双目失明，但他仍然坚持教学——语文英语课教不成，他改教历史：他将历史课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事先在心中拟好复稿，以说书方式在自己小房间反复训练，上课前由学生搀扶上讲台，对全班同学以说书的方式教授历史课，无数个学生含泪听他“讲书”。这样的历史课，冯志远老师坚持教到了1990年退休。退休后，冯志远老师一直只身住在关帝中学，对前来看望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同学们辅导补课。

冯志远在宁夏中宁教书育人40多年，夫人马毓仁老师（与冯志远同为原上海男子中学教师）曾三次从上海专程来中宁看望：第一次是1960年1月寒假，她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鸣沙中学——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第三次是2000年7月暑假，她与儿子冯九实从上海来到关帝中学——1970年，冯志远与马毓仁老师有了唯一的儿子，冯志远亲自起名为“九实”，寓意是盼望儿子能够长长久久实实在在记住他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但是，除小时候冯志远假期有限的几次回上海，陪同儿子玩耍识字外，他多年没有回上海，儿子越长越大，越来越与他生疏——长大后，从不叫冯志远爸爸。

2000年，30岁的儿子正在谈恋爱，上海的家只有一间10多平米的小房屋。冯志远自感愧对妻儿，不愿回上海给妻儿增加负担，尤其担心自己回上海挤进10多平米小房内，影响儿子恋爱，依然坚持留在关帝中学校园内，独自居住。双目失明本来饮食起居就无法自理，2001年，冯志远老师又得了脑血栓，生活更加困难。他给远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妹妹冯宝珍打电话，说到动情处，不由自主地说道：“妹妹啊，你下次来宁夏看哥哥，哥哥可能就只有骨灰了……”

2002年5月27日，冯宝珍从长春赶到关帝中学，将哥哥冯志远接到了长春自己家里照顾。

冯志远老师从教将近50年，在宁夏就是44年培育出了上万名学生有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著名导演、著名作家、著名作曲家、资深媒体人，还有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等名牌大学教授。同学们非常敬佩冯志远老师的奉献精神，更同情他的遭遇，经常打电话慰问冯志远老师，寄礼物给冯志远老师，捐款给冯志远老师，策划宁夏媒体与吉林媒体互动，宣传冯志远老师的感人事迹。

2005年新华社记者为冯志远老师撰写了内参。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冯老师的事迹感人至深，要搞好宣传，并安排好冯老师的治疗和生活。”全国各大媒体集中宣传报道了冯志远老师的感人事迹，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冯志远老师被评为第2届中国十大老年新闻人物，2005年“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和2005年“感动吉林十大人物”。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全区人民向冯志远老师学习。根据冯志远真人真事拍摄的电影《冯志远》，成功地再现了冯志远老师支教的感人事迹，一经上映，立即引起轰动——冯志远的事迹再次感动了无数观众。随后的广播剧、长诗等多种文艺形式，传颂冯志远支边的光荣事迹，使冯志远老师形象和名字，铭记在众人心目中。

2013年5月29日，冯志远老师在长春妹妹冯宝珍家去世，寿年83岁。

宁夏、吉林政府及鸣沙中学关帝中学无数学子们发去了唁电，全国各大媒体再次集中报道了冯志远老师去世的消息。新华网的报道结尾这样写到——

冯志远的儿子冯九实站在五米外的地方，双手放在双腿两侧，微微低头，没有说话，也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表情，他左手拇指按压着食指的指肚。

在念悼词时，听着一句句感谢父亲的话，冯九实站直的身体开始微微摇晃，下颚和嘴唇都在颤抖。

致悼词完毕，来宾们向冯老师鞠躬，然后同家人或握手或鞠躬行礼。听着大家一句句的“节哀顺变”，冯九实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但没有流下眼泪。

可返回姑姑家中后，冯九实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一颗颗泪珠连成了线，挂在脸上，雾气模糊了眼镜。

他的成长中，父亲的陪伴少得可怜。在他初中以前，父亲在寒暑假还会从宁夏回到上海看他，父亲陪在他身边最长的一次，只有两个月。初中以后，父亲就很少回来了。 “在人前，我妈还是很能说的，我爸就是比较少说话，我这点像我爸。现在，对他的埋怨，早就没有了。”冯九实的性格中透着一种固执，沉默寡言完全遗传于父亲。面对告别仪式上那么多领导、陌生人，以及媒体镜头，冯九实选择用坚毅的一面为父亲送行，“人太多了，我强忍着不哭，但是回来后，真的忍不住了。”

