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人生的沉浮（五味青春引子）

五味人生的沉浮（五味青春引子）初中的孩子，能看什么呢？课本，已经看完了，那会儿，还没想到自学 想着课本等学校上课，有了再看。或者 分配个工作再看该学什么。也就是看看小说，兼看一些历史什么的，基本是学校上课时“课外阅读”式的。四大名著，在那会儿算是看全了，高尔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等，再加上中国的一些作家 看了不少小说。哥哥借回来的书，也常凑上去看，常常看到后半夜。母亲见我们看书，也不管我们，只是太晚了，会提醒我们：该睡觉了。我记得，有一次去学校路过图书馆，里面被弄得乱七八糟，拣了一本周立波的《在谷场上》。有一回，翻父亲的书箱，翻出一本油印的《怎样写作文》，下面是父亲的名字，原来是50年代父亲给部队学员讲课用的，拿来看了，心想，没想到父亲还有这两下子!还记得父亲在开头的那句话：“什么叫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学校有几次开会，批判校长和其他的“当权派”，比如教导主任，还有一些老师，

1959年9月，我幼儿园“毕业”了。尽管还差几个月才到7岁，但我是那所小学办的幼儿园的“毕业生”，顺利地升入小学。

幼儿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铅笔盒，里面是一根直尺、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一把铅笔刀。

母亲给我买了一个书包，蓝色的，书包上的图案是一只背着书包的小鸭子，迎着太阳，张着嘴，无忧无虑，好像在唱歌。书包上写了四个字：“聪明伶俐”。母亲拿着书包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孩子，你聪明伶俐，一定会好好学的。”母亲的话，饱含着期待的，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母亲给了我自信，我也知道了母亲的期望。

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跟着父亲（那时父亲在部队）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也跟着转了几次学，直到二年级下学期，总算在江南的一个城市里待了两年多，读完了四年级。1963年11月，跟着父亲到了北京，没读五年级，直接上了六年级。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育英中学读初二。1965年，初二的第一学期，刚开始，是报纸上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们正常上课，只是课间看看报纸，同学间也有议论。到了1966年的5月，不知怎么的，就不上课了。学校来了工作组，说是领导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年的6月，学校组织我们到田村的双槐树参加夏收。上中学后，每个学期，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时间大约一周到十天。可那次劳动的一个后果，却是原本一个班的同学，似乎分成了两派。起因是这样的，我们每天的早饭，是窝头和棒子面粥。有同学为了就窝头，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几分钱的咸菜，被一些同学告到了老师那儿，于是老师批评，说是“咸菜资产阶级”，因为贫下中农没有买咸菜，而我们没有咸菜就吃不下窝头，说明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好好接受批评，好好改造，要“触及灵魂”。于是爆发了一场辩论，有同学支持，有同学反对。

劳动结束，回到学校，课是不上了，工作组也被赶走了，说他们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学校里的教室，也和原先不一样了，乱糟糟的，教室、走廊里 到处都是大字报，教室外面也是 ，有揭发批判校领导的，也有揭发批判老师的。晚上还有同学住在学校里，说是“护校”。对于初期点不上课，拒人也感到几分轻松：不用做作业了嘛，也不用想考试了。正是夏天，几个同学或是到河边游泳，或是到别的地方玩儿。

学校有几次开会，批判校长和其他的“当权派”，比如教导主任，还有一些老师，我去了一次，回来向母亲说，母亲说：“以后不要去了!老师教你们多不容易，你们去折腾个啥!在家，想玩就玩，玩烦了，看点书。我就不信，不看书能有什么出息!”母亲不再叫我上学。

初中的孩子，能看什么呢？课本，已经看完了，那会儿，还没想到自学 想着课本等学校上课，有了再看。或者 分配个工作再看该学什么。也就是看看小说，兼看一些历史什么的，基本是学校上课时“课外阅读”式的。四大名著，在那会儿算是看全了，高尔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等，再加上中国的一些作家 看了不少小说。哥哥借回来的书，也常凑上去看，常常看到后半夜。母亲见我们看书，也不管我们，只是太晚了，会提醒我们：该睡觉了。我记得，有一次去学校路过图书馆，里面被弄得乱七八糟，拣了一本周立波的《在谷场上》。有一回，翻父亲的书箱，翻出一本油印的《怎样写作文》，下面是父亲的名字，原来是50年代父亲给部队学员讲课用的，拿来看了，心想，没想到父亲还有这两下子!还记得父亲在开头的那句话：“什么叫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

就连大串联，我都没去。那回，和同学说好，跟他们一起去杭州，回家跟母亲说，母亲说，那么点小孩子，知道什么，再出个什么事，跟你父亲怎么交代？一直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母亲才让哥哥带着我出去了一趟。至于其他，母亲对我们很宽容，我们养过狗、鸽子、鱼、鸡、兔子，弟弟还养过白老鼠，甚至蚂蚁！母亲给它们打扫卫生，有时我们忘了，母亲还给它们喂食喂水。

后来，“复课闹革命”，回学校上了几节课，只学了一句英语：“Longlifeto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这就是全部成果。再接着是军训，工宣队进校。

工宣队一进校，把我们召集起来开会。我还记得，那是在教室外的一堆弄坏的桌椅旁。工宣队队长拿着桌子腿敲着桌子说：“我们就是来占领学校这块阵地的，不管你们的爸爸是部长还是司令，我们一样把他打倒!”言外之意是你们老实点!对于我们的未来，他们说，要和工农相结合，要到农村渠改天换地，否则，就要“把学习班办到你们家炕头上去”!

