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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表(上海交响乐团140年)

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表(上海交响乐团140年)1911年的节目单另外,本书还首次披露了上交在1906年、1956年的两份发展报告,如今看来,这两份报告仍旧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新书收录了音乐总监余隆、指挥家曹鹏、指挥家侯润宇、作曲家刘念劬、乐队长宋国强、前首席张曦仑、大提琴演奏员黄北星、作曲家朱践耳夫人舒群等多种视角的叙述,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上交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具体化。不同于一般的当代音乐史,本书将上交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机构进行有血有肉地描述,书里还记载了很多意思的事,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巡演的艰苦,最初与企业合作时在沟通和诉求上的困难。谈到为什么要做很多一手采访,本书执行主编杨宁说,“越接近它你越难把它当成一个历史来写,越需要我去做一些采访,去离当事人很近,获得他们一手的视角,这样可以呈现出更多有意思的角度。”

历经两年打磨和编写,《上海交响乐团140年(1879-2019)》12月20日在上海黑石公寓发布,正式与读者见面。

全书约400页,39万字,通过珍贵丰富的图片、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和纪念文字,生动还原了140年来,这支亚洲历史最悠久乐团的历史和业绩。

“这是一支伟大的乐团。你能有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跟她一起生活、呼吸、工作,共同创造价值,你就足以觉得你的生命是极具价值的。能够为延续她的伟大历史而工作,足以让你觉得你的存在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件事带给了你无上的光荣和回忆。”在新书扉页里,上交音乐总监余隆如是说道。

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表(上海交响乐团140年)(1)

口述历史有血有肉

新书收录了音乐总监余隆、指挥家曹鹏、指挥家侯润宇、作曲家刘念劬、乐队长宋国强、前首席张曦仑、大提琴演奏员黄北星、作曲家朱践耳夫人舒群等多种视角的叙述,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上交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具体化。

不同于一般的当代音乐史,本书将上交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机构进行有血有肉地描述,书里还记载了很多意思的事,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巡演的艰苦,最初与企业合作时在沟通和诉求上的困难。

谈到为什么要做很多一手采访,本书执行主编杨宁说,“越接近它你越难把它当成一个历史来写,越需要我去做一些采访,去离当事人很近,获得他们一手的视角,这样可以呈现出更多有意思的角度。”

另外,本书还首次披露了上交在1906年、1956年的两份发展报告,如今看来,这两份报告仍旧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

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表(上海交响乐团140年)(2)

1911年的节目单

1906年,上交面临的问题是,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要不要把管乐队升级为管弦乐团。

1956年,上交面临的问题是,在百废待兴的大环境下,上交应该如何服务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其中的矛盾包括艺术性vs群众性、洋vs中、乐团的艺术发展vs文化基础建设的需要、演出内容的需求vs演奏和创作人才的培养等等。

此外,本书还进行了多项梳理,比如:1879年至2019年,110条上交“历史上的第一次”;1911-2019年,上交350余首首演曲目;2009-2010音乐季至2018-2019音乐季,上交合作过的240余位艺术家……这些数据作为缩影和注脚,展示了上交140年来发展的步伐。

在书写上交140年的历史时,本书在比重上做了分配,前130年约占一半,近10年的发展则占到一半。

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表(上海交响乐团140年)(3)

上交于逍遥音乐节

近10年来,上交扮演的角色超过了一个传统交响乐团所承担的角色,也越过了继承并发展古典音乐这门艺术的范畴,比如,举办夏季音乐节,创办上海乐队学院,举办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国开展“中国艺术拓展计划”。

“在欧美甚至在日本,一个交响乐团未必要做这些,但在中国,需要有人、有机构来做这些类似‘基建’的事情。”执行主编杨宁认为,10年来,上交不间断推出“大动作”,创下了许多个第一,这让上交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基建功能,极大促进了中国音乐生态良性发展,“它不只是一个乐团,而是一个旗舰型的文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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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签约DG

读者不仅仅是乐迷

“这本书能以这样丰富的程度问世,过程是不得了的艰辛。它不但是历史的梳理,还涉及大量数据准确性的审核,中国历史变动很大,怎样处理不同历史阶段的篇幅、比例、描述,难度很大。”

新书发布现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迪说,这本书图文并茂,非常精美,市场反响很热烈,“书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的画面,不仅是对上海历史、上海音乐史、中国音乐史感兴趣的乐迷会喜欢,读者面是很宽的。”

从学术的角度,杨燕迪分析认为,上交的历史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

解放前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时代,中国交响乐的种子在这里发芽长大,来自意大利的指挥家梅百器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

“梅百器不仅指挥了乐团,还带出了很多钢琴学生,吴乐懿、周广仁、傅聪等都是直接受教于这位先生。特别让人感佩的是,乐团乐手原来主要是在华的外国音乐家,但梅百器很有远见,他吸收华人作为乐手,黄贻钧、谭抒真都是在团里成长起来的,后来都成了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重要骨干。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成立以后,大量骨干老师也和乐团有长期紧密的合作,所以上交和上音也有一种紧密的血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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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黄贻钧指挥乐团举办建国十周年音乐会

解放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上交的文脉没有断过。乐团诞生了中国第一位职业的华人指挥家黄贻钧,作曲家吕其明的《红旗颂》由上交首演,作曲家朱践耳对上交也有特别的感情,“我亲耳听他说了很多次:没有上交不可能有他,他得到了‘驻团作曲家’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岗位,很多交响曲都是陈燮阳指挥首演的。”

在余隆担任音乐总监的这10年,上交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与日俱增,成长速度令人惊讶。

“近10年,上交不断参加国际一流音乐节,和DG公司合作推出唱片,举办国际小提琴比赛,办得很到位、很专业,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的品格。”杨燕迪说,“近10年,上交迈上一个新台阶,刚好也和中国国力强盛,中国文化在国际上越来越具有号召力的国家战略贴合。作为中国交响乐发展的一个旗帜性的乐团,这些都在这本书里有充分的展示。”

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表(上海交响乐团140年)(6)

上交音乐厅

“我们一直在思考,上交走了这么远之后,未来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上交推出了一批有质量、有口碑的品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如何更加扎实地、持续地做好品牌建设,最见真章。”

站在140年的历史时间点上,上交团长周平对于未来有一番思考,“未来,我们更想回归本真,在拓展音乐品牌的同时,让品牌更加贴近孕育了这支乐团的城市,贴近生活在这里并一直支持着上交发展的人们。上交‘闯’出去还有大量空间,作为亚洲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上交有很多资源和条件,所以我们会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也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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