冯九实答应过父亲，会带女儿来看他，可惜一直未能成行。现在父亲走了，这个约定，他依然会完成。“等女儿再大一点，懂事了，我会带着女儿到我爸的墓前看他，把我爸的故事告诉她。”冯九实的泪水涌了出来。在他眼里，父亲并不那么称职，但对于教育事业的执著和坚持，却是他从小就深刻体会的，“我爸对事情的执著、坚持，值得别人学习，也值得我学习，我也会让我女儿，从我爸的故事中，学习这些。”

冯志远的骨灰则暂时保管在龙峰殡葬服务中心。冯九实搓着双手说：“我很希望把我爸的骨灰带回上海，但上海的墓地要比长春的贵很多。如果在长春，我妈也看不到他。我每年过来看他，也要长春、上海两地飞。具体骨灰会放在哪里，我们还在商量。”告别仪式一结束，冯九实就将消息告诉给了上海的妻子，并由妻子转告母亲，母亲一直没有说话。“我妈妈心里也会很难受，所以只是嘱咐我老婆，照顾好我妈，就挂断了电话。”他说。当年冯老师远离妻儿远赴宁夏时，把生命的一半献给西部教育时，或许那时他心中早已笃定，“为公谋福得拥戴，营私一己众论轻。小天地内少置计，大宇宙间多用功。”

二、告别上海直奔鸣中

1958年10月21日。

上海火车站。

一列满载着505名支援宁夏的知识分子专列，缓缓驶出站台。因当时宁夏还没有通火车，专列沿陇海线从东往西行驶了2天2夜，于23日抵达兰州火车站。500多知识分子又换乘汽车，在兰州通往银川的石子公路上整整行驶了1天1夜，于1958年10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前一天，赶到了银川，就地参加了银川银新（银川老城——今兴庆区——通往新城火车站——今金凤区）公路地基建设，作为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献礼。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这505人中，除2个人（带队干部）头上没有戴“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右（派）”帽子外，其他人都戴有这样的“紧箍咒”。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中共宁夏工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到上海求援，请求上海派一部分知识分子来宁夏，支援宁夏建设，恰逢中央对京（北京）津（天津）沪（上海）三个直辖市有这样的要求，再赶上这三个大城市正想把“戴帽子”的“内控”（内部控制使用）人员想清理出去，上海一次性计划给宁夏支援500多人，并且按照文教、工交、财贸等系统进行了量化名额分配，各系统又量化分配到所属各单位，各单位再确定具体“支宁”人员。文教系统成员分为大、中、小学教师，以中学教师居多。他们从上海来到银川，下车被当作劳改犯一样看管着背上了背斗，给银川火车站至老城（今天的兴庆区）新修公路罗家庄段地基填土，对外的口号美其名为“向刚刚成立的自治区献礼！”别人暗自唉声叹气，骨头累得像散了架，冯志远却意气风发，唱着革命歌曲，要求给他背斗里的土上得满满当当，跑起来一路高歌，发言比谁都高调，口口声声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用自己劳动成果给自治区献礼！”完全一副革命乐观主义者的派头。6个月背斗扛下来，500多位上海“阿拉”细嫩的皮肤脱掉了几层皮，白净的脸蛋变得黝黑，暗中庆幸——总算把地基垫起来完成任务了！冯志远胸戴“劳动模范”大红花，依然摩拳擦掌，似乎还想大干一番。 1959年4月，冯志远与同车来的李术培——右派分子（反右定为“右”、“中右”、“极右”3个等级：“右”安排工作，不降工资；“中右”可以安排工作，降低工资，内部控制使用；“极右”就如著名作家张贤亮一样开除公职，投进监狱劳动改造）、王民国（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军统特务）、姚公英（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中统特务）等“牛鬼蛇神”同日被分配到鸣沙中学。同时分配到中宁县教育界的共有40人，他们是：仇标（翻译家、文汇报点名批判的大右派，后来也到鸣沙中学）、董定文、童秉义、吴松陵、马欣朗、胡国勋、周春海、王沛文、杨治中、张葆初、王铭新、曹永康、周详、沈尔才、张明霞、何仁灿、沈乾演、宋秀珍、朱文祥、周行健、徐孝穆、叶玫珍、姚古宏、范佩珠、江溯、许快雪、曾智仁、陈兆康、薛志文、徐培元、王丽娟、许一星、谢自齐、徐文彩等。