1968年7月开始，就有同学离开学校，先是黑龙江建设兵团（还要“政审”，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个“词儿”），接着是内蒙古插队。9月，我们到北京橡胶一厂劳动，跟着工人师傅做车胎，这期间，听说要“插队”。何谓“插队”？我不知道，以前没听说过。问同学，才知道，“插队”，就是到农村，就是上山下乡。

11月，工宣队开始做工作了。请来了知青典型蔡立坚，在小学部的大礼堂里，给我们讲杜家山，讲贫下中农，讲老支书。对于将要插队的地方，工宣队说：“我们去考察过了，那儿的贫下中农已经盖好了大瓦房，欢迎你们；还修好了游泳池，丰富你们的生活。你们主要是修大寨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工宣队还说：“那儿的柿子甜极了。”还有，土豆比西瓜都大，等等。不过，后来我们到了夏县，刚开始没看见土豆，后来看见了，却比北京见过的还小，至于西瓜那么大的，不好意思 我到现在都没见过。

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受的是革命教育 ，很有些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关于农村的印象，大都是课本、小说、报刊给我们的，那青山绿水、黄天厚土，还有董加耕、邢燕子等下乡知青的“大有作为”，给了我们不少的诗意和想象。“文革”两年多了，按说1967年就该毕业了，可到了1968年，还在学校当初中生。工宣队的喋喋不休让人厌烦，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红色接班人的理想、想干点事业的革命壮志，还有已长大成人却又仰食父母的失落，等等，等等，使我们选择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

学校里也有积极的，那决心书，红红的纸、大大的字写着，贴在显眼的地方，我们不想凑那个热闹。可除了插队，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其他的出路（1969年春节，我碰到几个没去插队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他们告诉我，工宣队有人对他们说过，不要去插队，会有工厂要人的。可没人这么对我们说过，想来也可以理解：人家是工宣队熟悉的工人阶级子弟）。几个同学一商量，早晚都是走，于是报了名，很快批准。办完了户口，看到母亲那凄然而又无奈的神情。多少年后，当我看到儿子的出国留学的签证时，才些许地体会到母亲当年的心情，那是包含着多少的不舍和担心啊!运走了行李，想起哥哥在帮我收拾行李时说的：“现在是我们一起捆，到打开行李时，就是你自己了!”

我们在学校就被分好了组，我们这一组共30人。虽然40多年了，名字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是：俞伟志（班长）、刘杰（副班长）、杨广勤、张建植、王文丽、陈苏陵、赵葛田、程春芝、孙卫荣、洪晓萍、梁少英、李永捷、冯垣、孙桂琴、王玉琴、刘森、兰西民、郇中建、张建宏（张玲玲）、乔辉、朱彦明、张东、赵小平、朱智慧、肖燕燕、王斌、樊晏平、张熙源、吴风义、蒋学琴。

我们30个同学都是初中。，除一人是老初三的，即66届的外，其余大都是67、68届的，还有2人是69届的，跟着熟悉的同学来的。年龄从15岁到19岁。我们班报名到夏县插队有11个人，在我们组的就有8个。在这8个人中，属龙的就有4个，出生年月从1952年2月到1953年1月。这8个人是：梁少英、刘森、张熙源、张建植、赵小平、郇中建、张建宏、王文丽。

1968年12月20日，这个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天，我们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插队的生活。对即将到来的插队生活，我们是没有准备的，对农村的印象，也就是在学校参加的集体劳动，我甚至觉得，这就是一次集体劳动，只不过时间长一些，地方远一些。我们此时所知道的，只是工宣队的解说、知青典型（比如蔡立坚）的演讲，还有自己的猜想。

这一天，凌晨4点，我和母亲，哥哥就起床了，看了看还在睡梦中的弟弟妹妹，我们就出门了。学校规定5：30发车去北京站。天黑黑的，哥哥推着自行车，陪着我和母亲，他准备骑自行车去火车站，而母亲则和我一起坐车去，我们默默无语地走着。到了学校，把守车门的老师面无表情而又公事公办地说：“家长不能上车!”我的心里掠过了一阵凉意，无奈地看着母亲和哥哥默默地离开学校。

到了北京站，汽车直接开上站台。我在站台上焦急地等着母亲和哥哥。终于，看到了他们匆匆的脚步和急急的目光。这时，我才知道，哥哥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坐车，他骑车把母亲带到车站。站台上，母亲的嘱咐、难以掩饰的担心，泛红的眼圈和不时流下的泪水，哥哥佯装的镇定和叮咛，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真要离开他们了!心突然就空落落的，那种感觉，难以言说!但我想好了：无论如何，决不能哭!以前是无忧无虑的孩子，而现在开始，是个大人了，是大人就要懂事，不能再让母亲难受，因此，决不能哭!

我记得是大约10点钟的时候，车起动了。顿时，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看到了母亲的泪水，看到了哥哥那泛红的眼圈。心里难受，我强忍着，扭过了头，却又不时地偷偷看看他们，只见母亲和哥哥，一边流着泪，一边挥着手。此一去，不知何日再见!后来，哥哥告诉我，他看见我脸憋得铁青，“难看极了”。

车厢里，不知谁拉起了手风琴，伴着那琴声，是一个雄厚的男中音，那是《山楂树》：“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跟着的人越来越多，有男声，有女声，不少还带着哽咽声。还有《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唱了不少歌，可我记得的，唯有这《山楂树》和《小路》。华北平原上一趟知青的专列，轰隆隆地向黄土高原驶去，那歌、那景、那情是如此的贴切。多少年，每当听到这两首歌，在我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当年在火车上的那难忘的一幕。

前面又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