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青铜鹿头残件（王侯的威仪汉代玉牌贝带）
汉代青铜鹿头残件（王侯的威仪汉代玉牌贝带）(一)考古出土的玉牌贝带截止2018年底，考古发掘出土玉牌玉贝带地点共12处，墓葬14座，共出玉牌玉贝带26套，其中6套仅剩1件；出土玉贝的墓葬5座。另有传世的玉牌5套6件。带钩研究成果引人瞩目，执牛耳者当为王仁湘先生[1]，总结带钩使用方法有单钩、双钩和环钩；周晓晶对玉带钩的分期也有专论[2]。战汉时期各种材质的牌式腰带头(扣)在史料中有不同的名称，尤以“贝带”常见，称为“师比”、“犀比”(《史记·匈奴传》)。贝带的带头不仅有金、银、铜、铁等材质，还有不少为玉质。黄展岳先生对两广的金属牌式带扣[3]，孙机先生对战国汉晋金银带扣[4]、单月英[5]、潘玲[6]等对北方草原的金属牌式带扣，左骏对玉贝带[7]、禇馨对汉晋时期的金玉带扣[8]、笔者对黄金牌式带扣[9]都有过专文论述，其说甚详；邓淑苹先生从欧亚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论述了玉带的交流进程[10]。本文指称的玉牌贝带是缀玉贝玉牌式腰带的简
内容提要：汉代的人体带具无论是材质还是形制都丰富多样，其中王侯等高等级的带具主要使用黄金和玉质带头，并在皮、绢质腰带上缝缀饰物。
以玉、玛瑙或琉璃为长方形的牌式带头，带上缀饰玉贝的腰带简称为玉牌贝带。出土的实物遗痕表明玉牌式带头都有外框，背面多嵌垫木、铁板和绢等；墓葬中出土的玉贝基本都是缀带之贝，其排列方式有单排缀贝、双排缀贝或花式组合缀贝。玉牌贝带的性质为实用器，材质和题材纹饰在武帝初都已由草原风格完成了汉化。玉牌贝带使用者的身份为诸侯王、列侯和刘氏宗室等。
关键词：汉代 王侯 玉牌贝带 玉牌式带头 玉贝
带钩即腰带之钩，其尊贵者当为金玉带钩。早在距今4500多年的良渚文化即已出现玉带钩，其时金属带钩尚未出现。商代和西周未见玉带钩，春秋时期玉带钩多有出土。战国时期玉带钩形制多样，如曲阜出土玉带钩、鎏金镶玉带钩，河南辉县出土包金嵌玉银钩、淮阳平粮台出土玉带钩等。
带钩研究成果引人瞩目，执牛耳者当为王仁湘先生[1]，总结带钩使用方法有单钩、双钩和环钩；周晓晶对玉带钩的分期也有专论[2]。战汉时期各种材质的牌式腰带头(扣)在史料中有不同的名称，尤以“贝带”常见，称为“师比”、“犀比”(《史记·匈奴传》)。贝带的带头不仅有金、银、铜、铁等材质，还有不少为玉质。黄展岳先生对两广的金属牌式带扣[3]，孙机先生对战国汉晋金银带扣[4]、单月英[5]、潘玲[6]等对北方草原的金属牌式带扣，左骏对玉贝带[7]、禇馨对汉晋时期的金玉带扣[8]、笔者对黄金牌式带扣[9]都有过专文论述，其说甚详；邓淑苹先生从欧亚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论述了玉带的交流进程[10]。
本文指称的玉牌贝带是缀玉贝玉牌式腰带的简称，是两端有长方形玉牌式带头 (扣)、带上缝缀玉贝的高级贵族使用的腰带，即除前端弧形的单牌式带头外，完整的一套有2件玉牌式带头。该名称既与环式带扣相区分，又有别于贝带的泛称。鉴于汉代美石即玉的观点，文中论及的玉也包括玛瑙、琉璃、石、炭精、骨等材质。珠玉在前，续貂在后，兹对玉牌贝带略作稽考。
一、玉牌贝带出土与收藏
截止2018年底，考古发掘出土玉牌玉贝带地点共12处，墓葬14座，共出玉牌玉贝带26套，其中6套仅剩1件；出土玉贝的墓葬5座。另有传世的玉牌5套6件。
(一)考古出土的玉牌贝带
1.长沙陡壁山曹女巽墓[11]出土1套
1974年发掘的长沙岳麓山咸家湖陡壁山曹女巽墓棺内玉牌“出自内棺中部(似在死者腰部)左右放置。其中长方形单面透雕龙马玉珩二件，每件长8.8、宽4.4、厚0.3厘米。”玉贝12件，玉质洁白、两端有穿，长1.6、宽1.1、厚0.3厘米。这是一套基本完整的透雕云驼纹玉牌贝带(图一：1)。
2.扬州邗江“妾莫书”墓[12]出土1件
1977年江苏扬州邗江县“妾莫书”墓出土嵌玉鎏金铜带板1件。带板铜外框呈长方形，表面饰四条游动的蟠龙，内嵌以黄玉透雕的抽象龙凤，在右下角补一小块白玉(图一：2)。龙凤的表面以浅阴线装饰，龙凤屈曲缠绕，充满灵动感。长8.6、宽3.8厘米。玉贝9枚，白色，长1.6厘米。
3.莱西县董家庄西汉墓M2[13]出土1套
1980年山东莱西县董家庄西汉晚期墓男性墓主棺内腰部有玉带饰(M2：37、38)，在其下有石贝珠(M2：43-62)。根据墓葬平面图(图三)，2件玉带饰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玉贝下滑不在一条直线上，概因缝缀线较细率先腐烂所致。该墓内还出土了14件琉璃璧，说明墓主身份较高。
4.五莲张家仲崮汉墓[14]出土2套
1982年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M1出土带板2件，均为长方形白玉，透雕花纹，镶铜
图一 玉牌式腰带扣
1. 长沙曹女巽墓出土 2.邗江甘泉“妾莫书”汉墓出土 3.五莲张家仲崮M1出土 4.黄岛田家窑M1出土 5、 6.徐州东洞山楚王后出土 7.徐州汉墓出土
框一端有半环(图一：3)。M1：27长9、宽4.2、厚0.5厘米。M3也出土铜框玉带板1件，另一件推测已经被盗。M4出土“刘祖私印”铜印，刘祖为东昌趮侯刘成之曾孙，封为侯，后免去。显然M1和M3墓主应为刘祖夫人、孺子和良人之属。
5.青岛市黄岛区田家窑M1[15]出土2件
2000年青岛市黄岛区三台镇田家窑M1出土铜框玛瑙带扣2件，形制基本相同，平面长方形，器表有织物包裹痕迹，外周青铜牌框锈绿斑驳，纹饰辨识不清。正面镶嵌玛瑙，阴刻透雕螭龙纹饰，背面有两个穿系铜钮。M1：1长10、宽5.2、厚0.35厘米。M1：2长10、宽5.2、厚0.5厘米(图一：4)。
6.徐州东洞山楚王后墓[16]出土2套
1982年江苏徐州东洞山楚王后墓(M2)在开山采石中被破坏，出土不完整的玉牌贝带2套。
(1)铜框嵌玉带扣1套
铜框嵌玉带扣一对(M2：80)，鎏金铜方框内嵌长方形玉板，青玉，素面，光洁温润。其中1件铜框背面内凹处有朽木痕，一端有鼻形钮，相垂直的背面有竖长方钮，以此固定皮革或丝质腰带(图一：5)。长7、宽3.2厘米。另一件较残，只有局部边框和嵌玉。
(2)透雕凤纹玉带扣1件
透雕凤纹玉带扣(M2：48)，略残。白玉质，一面抛光，温润晶莹。透雕变形之凤，以流畅的阴线刻出细部纹饰。局部有铜锈痕，当为铜框玉带板的玉嵌饰(图一：6)。长6、宽2.4、厚0.2厘米。
7.徐州汉墓出土玉牌带扣[17]1件