正是这40个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与当年来自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知识分子们一起，支撑起了鸣沙、中宁、宁夏及整个西部教育的蓝天，将一批批农村顽童培育成新时代新农村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农民，有的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等专业人才。

冯志远是鸣沙中学第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语文教师。刚刚创办的鸣沙中学当年急缺老师。冯志远精通历史、地理，俄语功底深厚，又会识谱，当他知道学校急缺其他科目教师时，他像在上海主动请缨一样，主动请缨给同学们教俄语、历史、地理和音乐。分配到鸣沙中学其他大城市来的教师，由于头戴“紧箍咒”，只是忘我教书，很少抛头露面，肆意张扬，唯独冯志远有点超凡脱俗的“绅士”风度：1米85的块头，朝后留着大背头，衣服穿得笔挺笔挺，走路昂头挺胸，脚下似乎丈量尺寸，出口不是李白就是杜甫，要么就是托尔斯泰、普希金。

三、因人施教不拘一格

冯志远发现，鸣沙虽然地处西北，但这里文化底蕴深厚，随便一个老农民，张口周天子，闭口李霸王，鸣沙街面还有《隋唐演义》的说书先生。学生虽然都是农村孩子，但聪明好学，对上海等大城市充满好奇与向往。他写信给上海的妻子马毓仁，叫她阅读《文汇报》时，留意把报纸上开办的文艺、科学、知识、奇闻等副刊整理好，给他完整地寄到鸣沙中学来。他把寄来上的精彩文章拿到班里，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供同学们阅读参考，开阔眼界。当年鸣沙街口有个邮电所。冯志远、李术培、王民国、姚公英，还有一同分配到鸣沙完小的谢自齐、姚古宏以及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来鸣沙中学小学的“支宁”教师们，就是通过鸣沙邮电所与家人取得联系——鸣沙邮电所当年不仅邮寄报刊包裹，还有一部通往鸣沙中学的专用手摇电话机，可以用手摇着叫通上海北京等地，只是由于当年电话铁丝线与广播铁丝线同架在一个电线杆子上，白天通广播时间，杂音太大，到了夜晚广播停播以后，可以摇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电话。为了不误急事，邮电所还开通电报专线——发电报的程序是当事人先将所要表达的内容，用最简短文字在专用电报纸上写好，交给邮电所专业人员，发电报专业人员按照1234567890的19个数字排列，每6个数字代表一个文字，发报员接到电报稿，可以按着发报机键迅速发给所在地邮电所，邮电所再派专人送达到收报人单位，又单位收发室转给接报人。冯志远1971年就从鸣沙邮电所接到过爱人马毓仁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儿病危速回”的电报，只是因为学生中考没能如愿。我与冯志远的相识是小学6年级时的1969年深秋。我家住在鸣沙中学大门前面，中间隔着一大片生产队的庄稼地。两条从七星渠直通下来的斗渠，从鸣沙中学东西校墙外面两侧缓缓流过。学校西边从鸣沙六队引出的一条毛渠，从学校北边的校墙根环绕而过，浇灌着我所在的鸣沙七队的大片农田。春夏秋三季开渠，斗渠水流哗哗，毛渠水流悠悠，把鸣沙中学照应得一派生机。隆冬，万物凋谢，中学有种鹤立鸡群的气派。初春，校门前的田野播种小麦时，生产队专门在地里留出一行空间，待小麦苗窜出地面，将灰塌塌的黄土地装点成一片绿油油的油彩画，留出的空间就像画板上标出的分割线。社员们一男一女，两两相配，在空开的地方，男的站立着拿铁锹将地面剁开露出湿土；女的蹲下身将玉米种子粒一颗一颗放入湿土里；男的再用脚将剁开的浮土靸填回原位。