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邀明月且听风吟（且歌且行记在云中）
且邀明月且听风吟（且歌且行记在云中）在这次地震中，许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很多城镇和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把人心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讲，唯有语言。从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个时刻开始，三个多月时间，在我每天的持续写作中，词语们映照而来，它们都发着微光，把来路照亮，我用它们构建一个世界，它们集体的光把这个世界照亮。地震在瞬息之间，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把一个家庭几十甚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把数代人、数十代人建设起来的村落、城镇及其他公共设施毁于一旦。悲痛那是当然。起而抗争的壮烈，那是当然。举国驰援，恩深爱重也是当然。倾听生命的呼唤当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当她有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不会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需要继续等待。用她的话说，是在等待听见一种“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郭红松绘
空中俯瞰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 王 曦摄(新华社发)
这些年我一直在行走，从我的故乡马尔康到成都，再到世界各地。最让我牵挂的，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汶川的那场特大地震。
倾听生命的呼唤
当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当她有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不会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需要继续等待。用她的话说，是在等待听见一种“腔调”，只有当这种腔调在耳边真切响起，被她听到，这才是写作的开始。
在汶川地震10年后，我开始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那种“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一个小说家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我作为一个志愿者，亲历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和重建的过程，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听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冲动，但我多次抑制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没有听到“腔调”的出现，为此还得常常承受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
地震在瞬息之间，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把一个家庭几十甚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把数代人、数十代人建设起来的村落、城镇及其他公共设施毁于一旦。悲痛那是当然。起而抗争的壮烈，那是当然。举国驰援，恩深爱重也是当然。
在这次地震中，许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很多城镇和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把人心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讲，唯有语言。从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个时刻开始，三个多月时间，在我每天的持续写作中，词语们映照而来，它们都发着微光，把来路照亮，我用它们构建一个世界，它们集体的光把这个世界照亮。
我想，当我面对灾难，书写灾难，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语言方式所说的那样，要“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观望着，猜测着”。“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我让主人公在他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中行动，在他的现实世界中行动，而我作为一个书写者的任务只是“观望”和“猜测”，一个凡人、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如何依据情感的逻辑演进成一个伟大的英雄。
喊出向上的力量
我自己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仰。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对这种古老的信仰系统怀有相当的敬意。它的核心要义是尊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
且歌且行，记在云中。我的所记所歌，用的是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我将其作为感知世界的出发点，使我能够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经验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语言自身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这是一种对事物、对生命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如何将这种生动的感知转到中文里来，也是我面临的考验，古典中文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
那是杜甫所写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伟大时刻，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
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刻。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式从未对现实取得过这样的伟大语言胜利。
我试图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努力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努力把眼光投向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此时，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全面失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是我所需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情感控制的能力，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那些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词语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两种母语的滋养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
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
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这种伟大语言所擅长的，需要珍视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思，最终还是要等待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在写作过程中，词语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到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义之外，捕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已麻木的词又复活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撼它，它会发出新的声音，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语词是它的地基，语词是它的门户，语词是它的穹顶。写作就是召唤语词加入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重新构建。
作为一名记录者，我认为一部优秀作品最大的魅力就是“审美的光芒”，这种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
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当我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喜欢把很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做中文，因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做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非常伟大的滋养。
(阿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集《月光里的银匠》《遥远的温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草木的理想国》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意、德、俄、日和西班牙等十数种语言在海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