徐州汉墓早年出土镶玉鎏金铜牌带扣1件(图一：7)，其出土地点已失载。嵌玉雕刻一长喙回首凤鸟，上、下和右侧有边框，右端三角与铜框右上部三角形相接。鎏金铜外框长9、宽4.3、厚0.5厘米。背有2方鋬。
8.大云山江都王墓[18]出土2套
2009-2012年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M1）前室出土叠压的两套鎏金镶玉牌缀白玉或玛瑙贝带。虽然前室盗扰严重，但两组贝带基本上没有残失，其皮或丝质带体已朽，却保留了清晰的衬托痕迹。
(1)鎏金镶玉玉贝带
鎏金铜框镶玉玉贝带(M1K1⑥：355)由2件鎏金镶白玉牌式带头、57件白玉贝、1件白玉扣舌组成(图二：1)。
2件玉牌虽然形制、大小均一致，但是其中镶嵌的透雕玉云龙左右相向。长方形铜鎏金外框通体浮雕镂空的左右、上下对称分布的侧视龙与凤；上框两龙对视，下框两凤相背，侧框则是下凤咬住上龙的尾部。发现时镂空框的背面有表面贴金箔的固定木条，边框背面正中出2个方形鋬，右置的鎏金铜外框伸出一半环形扣。透雕龙纹玉片镶嵌在方框的正中，龙昂首、叉尾、逶迤蟠曲，其上阴刻的线条简洁流畅，显示出龙在云气中翻腾的优雅与飘逸；背面光素，仍保留着平行的锯切割痕。长7、宽4.2、厚0.8厘米。
贝以白玉琢制，两端宽窄不一。凸鼓的正面模仿贝壳腹部卷沟与细齿，中间有一道凹槽，沿凹槽对称琢“八”字阴刻线。凹槽两端有钻孔，以细金丝穿孔后再连缀在皮或丝带上。长1.8、宽1.5、厚0.25厘米。
针状扣舌扁圆棒形，中部略束腰，前端尖耸、后端圆钝，在近尾部处钻有横向的穿孔。长4.2、宽0.5、厚0.5厘米。
(2)鎏金镶玉玛瑙贝带
鎏金铜框镶玉玛瑙贝带(M1K1⑥：354)由2件鎏金镶白玉牌式带头、44件红色玛瑙贝组成(图二：2)。镶玉牌的鎏金铜框四边均雕镂龙纹。长9.6、宽4.5、厚0.9厘米。玛瑙贝深红色，应仿自天然紫齿贝，部分孔中留有较细的穿缀金丝。长2.2、宽1.7、厚0.4厘米。玛瑙贝带没有发现针状扣舌，推测已被盗取，很可能也是用红色玛瑙琢制的。
9.海昏侯刘贺墓[19]出土1件
2011年江西南昌发现的海昏侯刘贺墓，是为数极少没有被盗掘的列侯墓，出土400多件(套)、约40种器形的玉器。其中西藏椁娱乐用具库出土玉牌带板1件(M1：1-1-5)，左外侧下部已残，质地为灰色蛇纹石化大理岩。画面为两兽撕咬野猪，简报称为“双狼猎猪纹石嵌饰” (图二：3)。长5.38、宽3.7、厚0.61厘米。我们认为也可以看着广义的嵌饰，但具体则应是嵌于框内的玉牌饰，是玉贝带的带头。娱乐用器库与文书档案库之间的漆箱内有玛瑙贝形饰25枚，毫无疑问是贝带上的缀贝。
10.广州南越王墓[20]出土11套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16付腰带牌饰，其中铜鎏金牌饰5付、琉璃牌贝带11付22件。分别为西耳室出土玻璃牌饰7付14件(图二：4)；主棺室出土的玻璃牌饰6件，即D71、D72(2)、D73(2)、D164、E110、E150与另一付鎏金龟龙纹铜牌式(D73-1、D165)同出于玉衣两侧的铁剑上；东侧室“部夫人”棺位出土一付2件(E110、E150)。
同出于棺室玉衣两侧的铁剑上的4件玻璃带扣，其中保存较好的1付(D71、D164)，鎏金铜框周边铸出凸起的穗状纹，牌中嵌长方形浅蓝色的平板玻璃。D164在玻璃的一端钻一长方圆角的穿孔，D71则没有钻孔。D71背面均贴一块横长方形的铁板作背盖板，板上铸出2个半环钮。长10、宽5、高0.8厘米。玉衣两侧同出玻璃贝70件(D43)，贝浅蓝色。器形大小不完全相同，长1.4～1.5、宽0.9～1.1厘米。贝正面当中有纵向窄宽不一的凹沟，沟两侧密排齿状线纹，沟两端钻有两个小孔。
11.同心县倒墩子汉墓[21]出土2套
1983年和1985年发掘的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墓群中，女性墓主的M13出土一对石牌(M13：18、10 )，系以黑石精磨而成(图二：5)。M13：10长10.9、宽7～ 6.7、厚0.7厘米。两端各有一小孔，径0.4厘米。M13：18长11.7、宽6.7～6.9、厚0.7厘米。一端有圆角长方形孔，孔长1.7、宽0.5厘米；其外侧又有一小孔，内穿铜丝。另一端有两个并列的小孔，孔间有一条形刻槽，周围有半月形阴线纹。墓群中共出土海贝85件，“以M10为例，死者股骨之间及两侧各有三枚呈梅花状排列的海贝，盆骨下方发现的三十九枚海贝则整齐的排成两行……类似的现象在M13中也有发现。”
M7出土骨制长方形牌饰(M7：5)1件。呈圆角长方形，断面呈弧形。一端有并列的2小孔，孔径0.35厘米；另一端有一月牙形透孔，长2.2厘米，其旁又有一小孔，径0.45厘米。牌长6.8、厚0.35厘米。墓内出土11枚海贝。报告推测男性墓主为降汉的匈奴人，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12.俄罗斯西伯利亚“阿拉泰墓地”[22]出土1件套
据《西伯利亚时报》报道，近年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上游的萨扬─舒申斯克水电站库区（Sayano-Shushenskaya Dam）中的“阿拉泰墓地(Ala-Tey Necropolis)”，这个匈奴墓中出土一件所谓"宝石手机壳"(图二：6)，实际是一种黑炭石(Jet Rock)制成的腰带扣，上面镶嵌有松石，玛瑙(图二：7)。帕维尔·勒斯(Pavel Leus)博士说:“她的腰带是唯一一条装饰有中国五铢钱币的腰带，这帮助我们确定了它的年代。”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墓主为女性。
13.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23]出土1件
1983年河南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晚期墓葬(M15)出土一件玉带扣，玉色白中泛青，玉质温润。造型近似梯形，一端圆弧边内有弯月形穿孔，穿孔一侧中部有圆形小凹窝，另一侧有针形槽，当为嵌置活动扣舌所设；另一端平直。正面下部雕饰高浮雕大小双龙，有对穿孔，扣孔背面有两个较大的相向斜孔，应为固定扣舌设置(图二：8)。带扣背面边沿一周还有9对较小的相向斜孔，应为固定皮带所设。长8.5、宽4.2～5.6厘米。这种玉质带头东汉被称为“玉壶革带”。《后汉书·杨震传》：“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绶，玉壶革带，金错钩佩。”
图二：玉牌式腰带扣