一横一竖靸填过去，留下的脚印就是田地里写出的重叠“人”字，活像天空中排列着的“人”字造型的雁群迎面扑来，把鸣沙中学装点得错落有致。盛夏，微风吹拂着小麦，掀起层层波浪，宛如大海起伏的波涛。套种的玉米被小麦挤压得拼命朝上伸头，好容易才能露出瘦瘦细细的绿色细嫩身躯。小麦割倒运走，玉米欢欣鼓舞，喜笑颜开伸展开身姿，正要一霸天下，社员们在麦茬地里抢种下的油料苏子却不甘落后，疯长着与玉米一争空间。万类夏天竞得自由的田园美景，把鸣沙中学白色的围墙和围墙里面的灰色瓦房教室衬托得赏心悦目。深秋，庄稼全部收完上场，大地母亲不再承载孕育的重任，像产妇一般需要休息时日，恢复元气。田埂边的荒草好容易熬到了不再被粮食压迫的日子，赤裸着露出旷野，跃跃欲试，尽显了迎风起舞的风流。枸杞树上还留有没有摘完的稀稀拉拉的红果子。枸杞园内的围墙边，冰草长得厚厚的，严严的，实实的。一丛丛野花，淡谈的，雾雾的，蒙蒙的，蓝蓝的，香香的。我从枸杞园的矮墙上钻进去，在枸杞树上摘几把新鲜但已经不怎么饱满的枸杞果，装进口袋，背起背斗，拿上铁簸箕，溜进鸣沙中学大门，挨房子敲门，说是给老师和住校生们掏炉灰，实际是借此用簸箕簸捡炉灰中还没有烧透的煤渣。当时学校的老师和住校生睡的是用土坷垃盘成的土炕，土炕头砌着土炉子。天一转凉，就要在土炉子里烧炕，不然，准要感冒受凉。我学着队上其他小伙伴的样，把掏出的炉灰背到倒垃圾的地方，用铁簸箕往出簸出还没有烧透的黑煤渣，背回家里存起来，就是一个冬天烧炕的好原料。遇到门房人不让进或有人不愿让掏炉灰，我就掏出一把枸杞果，绘声绘色地讲起吃枸杞可以免灾病的故事。冯志远就是听了我讲的枸杞故事，开始给我借书。记得当时我对他讲：吃了枸杞眼睛亮能防病，瘟疫一来，有钱人把枸杞完整咽下去，没钱人把枸杞含在嘴里，等瘟疫过去吐出来，下次瘟疫来了再含进嘴里。冯志远眼睛不好，接收了我的枸杞往嘴里含了几颗。然后对我微笑着，像是喜欢的样子。我身子蹲倒，用双手往铁簸箕里扒他炉子里的碳灰，抬头盯着他炕上靠近墙边推集着的一摞子书。1969年深秋的时候，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大都被当做传播“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东西烧毁掉了，当时提倡“停课闹革命。”小学上课也就读读报纸。发现冯志远老师炕上有这么多书籍，比发现他炉灰里还有没烧透的煤渣，更令人兴奋。他问我：“你想看书？”我点点头。他给了我一本高尔基的《童年》。拿回家，我一口气连夜看完——这是我第一次像模像样看长篇小说，书中描写的外婆就像我的母亲。第二天一早，我又敲开冯志远老师的门，给他还书。他发现我的鼻孔全是黑煤烟，问我怎么这么快就看完了一部厚书？我一边把书中的故事叙述给他，一边解释：连夜看书怕影响父母睡觉，就独自留在伙房的炕上。母亲在外面看见伙房灯老不熄灭，担心看坏我的眼睛，在窗外三番五次催促我吹灯睡觉。我只好把煤油灯放进升子（农村量粮食多少的器皿）里，堵住靠窗户的光亮，看了一夜书，可能是煤油灯的油烟熏进鼻孔子里了。他微笑着给我递来了《在人间》，随后又借给我《我的大学》。待我把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看完，他又分册借给我了《十万个为什么》——那是当年以“为什么”方式介绍自然科学的系列丛书。在大面积烧毁书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套书籍不属于“封资修”范例。在没有书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对文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早认知，就来自冯志远老师当年这种特殊时期的“因人施教”——只是当年我还没有进入鸣沙中学，还是个小学6年级学生。