1、2.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 3.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 4.南越王墓出土琉璃带扣(C177) 5.同心县倒墩子M13出土 6.阿拉泰墓地匈奴出土玉牌带扣现场 7.阿拉泰墓地匈奴出土玉牌带扣 8. 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晚期墓出土
(二)传世的玉牌带扣
大英博物馆2件陈列品[24]
英国大英博物馆陈列的1件鎏金铜框镶玉牌式带头(图四：1)，是大英博物館向Gemini Trust 借展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灰綠色玉，鎏金銅框，長7.2、寬4.5厘米。鎏金铜外框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各有一浮雕螭虎咬住内框，嵌玉的纹饰为局部透雕的猛虎。虎回首，颈、臀和尾部有撮毛。纹饰题材虽非常见的撕咬场面，但仍表现出强烈的张力和动感。
大英博物馆陈列的另一件玉牌(收藏编号1950.11-16.1)，长7.9厘米。年代被定为公元前3-前4世纪。玉牌左上角已残，四周有三条平行的直棱边框，右侧浅浮雕猛兽噬咬左侧鹰的右前腿，鹰喙置于兽头之上(图四：2)。
图三：莱西县董家庄西汉墓M2出土玉牌带扣位置平面图(编号37、38)
2.台北故宫藏1件[25]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传世品，形制与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所出略同，但纹饰繁缛复杂，浮雕龙、螭、雀、龟等多种祥瑞动物，昂首穿行于翻腾的巨浪之中(图四：3)。
3.台北震旦艺术博物馆藏1件[26]
台北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传世品，形制也与洛阳所出近同。左侧有长弧线缕空及与之垂直的横槽，背后沿边缘有多个穿孔。主题纹饰为龙穿行于层叠的云气之中，右上角有一出露较少、若隐若现的龙首(图四：4)。长7.4、宽4.8、厚0.4厘米。
4.台湾蓝田山房藏1套[27]
台湾“蓝田山房”收藏1套2件玉牌式带头，年代定为西汉晚期。青黄色玉，表面有白色与黄褐色沁斑。玉牌带头长方形，四周有边框，正面浮雕二兽噬野猪纹饰。野猪身上鬃毛倒竖，后腿翻转，作垂死挣扎状；凶猛的二兽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黄金牌式带头上的二兽相似。二件玉牌带头背面各有二桥形钮，其中一件左端钻有一小孔。长8.5、宽4.5、宽1.2～1.25厘米。
图四：传世玉带扣
1. 大英博物馆展品 2. 大英博物馆藏 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 台北震旦艺术博物馆藏 5、6.台湾蓝田山房藏(正、背)
(三)考古发掘出土的玉贝
考古发掘资料中，有些等级较高的汉墓由于受到严重盗掘，没有出土玉牌带扣，但出土了玉或玛瑙质的贝。根据上述考古发现玉贝都是玉牌贝带上的缀贝现象，推测应为贝带的缀贝。当然个别墓如1981年发掘的安徽芜湖市贺家园西汉墓M1[28]保存基本完整，出土水晶饰1件(1：49)，实即水晶贝，长3.5、宽1.5厘米。墓内只出1件而且尺寸较大，当非缀带之贝。这些出土玉贝的高等级汉墓有：
1. 永城保安山三号墓出土的玛瑙贝[29]
图五：带扣外框与系结方式
1. 徐州东洞山楚王后墓出土2.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C178 ) 3. 南越王墓主室出土 (D73-2) 4. 南越王墓主室出土(D71) 5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C178) 6. 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绘陶俑牌式带扣的系结方式
1971年清理的河南永城保安山三号墓因盗扰部分遗物已流失，出土金缕玉衣、玉棺残片等。墓内还出土贝一枚(BM3：683)，由紫红色玛瑙雕琢而成，上下端有小孔。长1.9、宽1.3厘米。墓主为梁孝王刘武的夫人之属。
2.永城僖山汉墓[30]出土墨玉贝
1986年河南永城僖山汉墓出土墨玉贝、金缕玉衣、玉戈、玉钺、玉圭等，墓主为某代梁王或王后。
3.黄土山M2[31]出土玉、玛瑙贝
1999年河南永城黄土山M2主室内出土玉贝6件(M2：329-334)，青白玉质，大小基本相同，长1.6厘米；出土玛瑙贝8枚，标本(M2：417-424)以黑玛瑙琢成，长1.5、宽1、厚0.2厘米。根据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玉和玛瑙贝带的情况，推测也分别是两条玉牌贝带上的缀贝。
4.定县43号东汉墓[32]出土的玉贝
1973年发掘的河北定县43号东汉墓出土水晶、玛瑙、贝、料串饰290余枚，墓内还出土银缕、铜缕玉衣各1件和1件玉棺的遗存，墓主为中山王刘畅夫妇，薨于熹平三年(174年)。
5.昌乐东圈汉墓M3[33]出土的玛瑙贝
1987年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M3中“存留的玛瑙器，有圆扣形镶嵌件和贝币，这种玛瑙贝，精工制作”，应是腰带缀贝的遗存。M3东耳室发现玉衣片、镶棺玉板，墓主当为菑川王或王后之属。
二、玉牌贝带的几个问题
使用玉牌缀玉贝带的墓主身份等级都较高，发现数量虽然也较多，但是由于在考古发掘中未受盗扰的完整者较为少见，个别完整的又由于发现较早，当时缺乏认识未清理出细节。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我们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一)玉牌式带头都应有外框
考古发现的玉牌式带头，除本身雕有外框和一端弧形的单玉牌式带头外，基本都有鎏金铜框。目前雕有外框的玉牌式带头仅见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件和台湾蓝田山房所藏的1套，这种带头一般都比较厚，迄今尚未见发掘出土品。不带框的有长沙王后曹女巽1套、刘贺墓1件。曹女巽墓2件玉牌式带扣分别在左右侧边框的外缘有圆孔，显然是特意为某种使用功能而制作的。但是如果不与外框组合，圆孔则毫无功用。刘贺墓玉牌式带头左侧兽颈与身之间有一规整的圆孔，应为穿扣舌之用。这两处玉牌式带头背面都没有与皮带连接的方钮或半环纽，因此其本身不具备实用功能。虽然玉的强度没有问题，但是玉材性脆，太薄易碎，太厚则失之于笨重。只有与外框配合可达到金玉交辉、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结合。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曹女巽、刘贺墓出土的玉牌式带头使用时都应有铜(鎏金)或其它材质的外框。
这种外框不仅仅有固定玉牌的作用，还具备连接腰带的功能性需求。一般在外框的一侧或背面铸有半环形钮或扁方形钮，钮的数量不同于金属牌的4钮，一般只有1～3钮。徐州东洞山王后墓玉牌带头就是在铜框背面有方孔钮、侧面有半环钮(图五：1)；南越王西耳室出土的1对(C178)除在外框的一侧出一扁方形钮外，背板上还有2个方钮(图五：2)。
(二)玉牌贝带背面的结构复杂多样
即使我们了解鎏金外框镶玉的带头与腰带连接是通过背或侧面突起的钮来实现的，但实际连结情况仍较复杂多样，其背面结构有如下几种情况。
1.贴带和穿带
在玉牌的底部一般还衬垫长方形织物垫片，如南越王墓主室内玻璃牌(D73-2)的背盖板上平贴着一条多层的平纹绢带(图五：3)，背盖板上的两半环钮中穿一条丝带，宽约0.8厘米。显然玻璃带头是以丝带与腰带联接的。
2.背面垫木条
徐州东洞山楚王后墓出土的鎏金铜框嵌玉牌背面凹槽内仍留有朽木痕。南越王墓主室D71带头的盖板上贴丝绢一层，半环钮内有栓木朽余(图五：4)；东侧室出土2对铜牌背面的环钮间有木条横贯其中，底有丝绢衬托；墓道出土2对、主墓室出土1对铜牌的背面纽孔内也横贯一段木栓。
3.贴铁板和织物
南越王墓主室内玻璃牌(D72-1、D73-3)靠平板玻璃的一面原来有丝麻织物作垫底，贴铁板面垫一层麻织物，上面还有假纱罗织物(方孔平纹组织)。
4.衬布和嵌木板盖铁板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玻璃牌的平板玻璃底部衬麻布1块，再嵌薄木板1片，其上再覆一块铁盖板(图五：5)，盖板当中有半环钮1对。这种背面祔垫(背)板的情况在后世蹀躞带上非常普遍[34]。
(三)扣舌的使用方法
玉牌带头一般应附有系结时起牵引作用的扣舌，但扣舌的出土数量远少于玉牌带头。针状的玉扣舌前端钝尖，后有圆孔，左骏已指出其引导束绳穿过带头的环孔便于打结，抑或是在前部横置固定，达到束腰的目的，其说甚是。笔者实验宛朐侯墓出土黄金牌式带头[35]的扣舌，还发现竖置可以穿过略呈水滴形的扣孔，平置则无法通过。由此推测此扣舌自A牌背面到B牌背面再穿到B牌的正面，可能调转扣舌方向即可，毋须横置。当然这是基于使用者根据腰围，调节好腰带的松紧和扣舌绳带的长度，再利用人体腹肌的弹性设计的。至于没有扣舌而在一侧有带孔的牌式带头，孙机先生复原使用窄带系结绕回来再系结，也可已达到束腰的目的[36]。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彩绘陶俑的腰带有非常形象的结系带头图像(图五：6)。
图六：缀贝的排列方式
1.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彩绘陶俑的横缀单排贝 2.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玉豹项带的横缀单排贝 3. 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的竖缀双排玉贝 4. 阳陵20号从葬坑武士俑腰带上的横缀双排海贝 5. 北洞山楚王墓彩绘“郎中”陶俑缀贝、珠和花叶组合 6. “郎中”陶俑缀珠贝和花叶腰带展开图 7. Novyii kurgan出土的缀贝腰带复原图
(四)玉贝的排列与纹样
海贝的使用历史久远，以玉制作的海贝商代晚期即已出现，如金沙遗址中的白色玉海贝(L14：61)、商周之际的褐色玉贝(C：3)、西周中期的红色玉海贝(IVT8301⑦：2)等[37]。《淮南子·主术训》记载“赵武灵王贝带而朝”，其贝带缀贝的材质不详。汉代玉贝制作和使用臻至高峰，乃是王侯贵族使用玉贝带推动所致。《汉书·佞幸传》中有：“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师古曰：“以鵕鸃毛羽饰冠，海贝饰带。”当时这种腰带即称之为“贝带”。考古发现中，西汉早期高级贵族以天然的海贝装饰腰带，以黄金为带头。《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文帝赐匈奴“黄金饬贝带”，应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2套黄金牌式带头缀贝腰带基本相同。但毕竟天然贝牢固度欠佳，在使用过程中高级贵族逐渐不满足于天然海贝，于是玉贝、玛瑙贝、玻璃贝应时而生。当然也有饰白珠者，《后汉书·舆服志下》“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绥，以采组为绲带，各如其绶色。黄金辟邪，首为带譎，饰以白珠”。
玉贝怎样镶缀在腰带上？过去对考古发掘出土散乱玉贝进行的复原排列舛误甚多。如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西耳室(W1)出土金带头缀贝腰带通长约97厘米，宽6厘米，复原误作三排贝排列[38]；广州南越王墓的琉璃贝报告误作“珠襦”的一部分，后则被复原为多组花瓣形排列[39]；长沙咸家湖曹女巽墓出土玉贝最初误作佩戴的玉饰[40]，后复原玉贝排列成柿蒂形[41]。这些舛误的原因是墓葬遭受盗扰和器物相互叠压关系复杂造成的。鉴于玉贝带出土资料的局限，可以结合黄金、鎏金铜牌式带头缀贝腰带进行考察。根据我们对照考古资料的考察和梳理，其排列大致有单排、双排和以单贝为中心组合成花纹的三种不同情况。
图七：钩环相佩与缀王板腰带
1. 合浦黄泥岗出土玉钩环 2.中山国银首铜人俑(灯)腰带上的钩环相配3. 庐江临湖尉墓出土铁带钩、衔尾环形玉龙 4. 巢湖放王岗汉墓出土的环形衔尾玉龙 5. 三角圩M1出土环形衔尾玉龙 6.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7. 邓府山M3出土的螭虎立凤玉环 8. 淄博市临淄区范家村M270出土的缀玉板腰带
1.单排缀贝
单排缀贝即在腰带上横或竖置玉贝，并进行连续或间隔式排列。如莱西县董家庄汉墓，从简报平面图编号中可以看出有10件玉贝，根据腰带长度大致在90-110厘米之间推测，毫无疑问为单贝排列方式。宁夏同心倒墩子M7出土11贝海贝，徐州天齐山西汉刘犯墓[42]虽受扰乱但随葬品几无缺失，出土海贝数量不多，也应为单贝排列。