四、燃烧自己照亮学生

上海男子中学至今已有160年建校史，前身是186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及其夫人来沪创办的“清心书院”，1918年定名为“清心女子中学”，1953年6月，改名为“上海市第八女子中学”，1969年起兼收男生，遂改称为“上海市第八中学”，后开设“上海市男子高中基地实验班”而更名为男子中学。冯志远1953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教书，到1958年支援宁夏，在此工作了5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2005年11月，上海市男子中学举行校庆，冯志远当年的几位学生（此时已经退休）认出了冯志远的老伴马毓仁老师，得知自己的老师冯志远已身患重病并双目失明，便委托一位学生在长春的弟子前去探望冯志远。2005年12月11日，一张万元汇款单从上海寄到了长春冯志远妹妹冯宝珍手里，上面有史蜀君、何寅、刘翰民、董梅荣4个学生的名字。这4个学生非同凡响：何寅是上海外语大学比较文学知名教授，刘翰良是上海财经大学知名教授，董梅荣是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高级教师，而史蜀君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在大上海不能说如雷贯耳，也是掷地有声。他们的成长与冯志远当年的教育，密切相关——史蜀君与冯志远相识于一部话剧。史蜀君当年在学校要排演一部话剧，冯志远老师是导演，但她老是背不出台词。冯老师耐心提醒她，绘声绘色地给她说戏。身为老师的冯志远从来都是和颜悦色，说戏很是投入，没有训斥也没有不耐烦，这让她非常喜欢话剧并最终表演成功，为她之后在艺术道路成长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她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64年毕业。1983年，史蜀君执导个人首部电影《女大学生宿舍》，荣获第24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处女作最佳导演奖，从而一炮走红；1986年，史蜀君执导青春电影《失踪的女中学生》，1988年，史蜀君获得广电部广播电视报新时期十年全国十佳电影导演奖；1989年，她执导了爱情电影《庭院深深》；1990年，她自编自导的电影《燃烧的婚纱》获哈尔滨冰雪电影节优秀影片奖；1992年，她执导电影《女大学生之死》，获得第一届人道主义精神优秀影片金奖；1996年，她执导爱情喜剧电影《小娇妻》。史蜀君每逢谈起自己的艺术成长之路，总是说：我永远感谢冯志远老师对我的启蒙教育。何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知名教授。2006年，我们一起应邀到北京中央电视台作《冯志远》电视节目，他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冯志远老师五十年代初在上海给我们教书时，是个非常睿智而才华横溢的人，是冯老师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普希金，知道了俄国文学，成为了我们文学的启蒙人。何寅用俄语现场朗读了冯志远当年交给他们的一首普希金的诗作，眼含热泪说：冯志远老师一生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照亮着我们！得知冯老师的遭遇让我们十分震惊，我们资助的一万元钱不多，只能略表我们做学生的一点心意，希望老师能有一个康乐的晚年。冯志远从上海来到到鸣沙中学教书，学校俄语老师奇缺，他一个人教了几个班同学们的俄语。那些年，鸣沙中学举办文艺演出，最后的压轴节目总是冯志远老师用俄语演唱的美声歌曲《喀秋莎》：鸣沙中学校外的教场滩，寒风怒号，飞沙走石，电线杆子上的铁丝被寒风肆虐得“滋滋滋”叫唤；校园内的工字房大套间，装扮一新，师生们化着妆，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当冯志远一曲如同天籁之音的美声《喀秋莎》从后台响起，沿着屋顶飘然出窗外，借助外面的风声，传到周边农民们耳中。农民们寻着歌声，挤进了鸣沙中学工字房演出现场，那些只知道吼秦腔的农民们，领略到了表达情感不光像秦腔那样喊，还可以悠悠然然圆圆润润地从胸腔里往外唱——而且还可以用外国话——尽管他们听不懂外国话的具体词语，但从来不缺音乐耳朵的鸣沙人，还是感受到了美对自己心灵的沐浴。“三年困难”时期，鸣沙中学只开了一学期俄语课后就改为“半日制”：上半天课，休息半天，主要是粮食紧张，营养不良，俄语等不少课程停止了学习。但是有位袁汉民同学不甘心因此荒废俄语学习，开始自学俄语。初三时，学校又恢复为全日制学习，俄语课不仅恢复教学，还作为当年“中考”录取的参考分数。用李术培老师的话说：参考，参考“上去了”；参考，参考“下来了”。这个时候，学校派冯志远老师给初三教俄语课。此时，其他同学学习俄语很吃力，而袁汉民不但学得轻松，还远远地跳过老师现教的内容，自学后面的俄语课内容。冯老师发现袁汉民不仅提出的俄语问题较深，还有独特见解，对袁汉民倍加关注，他经常课后让袁汉民到他房间，单独辅导，还送给袁汉民一部由陈昌浩主编的《俄汉词典》。当时在新华书店是买不到这部字典的。袁汉民后来参加中宁县中考，俄语成绩全县第二。