实际上这种单贝排列我们还可以从图像上得到更为直观的认识。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道壁龛出土了大量彩绘陶俑[43]，西二龛2件彩绘陶俑使用了贝带。其中WK2：20彩俑腰带也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单排缀贝的情况。饰网格纹的黑色带头、红色皮带上缀横排白玉贝，共镶缀8颗白玉贝。白玉贝以墨线勾划贝中部的凹沟，省略了凹沟两侧齿状纹和沟两端的穿孔(图六：1)。此外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玉熊、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豹(图六：2)、河南南阳东汉墓出土的陶狗等等，颈项也都有类似的缀贝束带，其缀贝的方法也是单贝排列。这些图像足以说明汉代贝带较多使用的是单排横置缀贝的装饰方法。
2.双排缀贝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内出土一套铜鎏金镶透雕玉龙缀玉贝带[44]；另一套件有44件红玛瑙贝，可能即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罔玳瑁，钩紫贝”。二套的贝孔中都有金丝残留，表明贝是以金丝缀于腰带上的。从现场出土情况观察应为玉贝尖端相对、上下竖排缀联在腰带上(图六：3)。刘非陪葬墓(M9)中出土一件金扣腰带，带上缀饰有三种不同形制的金泡饰38件、琉璃珠饰6件，缀饰金泡、玻璃珠总数也是44件，可以互为参照[45]，应当也是缀双排的贝和珠。
陕西咸阳西汉阳陵20号从葬坑所出武士俑战袍的腰带上，有横置两排很小的海贝保留着缀贝的原貌[46](图六：4)，横置二排海贝与大云山竖置二排玉贝的排列不同。重庆秀峰村墓地M3“臣后”墓[47]出土的贝带(M3：12) 置于一圆形漆盒内，通长约112厘米，两端安装鎏金铜长方形腰带头。腰带以丝绸制成，上面缀饰两排海贝共66枚。
3.花形组合
长沙曹女巽墓中12件的玉贝过去一直复原为花形组合[48]，最新的研究作单贝排列其说近似[49]。需要补充的是玉牌带头宽4.4厘米，玉贝高1.6厘米，如果排列为花形，腰带至少要达到4个海贝即约6.4厘米的的高度，即使将应有的外框计算在内，也远超过皮带应有的宽度。此外该墓被盗严重，玉贝当已缺失，仍不排除双排缀贝的可能。
南越王玉衣上的贝带附近还有金花泡32枚，泡体半球形，泡的背面底口稍下处有横梁供连缀，直径1.1、高0.5厘米；此外有素金泡13枚、鎏金铜泡14枚、银泡49枚，“从出土位置仍可大体看出组成3条纹带。”细审南越王贝带的带扣宽5-4.4厘米，玻璃贝高1.4-1.5厘米。如果上下由3个金花泡、2个玻璃贝构成图案，计算其实际高度也将高于6厘米，这还未计算其间必须保持的间隙。因此，过去复原的花形组合仍可以进一步讨论。
但是这并不表示花形组合的不存在，图像资料和缀天然贝的带饰都可参证。徐州北洞山彩绘“郎中”陶俑(WK2：1)腰束红带，腰带正中有一对带扣，带身缀白玉贝及白珠。具体为全带横缀9个玉贝，每贝四角外有4珠、两贝间有2圆珠，圆珠间上下有紫色叶尖形饰，上下叶尖穿过二珠之间(图六：5、6)。这表明似乎花形组合并非都以多个玉贝间以珠泡为单元，更可能或至少也有以单个玉贝为中心、四周饰以珠泡为单元，连续重复构图而成。
宁夏同心倒墩子M10在“两侧各有三枚呈梅花状排列的海贝，盆骨下方发现的三十九枚海贝则整齐的排成两行”。这是另一种花形组合，即贝带只有2朵三瓣贝花，其余部位都缀饰双排贝。从两侧滑落的花朵情况分析，三瓣贝组成的花朵高度可以不超过带宽。2朵缀贝花饰在佩腰带时都会出现于人体的腹部，虽然两肋和后腰部分简为缀饰双排贝，但这2朵花饰出现在人体的正面也几乎起到全带缀花的效果。这大大拓展了我们在过去的复原中，整个腰带都必须全部缀花形组合的思维定势。
缀饰玉贝的组合，无论是双排或更多排玉贝，还是以贝为中心组合成花形图案，应该遵行的原则应是总高度不超过甚至低于带头的宽度。出土实物和图像资料表明以单排和双排缀贝更为常见，甚至我们从Novyii kurgan出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缀贝腰带上看到的也是二排缀贝(图六：7)。即使实际上皮带的宽度可以较带头稍宽一点，在缝缀玉贝等饰物时也可忽略不计。因为人体的活动俯仰蹲跳等等，饰贝紧贴腰带边缘不断磨擦容易脱落，在舒适度上也会有局限甚至有可能硌疼肌肉。因此我们认为玉牌贝带的缀贝、珠和金泡等饰物的复原高度不应超过玉牌带头的宽度，这与现代人使用的腰带也是一致的。
使用玉牌带扣的腰带在中原地区缀饰以贝为主，但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阿拉泰匈奴墓地出土的情况看，匈奴人也以五铢钱缝缀在腰带上作为装饰。
(五) 性质、年代和身份
汉代墓葬内的带钩，有很多并不出土在死者腰间，王仁湘先生言之甚详。汉代贵族用深衣和胫衣，人死后非必束带，多置于墓主近旁。玉牌贝带也是如此，目前所见仅莱西县董家庄汉墓M2出于死者腰部。其它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于墓道耳室；南越王墓出土于玉衣上及西耳室，出土的玻璃带头以厚叠的细麻纤维或丝绵两两相对，再逐对以丝绢包裹放入竹笥随葬。主棺室所出每对或件都用丝织物裹缠，表明是随葬而非直接束腰的。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于前室，玉贝带发现时与另一套玛瑙贝带重合叠压在一起；刘贺墓出土于西藏椁的娱乐库中。而非玉质带头的腰带出土于腰部则较多，如大云山陪葬墓M9的金带板[50]，徐州宛朐侯金带头等都出于腰部，说明是束腰入葬的。
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位置等，玉牌贝带性质为实用器，而并非殓葬玉器。其年代最早出现于西汉早期后段(前140-前118)，即在武帝元狩五年之前，玉牌带扣无论是材质还是题材都完成了汉化的过程，即材质从黄金转化为玉或铜框嵌玉、题材从草原猛兽噬偶蹄类动转化为中原的龙、凤和龟等，并且成为高等级腰带的主流。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单件玉牌式带扣并沿用至整个东汉时期，但与此相对应的似乎是镶宝石的黄金龙纹带扣，即“黄金辟邪首为带鐍”乃是主流。