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2)

农业科学家袁汉民在布达拉斯参加国际会议时留影

袁汉民日后成为著名农业科学家，参加2000年6月5-9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第6届国际小麦大会”时，袁汉民在此次国际会议上做了题为《WINTER WHEAT AND EA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PRODUCTION SYSTEM IN NINGXIA CHIHA》（冬小麦可持续性生产体系在中国宁夏的建立）的报告。会议期间在“裴多芬博物馆”附近的树林中举行联欢晚会，袁汉民与一位俄罗斯专家交谈，当时袁汉民用俄语给她唱了冯老师教的《喀秋莎》歌曲，她眼睛突然发亮，转身找来了附近的许多俄罗斯参会人员，告诉他们：这个中国专家会唱《喀秋莎》，让袁汉民给他们再唱一遍。他们听后非常高兴，夸奖袁汉民发音准。当他们知道袁汉民的俄语是在中国农村鸣沙中学学习的时，深感中俄国友谊的珍贵。袁汉民向俄罗斯专家表示：《喀秋莎》这首歌不仅会勾起俄罗斯人民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情，而且能表达中俄人民并肩作战的友谊，他完全能够理解中国三军仪仗队出现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行进中唱着《喀秋莎》曲子，许多俄罗斯人感动得流下眼泪的心情。

李后魂是鸣沙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如今是南开大学博导，世界知名昆虫学家，担任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十几个国家昆虫学术权威刊物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世界各地新发现的昆虫种类的最终归类鉴定，要有“李后魂”三个字的亲自签名，方可得到业内认可。在鸣沙中学读书时，冯志远是他的语文老师。李后魂家在长滩，离鸣沙中学有几十里路程，上学条件比较艰苦，但他聪明好学，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冯志远告诉他：好奇是一个搞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想取得成就，光有好奇远远不够，一定要敢于做出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大胆举措，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但“可能”不是“已经”——要将“可能”变成“已经”，除了天赋聪明，还得有承担一定风险的准备。李后魂牢记着冯老师这些话，读博士时，深入西藏无人区，研究外界罕见的昆虫特性，采集各种各样的昆虫标本。做博士后时，李后魂深入非洲，在没有人迹的地方一呆就是大半年，采集了大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昆虫标本。因标本太多，正常航线飞行的航班因人员坐满，所带东西超重，无法将标本全部带回中国，只有经过还在打仗的阿富汗上空，飞机乘坐的顾客少，所带东西不受限制，方有全部带回中国的可能。李后魂与途径阿富汗上空的航班协商，最后决定：冒着生命危险，选择途径阿富汗上空航班，完整地将所采集的昆虫标本全部从非洲带回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昆虫“孤本”，至今已经成为南开大学昆虫资料馆的“镇馆之宝”。

1978年，我读大二，在《宁夏文艺》（《朔方》前身）“1978年第3期”发表了处女作——那时候，人人爱写作，处处有文学爱好者，但谁能公开发表一篇文学作品，就像今天谁的公司能够成功上市一般艰难，而一旦能够公开发表，就会轰动整个社会。冯志远欣喜若狂，拿着刊有我的处女作《宁夏文艺》，到处对人宣传：“我的学生发表作品啦——！”在关帝中学他所带的高中语文课堂上，叫学生给全班同学朗读（此时他眼睛已经不好）我的作品，他逐段给同学们讲解。他给我带信：要我假期回家一定去一趟关帝中学，说有要事相告。我见到他时，他拿出那本刊物，说我文中的一个“宽”字，对我反反复复强调了半天：“文章在这个地方应该用‘长’，而不应该用‘宽’啊！”并告诫我：创作第一个要素就是遣词造句的准确性，先有了准确，再考虑形象与生动。