必须指出的是，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玉牌带头的年代被认为是公元前3～前4世纪；借展的鎏金铜框镶玉牌带头的年代被认为是公元前2～前1世纪。根据上文所揭的考古出土资料，后者的年代大体恰当，无疑不会早于西汉武帝时期，即不早于公元前140年。至于前者，我们知道战国和西汉时期无论是匈奴还是其他草原民族，盛行的都是金属材质的带扣，上层贵族喜用黄金材质，而没有使用玉材的传统，这也正是文帝赐匈奴黄金贝带的原因。西周至西汉景帝时期，中土王朝高等级的腰带都使用黄金装饰，并未出现玉牌贝带，因此其年代定为前3-4世纪显然偏早，其年代以西汉早期为宜。如前所述台湾蓝田山房的一套玉牌带头，雕刻的纹饰与徐州狮子山西汉早期楚王墓所出相同，而草原风格的纹饰武帝时期已经汉化，因此其年代似可提前至西汉早期后段至西汉中期前段。
迄今发现使用玉牌缀玉贝带的墓主身份基本都是诸侯王和王后、夫人，列侯和夫人，刘氏宗室等等。
三、钩环相佩与板式玉带
(一)钩环相佩
王仁湘先生单独分类的环钩法是在皮带一端装上玉环或铜环，然后将带钩的钩首挂在环上，这种环钩相配的情况在战国即多有发现。河南汲县三彪镇的6号战国墓即发现铜钩玉环[51]，邯郸百家村3号墓一人骨腰部横置两枚长带钩，同出一玉环。安阳大司空131号战国墓墓主腹部附近铜带钩压在一玉环上[52]。湖北江陵望山2号楚墓遣册第2简文为：“一缂带……一玉钩，一环。”则是对环钩法的最好注解。
汉代玉环钩使用较多。山西孝义张家庄14号汉墓人骨腰部玉带钩与玉环同出，可能也是配合使用的[53]。广西合浦黄泥岗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玉钩环一套(图七：1)，雁形钩与蟠龙环出土时仍勾挂在一起[54]。《淮南子·说林训》“座之满堂，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过去人们往往多只关注“视钩各异”，而忽略“环带一也”，尤其是忽略了环。其实这句话不仅是说带钩造型奇极工巧、千型万式，也是说相比带钩的丰富多彩，环和带则都较为单一、形制变化不大。之所以忽视“环带一也”，当然是汉代发掘出土的实物较少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只是我们忽视了中山国战国时期“成公”墓西库随葬器物中的银首铜人俑 (灯M6：113)上就有这样的图像。发掘报告对腰部带钩详细情况未作描述，从线绘图上可以看出带钩钩挂的是一个近于半圆[55]，但我们将实物放大很清晰地看到应是钩环相配(图七：2)。实际上西汉时期江淮之间常出一种銜尾有鳞的玉龙，但是一直用途不明。2006年安徽庐江县城北郊圣山西汉临湖尉墓墓主腰部出土的一件铁带钩、一件嵌于环内的衔尾有鳞玉龙(图七：3)，表明这是类似于合浦黄泥岗的钩环[56]，区别是铁钩而非玉钩。銜尾有鳞的玉龙安徽潜山县彭岭汉墓群、江苏仪征刘集镇联营4号汉墓都有出土，巢湖放王岗汉墓棺内也出土1件銜尾有鳞玉龙(图七：4)和1件玉带钩，都是典型的玉钩环相配。由临湖尉墓出土的钩环相配，我们还可解读河北定县40号墓[57]、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的龙形玉环[58]都可能是腰带上的环(图七：5)。甚至传金村出土、现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错金银铜龙内嵌玉龙的环[59]，用途也是腰带上钩环相配的环(图七：6)。至于1951年南京邓府山M3出土的东汉螭虎立凤玉环(图七：7)，左骏最近已指出“此类螭虎环佩实际上具有类似带钩环的实用功能。”[60]
(二) 板式玉带
2012年发掘的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范家村墓地中[61]，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M270是一座小型竖穴土坑墓，但是出土了玉覆面、玉腰带、玉鞋底、玉璧、玉环、玉璜、玉佩和串饰等。腰带(M270：7)上的缀玉均为板片状，由7件长方形、8件方形共15件玉板片组成(图七：8)。其中M270：7-1长方形四边均有两个凹形缺口，长7.6、宽6.1厘米；M270：7-8正方形，中间有一圆孔，边长5.7厘米。
这件缀玉腰带即使根据15片玉板片宽度计算，长度也达100厘米，如果考虑玉片间的间隔，玉腰带的长度应达110左右。玉片的四角都有钻孔，未见金属丝痕，可见应使用丝麻类线缝缀于腰带上。这件腰带也未见带头，根据出土现场长方形大片在人骨的上部，应排列在腰带的两端，使用时处于人体的腹部；带孔的方形小片在人骨的下部，应缝缀于腰带的中部，使用时处于人体的后腰。这件缀玉板腰带颇具后世玉带的雏形，值得重视。不过目前尚属孤例，还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新发现。
四、余论
由于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为我们了解玉牌式带头缀玉贝带的形制、结构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丰富了钩环相佩的实物例证，初步掌握了缀玉板腰带出现的年代和基本形制。
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表明，自西周晚期开始，高级贵族一般使用黄金带具，不使用缀玉腰带。玉牌式带扣缀玉贝的腰带创始于西汉，成为彰显王侯威仪的重要表征、舆服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邓淑苹先生从文献、图像和实物史料综合考察，指出中国玉带制度始于北朝时期[62]，我们理解为是指北周隋唐具有严格等级意义的蹀躞玉带。玉牌式带头缀玉贝的腰带脱胎于战国北方遊牧民族的带具，蹀躞玉带并非直接传承自汉代的玉牌贝带，而是西亚、中亚与北亚腰带传统的融合，传承至隋唐宋辽直至明清。蹀躞玉带最早的实物见之于北周骠骑大将军若干云墓，但或许在西汉早期如临淄范家庄汉墓所出已见端倪。
注释：
[1]a.《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b.《带钩及其演变》，《文博》1996年第1期。c.《古代带钩用途考实》，《文物》1982年第10期。d.王仁湘编著《善自约束：古代带钩与带扣》，肆、出土玉带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e.公众号“器晤”中的王者双钩、一枚老旧的玉带钩。
[2]周晓晶：《玉带钩的类型学研究》，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3]黄展岳：《关于两广地区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
[4] 孙机：《东周、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文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授育出版社，1996年。
[5]a.卢岩、单月英：《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饰牌》，《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第47页。b.单月英：《中国及欧亚草原出土的长方形腰饰牌与饰贝腰带研究》，肖小勇主编《交流与互动：民族考古与文物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0～181页。
[6]潘玲：《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文化文流的转变》，《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99～507页。
[7]左骏：《浅谈“贝带”》，《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8]褚馨：《汉晋时期的金玉带扣》，《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
[9] Li Yinde， Archaeological Finds of Gold Belt Buckles with Animal Designs from the Han Dynasty [C]. James C.S.Lin (eds.). Life and Afterlife in Han China [C]. The Fitzwilliam Museum 2014 pp.74-87.
[10]邓淑苹：《玉带---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结晶》，《北方民族考古》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9～61页。
[11]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文物》1979第3期。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科学出版社，2005年。图版203、 206。
[12]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12期。
[13]莱西县文化馆：《莱西县董家庄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9》1985年。
[14]潍坊市博物馆、五莲县图书馆：《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1987年9期。
[15]黄岛区博物馆、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田家窑墓地M1发掘简报》，《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4～83页。
[16]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17]现藏徐州博物馆。
[18]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19]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图版下。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刘贺墓出土玉器》，《文物》2018年第11期。
[2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宁夏考古组、同心县文物管理所：《宁厦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22] 神秘匈奴墓葬挖出“2137年前的iPhone”，https://www.huanqiujiemi.com/JdAl1e8.html
[23]a.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第43-49页，图版四。b.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夹马营东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4年，第136～137页。c.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河南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24]藏品的具体信息蒙剑桥大学费兹威廉博物馆亚洲馆馆长林政升先生惠赐，特此致谢！
[25]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玉器选萃》，国立故宫博物院1970年。图18。
[26] 蔡庆良著：《汉代玉器》，震旦文物基金会2005年。图104。
[27] 邓淑苹：《藍田山房藏玉百選》，年喜文教基金會，1995。图87。
[28]安徽省文物工作队、芜湖市文化局：《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29]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砀山西汉粱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30]a.商博：《永城芒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文物报》1986年10月31日1版。b.商丘地区博物馆：《永城县芒山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c.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大象出版社。2010年。