1998年，他得知我应邀去德国访问，带信要我回来去他那里。电影《冯志远》中有一组冯志远学生访德国回来急急忙忙去看望冯老师的镜头，就是我给编导提供的素材——那也是导演杨洪涛好兄弟为表示我们间特殊友情，特意加入的一组以我为原型的镜头：他原本邀我加入剧组做编剧：冯志远学生编剧冯志远老师，很有特点。我考虑当时中宁有些人并不完全认可冯志远（其中大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对推冯志远为支教典型，颇有微词，我只能躲在幕后提供素材——那次见面，冯志远一改过去见我就教诲的一贯传统，静静地听我对他讲述国外见闻。很多细节，要我讲细点、再讲细点。

我在德国一个多月的交流见闻，给他讲了一个下午。接着，他把压在枕头底下的几本诗集笔记本拿了出来，要我看看。这是冯志远几乎一生所写下的诗歌，上面标有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时间记录。我仔仔细细看了多遍，心中有种难以言表的苦涩：除为数不多的几首稍有诗意外，大部分是随着那个时代的文字记录。望着冯老师渴望的眼神——此时冯老师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我只管说：“很好，很好。”

他叹了口气说：“唉……我的诗只是些紧跟形势的纪录，我知道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但你给我讲的这些德国见闻，很有价值，你要是能写出来，不管放到哪里去发表出版，都会受欢迎。”

受冯老师提示，我将访德国的见闻一一写了出来，在宁夏当年的《银川广播电视报》首发连载，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时候出国手续繁杂，能够顺利到国外，有点如同登月的艰难感觉，不像现在出国如同农民赶集，想旅游报个旅行社就能够搞定。待全文连载完毕，出版社结集出版了《笑问客从何处来——访德前后日记》一书。

2006年，在中央电视台做《冯志远》访谈节目，我对着镜头说了这样几句话：

冯志远等一大批支援西部教育的知识分子，从繁华的大城市上海北京来到贫穷落后的大西北，把我们这些农民孩子培养成才，到了我们孩子这一辈，有的在清华、北大读书，有的在美国英国深造。至今，我们连同自己的后代，有的留在了北上广安家，有的还在美英澳入籍，而冯志远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一辈子奉献在西北，最后留在了西北，如今退休多年，还没有一个归宿落脚的地方。对他们这代人的付出，仅凭一个“感动”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这些人来西北、来宁夏、来鸣沙，燃烧自己，照亮我们，我们或许也像父母一样，做一辈子黄土地上的“睁眼瞎”。

2017年初稿于银川 2020年修改于北京

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3)