[3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
[33]a.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昌乐县东圈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b.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考古》1993年第6期。
[34]咸阳底张湾北周若干云墓出土八环蹀躞带的鞓后衬鎏金铜片，西安何家村窖藏九环蹀躞带背面有似为角质的衬板。详见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35]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36]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页。
[37]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37页。
[38]邹厚本 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8期。
[39]左骏：《从长沙西汉曹嫂墓出土“龙马玉珩”谈起》，《湖南省博物馆馆刋》第三辑，第307～315页，注22。
[40]长沙市文化局：《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文物》1979年第3期。
[41] 左骏：《浅谈“贝带”》，《中国历史文物》206年第6期。
[42]耿建军、马永强：《徐州市天齐山汉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93～194页。
[43]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玉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彩版四五。
[44] 南京博物院编：《长相忘—读盱眙大云山王陵》，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28～447页。
[45]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M10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4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4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重庆巫山县巫峡镇秀峰村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0期。
[48]喻燕娇：《汉代长沙国王侯墓出土玉器述论》，北京艺术博物馆等著《龙飞风舞》，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
[49]何枰凭：《巧以珠玉饰深衣——西汉王室墓组玉佩探析》，《文物天地》2018年第3期。
[50]南京博物院 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M10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51]郭宝钩：《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52]马德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53]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80年第7期。
[5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
[5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固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56]李银德：《安徽出土汉玉四札》，张宏明主编《玉英溯源----安徽历代玉器研究文萃》，黄山书社，2015年。
[57]a.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中共定县县委宣传部、定县博物馆：《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文物》1976年第7期。b.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5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三角圩墓地》，科学出版社，2013年，北。
[59]梅原末治编：《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增订)，日本京都小林出版部，昭和十八年十一月。图版第九八下。梅氏名曰“嵌玉金银错文牺形带钩”，原日本大阪中山商会藏。
[60]南京博物院编：《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68页。
[61]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临淄范家村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4期。
[62] 邓淑苹：《玉带---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结晶》，《北方民族考古》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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