从右到左冯志远、杨安国、殷思齐后排为本文作者胡月兰

快乐的一天

——忆与冯志远老师过大年三十

胡月兰/文

1992年大年三十，刘天龙约我和冯希珍说要去黄河北边去看望冯志远老师。我们三人都是鸣沙中学同学，我就带上了自己家做的面蛋蛋、夹脂子等年货，与刘天龙、冯希珍到街上买了点其它礼物，过了中宁黄河大桥，直奔石空镇，到了关帝中学。我们三人探头探脑地走了进去，先进了大门，再经过了大大的操场，校园最北面一个高台子上面有一排子房子，冯老师就住在东北边上的一间房子，房子后面靠就是大片农田。冯老师当时一开窗户，将大小便从后窗子直接倒入农田，生活十分拮据。空荡荡的大校园，冷冷清清，就住着冯老师孤零零一个老人。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过大年了，我们的冯老师为什么不回上海老家过年去哪？思索着走进了冯老师的屋内。冯老师听见有人来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抬起头来看着我们。我说：“我们都不要说出姓名，我们说话让老师听，看他从我们的声音能不能分辨出我们到底是谁？”结果，我和刘天龙一出声，冯老师就一口说出我们的名字。轮到冯希珍，他对冯老师说：“冯老师，您好好听听——我是谁？”冯老师犹豫了一下，忽然想起来，大声说道“冯——希——珍。”顿时，屋子里一片欢声笑语。十冬腊月，冯老师屋子里没有生火，就用一个电炉子取暖。冯老师穿着一个棉卡大衣。我感觉屋里有点冷。奇怪的是冯老师没有感冒，还很健谈极其乐观！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有衣的有寒，无衣的无寒了？”已经到中午时间了，房子里依然寒气逼人。我的心有些酸楚。就说：“冯老师，你教我们要感情丰富呢，你自己的生活咋就这么单调、不丰富吗？我听刘天龙说，您老伴从上海来宁夏中宁开证明，回上海分房子的时候，刘天龙激动得象迎接新娘似的到飞机场把她给您接来，你咋不留住她呢？怎么就只住了两天就让她走掉了呢？”冯老师只是嘿嘿嘿地笑。那笑容一下感染了我——我忽然看见了墙上挂的一把二胡：这不就是当年在鸣沙中学，冯老师教我们唱《白毛女》时拉的那把二胡吗？冯老师至今还好好地保管着哪！我从墙上拿下二胡，递给冯老师说：“来，冯老师像当年在鸣沙中学时一样——您唱‘杨白老’，我唱‘喜儿’——”冯老师接过二胡，拧了拧胡旋，快乐地拉起了二胡。当年那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冯志远老师，再一次出现在外面面前。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在鸣沙中学时唱过的“喜儿”歌曲：“北风的（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飘飘，年来到——”冯老师接着唱道：“十里风雪一片白，躲账七天回家来。割上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唉唉吆——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寂静的校园里响起了一阵阵歌声。我们快乐得像是回到了鸣沙中学的中学生时代。

2019年 12月3日

《支边典型冯志远》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赵立华/文

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4)

作者赵立华近影

看了《鸣沙中学60记》中《支边典型冯志远》一文，冯老师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冯

老师在那样坚苦的条件下，为了我们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艰难的一生。与冯老师相比，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工作呢？

我家在中宁县恩和镇上庄村。1973年，我以合格的成绩考上了鸣沙中学进入了人生的新起点。那时我们的校长是抗美援朝英雄唐德荣，班主任是杨宗仁老师。我们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杨老师指导下经历了快乐的三年校园生活。1977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家务农，农村实行分产责任制，我们家分了8亩地。1981年我和姚玉兰结婚，我们生了一儿一女。正当我们向往美好末来的时候，2007年3月，我在武威打工时，不慎从工地三层楼上跌落，落得终生残疾……从此，我高位截瘫，吃喝拉撒睡，每天24小时，3小时就要翻一次身。真是痛不欲生。自我截瘫后，各种并发症导致我体质差，常年穿梭在医院与家的路上，十几年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坚持着。要强的妻子姚玉兰一个人支撑起了这个家：她要照顾我，还要照顾孙女——从1岁半照顾至7岁，同时还耕种着8亩玉米，补贴着家用。如果遇不上姚玉兰这样的好妻子，就没有我现在的生命和家庭。

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5)

丁建国（左后1）等同学看望赵立华（前中）

2020年6月，老班长丁建国带着分别了43年的部分老同学到家里看望我，令我感动万分。同学们的关怀，鼓起了我的生活勇气。我的生活，相当残酷：我瘫痪后，曾失去了家族的顶梁柱——承揽工程的好弟弟，失去了操心大家庭的大哥，失去了慈爱的父亲。在我最艰难的时刻，是母亲给我张罗着过60岁生日。前些天，爱人姚玉兰又到银川去做手术……我真的对生活一度失去了信心……这种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

当我情绪跌入低谷的时候，我在轮椅上阅读了杨森林校友的作品《支边典型冯志远》一文，文章的内容深深打动了我将死的心灵：冯老师为了祖国的教育强国富民，眼睛看不见了，语文课教不成了，就改教地理和历史，是学生护理着他走上讲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不是一个感动能作到的，他付出的是心血和汗水啊！他退休后，没有住所，依然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冯老师相比较，我现在的困难算什么呀——我有家人的护理、关怀、照顾，有同学们的关心、看望，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呢？是冯老师的事迹感动了我，是杨森林校友的文章打动了我，使我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勇气。

2021年1月22日写于恩和上庄家中轮椅上

海陵中学教师表彰大会（鸣沙中学教师风采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